根据有关女性人类学者民族志文本的生产时间划分，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大致有四个阶段：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20世纪早中期、20世纪中后期，以及20世纪末。第一阶段时间上与美国的进步时代（Progressive Era）相吻合，从维多利亚时代过渡到现代的过程为女性意识的现代性转向提供了社会思想基础。^[2]第二阶段可以说是女性主义思想的萌芽阶段，女性意识开始具有现代性理念，人类学研究中出现众多专业受训的女性学者参与田野研究与民族志文本写作的痕迹。第三阶段是女性主义思想成熟期，包括两次女性主义浪潮的连接，将生物性别与社会性别的概念进行区分批评的时代。这一时期关于女性民族志的讨论也从19世纪末的“女性的问题”转移到“女性的视角”。第四阶段则针对阶级、种族主义、同性恋与异性恋视角等问题的讨论进行检视，反思主导学术界的白人、中产阶级的主体视角的有效性。这几个时段划分并非绝对的线性标记，在对女性经验这一概念的使用和解释上有出现前后循环、并置，甚至断裂的特点。在这一个世纪的历史中，女性学者的数量逐渐增长。她们发现了学科中存在的性别偏见、忽视等问题并对此修正，使人类学领域不论理论还是方法论各方面都加强了对女性研究对象经验的重视。然而，在为了修正传统男性中心分析方法的局限性而“加入女性视角”的进程中，以往大多只关注女性研究对象经验的现象并不能全面地抓住问题核心。故本书在此进行时间梳理，将女性人类学者的民族志文本置于历史背景中，通过分析其流变来解读知识生产出现的种种问题。此外，恢复和重新评价女性人类学者的学术贡献，将女性研究者经验同女性研究对象经验两者予以同样的重视，或许可以更好地理解社会性别问题与女性的角色。人类学强调特殊的特点给女性研究者提供了作为女性进行研究的原因与平台，反过来女性研究者也在学科发展进程中扮演了推动者与改革者的形象，甚至影响了历史思潮的更替。(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