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志作为一种经典的方法论和学术范式，是文化人类学研究的基础。随着各种社会思潮的发展，经典民族志文本生产中的作者叙述权威被人们所质疑。人们开始重新思考对关于作者如何对田野调查中研究对象知识进行表述的问题，并将分析研究者主体性因素纳入民族志研究的范围。1986年由詹姆斯·克利福德和乔治·马库斯合编的《写文化》一书将民族志重新定义为经由写作者经验建构的、文化描述的写作，因此具有反思性和文学性的特点。但是，在这场讨论中却并未将女性人类学家的民族志文本写作列入具有新型民族志特征的范围。事实上早在人类学学科成立初期就已出现女性研究者参与的痕迹，并且在民族志研究的各个环节都体现出创新性特点，然而这些现象并未引起学界重视。尽管有很多研究资料表明人类学者性别经验的不同会影响到知识生产的结果，但在研究方法中依然缺少对性别经验的区分与正面梳理。

本书主要以性别视角来分析女性人类学家的主体性经验在民族志文本生产的各个环节中产生影响的途径。在19世纪末人类学的民族志研究方法确立时，已经有女性开始扮演人类学家的角色出现在他者文化的田野中，对异文化进行描述。她们起初进入田野的方式是作为人类学家的妻子的身份，在田野工作中进行一些辅助性的记录活动，并根据材料进行一些私人化的写作。这部分作品被视为人类学研究的补充性材料或是在田野调查工作期间发生的逸闻趣事，因而并未引起学术界的重视。随后，20世纪初，出现接受过人类学专业训练的女性学者在北美普韦布洛印第安地区对土著社会、民俗及艺术等方面进行民族志研究，并对北美西南地区的人类学研究作出贡献。但是，这些女性人类学家在她们在世的时候并未能得到应有的评估，一直被遮蔽在男性荣誉组成的人类学史话语背后。

后来，伴随女性主义思潮的影响，开始有一部分女性人类学者对经典民族志中的一些田野环境重新进行考察，对传统人类学中涉及女性现象的忽视或误读提出批判。批判传统人类学对于宏观社会文化的关注也往往是只见普遍而不见特殊。在诸多社会文化现象中，与性别角色差异有关的内容常常在材料中占据显赫地位，可对有关亲属关系、仪式禁忌、生产经济活动中的女性作用的分析却时有被忽略。过去人类学视域中将女性囿于家庭、生育等内部范围进行研究，或使用建立在男性经验基础上的理论作为统一化、普适化的知识概括女性知识。而通过这些女性人类学者的努力，涌现出一系列建立在女性经验、立场观点上的作品，重新关注女性在社会、经济、宗教、政治等领域的作用。同时，也将女性人类学者自身视为研究客体，把自己的个人经验放置在同研究对象间的互动关系中进行分析，强调一种互为主体性的、连续的、实践意义上的女性经验研究。并在此基础上，产生了不同于经典民族志创作范式的写作技巧。

然而，在关于民族志转向的“写文化”大讨论中，却对女性主义的民族志书持否定观点。马尔库斯和克利福德等人认为女性主义在文本写作上的创新上并没有明显贡献，而有创新的策略却并非建立在女性主义理论基础之上。这里存在着“男性凝视”（malegaze）假设的偏见：

第一，女性从19世纪末开始的民族志书写因作品过于文学性而被排斥于学术规范要求之外，这也是女性学者被边缘化的主要原因。女性个人化的声音常被低估其价值，而男性学者使用这种技巧时则被标识为“实验性”或“反思性”的文本创新。

第二，偷换了“女性主义”的概念核心。女性主义视角并非仅仅局限于“女性”这个范畴，而是以女性视角来重新解释既定存在的所有范畴。

女性人类学家从民族志研究诞生初期就已经开始采用了不同于传统范式的方法，除去对民族志文本写作创新之处的贡献外，女性人类学家同时在民族志知识生产的各个环节，因自身的性别特质而在研究方法上呈现出有区别于男性学者之处。整个过程包括田野调查、对数据的分析解读，以及如何将田野材料转化为文本写作。在这几个环节中，研究者主体会采取性别化的差异性方法，同研究对象进行互动。民族志文本就产生于这些相互作用的动态过程。本书以现象学为研究途径描述主体经验如何在人类学社会学研究中被加以应用。女性主义观点反对以实证主义的“科学客观性”作为唯一标准衡量人类行为的各个方面，在具体的民族志知识生产各个环节中，女性人类学家的经验痕迹应用在研究实践中，不仅检验了西方传统知识论的有效性，也对民族志方法论的发展提供了新的途径。关注研究者个体的“自我”、自我意识以及个人行为，而不同于过去关注“集体意识”与宏大叙事的研究方法。自我意识会影响个体解读分析事物的视角，同时个体所存在的社会又会对个体的意识产生明显地塑造痕迹。20世纪初的人类学家在田野研究中早已发现，研究者的性别会直接影响到他们收集材料的类型，并且研究者的性别还会影响到对他们的研究结论科学性与否的评判，甚至对他们在人类学学科的学术地位有一定作用。因此本书的新意之处是把女性人类学家个体的自我放置在“田野调查—分析资料—文本写作”的民族志知识生产途径来检视自我如何产生影响，又如何被环境塑造以及探讨这一动态互动过程中的张力。具体影响途径包括以下几部分：(www.daowen.com)

在田野调查环节：首先，经典民族志的参与研究方法强调研究者主体尽量客观的呈现观察所得，民族志主旨在于提供较为全面、客观的整体性全景研究。但实际上在对女性研究对象的访谈、观察、参与过程中，男性研究者因为性别因素不能获得与受访者近距离进行调查的机会，或会忽视一些女性行为的含义，却将所得观点作为全面性、真实性的知识结论。其次，尽管很多资料显示男性与女性的田野研究经验有不同，但很多田野研究方法论教材却仍然将性别视为统一体而忽略差异性的介绍。女性研究者在面对不同的田野场中对象时，会采取不同的身份微调来进入并适应田野场，因而具有较男性学者更多的灵活性。并且，这些新的途径也会引发一系列的重新界定研究者个体自我与学术自我之间的学术伦理的思考。最后，女性研究者在进入田野时，面对女性研究对象会寻找自己合适的位置，而研究对象也会对她进行定位。因此，女性群体并非是一个无差异整体。在女性内部的相互之间也存在种族、族裔、阶级、年龄、性取向的多方面因素的影响研究身份的建构。情境建构下的研究者的田野调查提供了相应的实际经验而非只是规范式的书写模式。民族志方法论中的参与观察法也同样具有性别化的特点，女性人类学家在角色投入程度上、处理与受访人的权力关系上都表现出可协商性，给予对象更多表述声音的机会。在此基础上产生的知识具有真正意义上的全面性。

在材料解读环节：首先，女性研究者常会选择关注一些不被男性学者所重视的与日常性、情感性相关的信息作为材料，结合个人经验主体性的描述与分析来探讨这些琐碎细小背后所隐含的社会性、文化性的指涉。在对材料的描述中充分体现出研究者自身的情感性因素。因此在分析女性研究者的民族志文本时应结合她们的个人田野笔记、回忆等方式进行比照，并将对话等语言交流作为案例进行描述性的分析。因为，语言交流重视日常经验，将人类学者与研究对象语言的交流（包括非语言的交流）记录下来，并进行意义分析的编码过程，也是研究者个人经验与交谈行为产生关联的过程。在对研究对象的实践细节分析时，也令民族志信息与人类学者个人信息有所协调。其次，虽然女性人类家在进行材料分析时会体现自我的影响，但作为学术主体的身份意识也会将代表学科主导的父权意识带入解析中，借鉴一些权威性的观点来多方证明自己的发现，表达了知识从确定性到不确定性的一种过渡。这种复调式的分析方法也对女性研究者构成一定的局限性，特别是在早期女性人类家的研究中常见。但从另一种角度来看，女性学者进行材料收集与分析时不是强调主导性、控制性的声音，而是采取交互性、语境化的方式。传统的方法论强调研究者主体的声音，而女性民族志则是通过个人的声音将多重声音整合在一起。

在文本写作环节：在早于作为“写文化”的实验性民族志写作被提出之前，就出现女性人类学家尝试将个人经历与田野实践结合进行写作的方式。体现于民族志体裁则以自传体、生命史、传记为主要表现形式。书写方式则以故事讲述（storytelling）的对话结构为主要方法之一。实验性书写将个人自传式生活与学术范式、书写目的、文本体裁选择相联系，其中故事讲述风格则给予受访人更多的言说权力，这种方法贯穿田野实践的采访过程及对材料的处理表达，相比人类学者独自的演说（speech），故事讲述更像一种对话式的分析技巧。女性人类学运用自传体与个人经历的研究方法，将作为人类学者的个人意识与系统性集体性的经验模式作总体观照与循环解读，民族志核心的声音，即使不为女性人类学者本人的声音，也常作为一般意义上的女性被研究群体的典型的经验。女性人类学者，同故事叙述人（受访人）双方的声音交织在民族志文本中，呈现出不同意识形态，将女性人类学者的作者经验、作为女性的个人经验及同受访对象之间共同构筑而成的集体意识层次性的展现出来，而达到一种多重主体的话语权威建构。

因此，女性人类学家进行民族志文本生产过程时较为强调身份建构：将人类学者个性化的叙述纳入民族志中故事的表述方式中予以思考，表达出多重声音、反思性及个性等因素。在田野场同研究对象互动过程中，人类学家的性别、年龄、种族和阶层等固定位置因素都影响到如何收集信息；在解读田野信息时，个人经验和经历等主体性因素，使解析视角从日常与情感关联出发；在书写文本时，表现为人类学家使用的文本书写语言具有一定文学性，第一人称、第二人称、第三人称的选择反映出人类学家如何表述自己与田野中他者的关系与距离。用反思性的方式来看待对自己的审视——我知道什么，我如何知道？人类学者自己的声音在民族志中亦为一种伦理技巧，揭示出研究主体与研究对象的互动之间形成的解释。特别是女性主义批评中具有“女性神秘”特质的多重声音。这种声音在文本中是经过建构的，并非第一时间内的表述，也引发出女性民族志的文学性特点与传统学术范式之间的思考。

本书中涉及的女性人类学家并非局限于女性主义者，所列举的具有女性意识的民族志研究方法也并非局限于女性主义研究提倡的两性平等的规则，或只针对女性生活进行的研究。而是将强调通过研究者主体的性别化经验对在自身“视域”内的田野、文本生成的理解。在理解这些田野事项时，并不是单数女性研究者个体，而是一个“复数”的经验主体。研究者的内在自我经验，受到外界环境的影响，在民族志文本中形成“视域融合”，最终使自我的经验与研究对象经验融合在民族志文本中整合成具有女性意识表述的经验知识。另外，本书并非以一种独断性观点来强调经验的普遍性或特殊性，人类学在诞生和发展的过程中，采用各种方法试图用全球化的眼光来整合人类的文化“经验”，并且把这些经整合过的人类文化“经验”纳入社会进化的发展框架中，普遍主义是它的内在追求，却在20世纪人类学转向时被强调人类经验是无法概括和抽象的，建立在人类有限和局部生存经验之上的地方性知识也就拥有特殊性。“知识”亦是由人们的参与经验发展而来的，包含着关系的组合。知识的特性既非单一，亦非普遍，而是具有时间性、空间性意义上的相互关系的特点。在这一意义上，女性研究者经验对民族志知识生产起到一种补全的作用，在真正意义上实现人类学研究的知识的全面、可以体现完整主/客位观的价值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