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狃浅识狭闻，执偏见曲说，守陋规俗套，斯人也，若为乡里常人不足轻重，若居高位有令名，其坏世教不细。

[译文] 拘泥于浅识狭闻，固执于偏见曲说，遵守那陋规俗套，这种人啊，如果是乡下的普通人还无足轻重，若居于高位又有好名声，对世教的损害肯定不小。

●文姜与弑桓公，武后灭唐子刊、，更其国庙，此二妇者，皆国贼也，而柑葬于墓，柑祭于庙，礼法安在?此千古未反一大案也。或曰：子无废母之义。噫!是言也，闾阎市井儿女之识也。以礼言，三纲之重，等于天地，天下共之。予之身，祖庙承继之身，非人予所得而有也。母之罪，宗庙君父之罪，非人予所得而庇也。文姜、武后，庄公、中宗安得而私之以情?言弑吾身者与我同邱陵，易吾姓者与我同血食，祖父之心悦乎?怒乎?对子而言，则母尊；对祖父而言，则吾母臣妾也。以血属而言，祖父我同姓，而母异姓也。在为母忘身可也，不敢仇；虽杀我可也，不敢仇。宗庙也，父也，我得而专之乎?专祖父之庙以济其私，不孝；重生我之恩而忘祖父之仇，亦不孝。不体祖父之心，强所仇而与之共土同牢，亦不孝。二妇之罪当诛，吾为人子不忍行亦不敢行也。有为国讨贼者，吾不当闻亦不敢罪也。不诛不讨，为吾母者逋戮之元凶也。葬于他所，食于别宫，称后夫人而不系于夫，终身哀悼以伤吾之不幸而已。庄公、中宗皆昏庸之主，吾无责矣。吾恨当时大臣陷君于大过而不顾也。或曰：“葬我小君文姜。”，夫子既许之矣，子何罪焉?曰：此胡氏失仲尼之意也。仲尼盖伤鲁君臣之昧礼而特著其事以示讥尔。曰“我”言不当我而我之也。曰“小君”言不成小君而小君之也，与历世夫人同书而不异其词，仲尼之心岂无别白至此哉?不然姜氏会齐侯，每行必书其恶，恶之深如此，而肯许其为“我小君”邪?或曰：子狃于母重而不敢不尊，臣狃于君命而不敢不从，是亦权变之礼耳。余曰：否!否!宋桓夫人出耳，襄公立而不敢迎其母，圣人不罪襄公之薄恩而美夫人之守礼。况二妇之罪弥漫宇宙，万倍于出者。臣子忘祖父之重而尊一罪大恶极之母以伸其私，天理民彝灭矣。道之不明一至是哉?余安得而忘言。

[译文] 鲁桓公的夫人文姜，参与了杀害桓公的事，武则天皇后杀了不少李唐的子孙，还更改了国号和宗庙，这两个妇人，都是国家的奸贼，而死后还与其丈夫合葬在一起，还合祭于祖庙，这样做，礼法安在?这是千古没有翻过来的一个大案。有人说：没有儿子废弃母亲的道理。唉，这种话，是民间市井儿女的见识。以礼来说，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三纲之重，等于天地，天下要共同遵守。人子之身，是要承继祖庙的，不是人子自己所独有的。母之罪，是对守庙君父犯了罪，不是人子所应庇护的。对于文姜、武后，鲁庄公、唐中宗怎么能以私人感情来庇护他们呢?如果说杀我的人可以和我同埋一个墓穴，更改我国号的人可以与我同享庙祭，祖先和父亲的心会高兴呢?还是会发怒呢?对于儿子来说，母亲是值得尊重的人；对祖宗和父亲来说，我的母亲只是臣妾。从血统而言，祖宗、父亲是和我同姓的亲人，而母亲则是异姓。儿子为了母亲可以忘记自身，不敢与母亲为仇；母亲即使杀了儿子也行，儿子也不敢与母亲为仇。但是对于宗庙的事，对于父亲的事，我能独自做主吗?以个人的感情来决定宗庙和父亲的事，这是不孝；只看重母亲生我的恩情而忘记了祖宗、父亲的仇恨，也是不孝。不体恤祖宗、父亲的心，强使他们与仇人同墓共穴，也是不孝。按这两个妇人的罪行，应当诛杀，但作为人子，不忍心这样做，也不敢这样做。有人为了国家而讨伐我的母亲，我不应当过问这件事，也不敢给他们加什么罪名，因为，如果过问了而对讨贼者不诛不罚，就成为帮助杀我母亲罪犯的元凶。所以只能将母亲葬于别的地方，在那里祭祀她，称作后或夫人，而不将她与丈夫合葬。终生都哀悼她，为我的不幸伤心而已。鲁庄公、唐中宗都是昏庸的君主，我不责备他们。我只恨当时的大臣使国君陷于大的过错中而不管不顾。有人问：《春秋》记载“葬我小君文姜”，孔子都认可的事，你为什么还要责怪呢?我回答说：“这是胡安国误解了孔子的意思，孔子是为鲁国君臣的不懂礼而忧伤，特意这样写，是用来表示讽刺的。称“我”，是说不配当我的小君，才用了“我”字。称“小君”，是说称不起是小君，才用了“小君”，如果用与历代夫人同样的称呼而不改变，孔子的内心不能分辨是非到了如此地步了吗?事实并非如此，文姜每次和齐侯相会，每写到这些，孔子必书写其恶行，孔子对文姜厌恶的如此厉害，而肯称许她为“我小君”吗?又问：有时儿子拘泥于对母亲的尊重，而不敢有不尊的表示；臣子拘泥于国君的命令，而不敢不服从，这也是权变的礼节啊!我说：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宋桓夫人被赶出了国门，她的儿子宋襄公继承了王位也不敢把她接回来，圣人不以襄公之薄恩为错误，而赞美他能够守礼。况且文姜和武则天这两个妇人的罪恶弥漫宇宙，比宋桓夫人的罪恶大一万倍，臣子如果忘记了祖父的重要而尊崇一个罪大恶极的母亲，用来表示个人的爱心，连天理伦常都没有了，道的不明已到了这种地步了吗?我怎么能不把这个道理讲出来呢?

●春秋人计可否，畏礼义，惜体面。战国人只是计利害，机械变诈，苟谋成计得，顾甚体面，说甚羞耻。

[译文] 春秋时期的人，要计划一件事是否可行，还要考虑是否合乎礼义，还要顾及体面。战国时期的人，只是计算利害，利用机械变诈的手段，如能谋成计得，还顾什么体面，说什么羞耻。

●自古圣贤孜孜汲汲，惕厉忧勤，只是以济世安民为己任，以检身约己为先图，自有知以至于盖棺，尚有未毕之性分，不了之心缘。不惟孔、孟，虽佛、老、墨翟、申、韩皆有一种毙而后已念头，是以生不为世间赘疣之物，死不为幽冥浮荡之鬼。乃西晋王衍辈一出，以身为懒散之物，百不经心，放荡于礼法之外，一无所忌，以浮谈玄语为得圣之清，以灭理废教为得道之本，以浪游于山水之间为高人，以衔杯于糟曲之林为达士。人废职业，家尚虚无，不止亡晋，又开天下后世登临题咏之祸，长惰慢放肆之风，以至于今。追原乱本，盖开衅于庄列，而基恶于巢由，有世道之责者宜知所戒矣。

[译文] 自古以来，圣贤们孜孜汲汲，忧心忡忡，辛勤劳苦，只是以济世安民为己任，以检身约己为首务，从有知到盖棺，不停努力，尚有未能完满的性分内之事，尚有不了的内心愿望。不只是孔子、孟子，即使是佛、老、墨、翟、申不害、韩非，也有一种死而后已的念头，使活着时不至成为世间赘疣之物，死了以后不至成为阴间浮荡之鬼。自从西晋王衍之辈出现，认为身体是懒散之物，做任何事都漫不经心，放荡于礼法之外，毫无忌惮，以为浮淡玄语就是得到了圣人清高的品德，以为灭理废教就是得到了道的根本，以为浪游于山水之间就是高人，以为无节制地狂饮就是放达之士。使人人荒废职业，家家崇尚虚无。这种风气，不仅使晋朝灭亡了，又开启了天下后世登临题咏的祸害，滋长了情慢放肆的风气，至到如今。追究混乱的根本，祸端开始于庄子、列子，最早基于巢父与许由。对世道负有责任的人，应该知道有所戒惧。

●微子抱祭器归周，为宗祀也。有宋之封，但使先王血食，则数十世之神灵有托，我可也，箕子可也，但属子姓者一人亦可也。若曰事异姓以苟富贵而避之嫌，则浅之乎其为识也。惟是箕子可为夷齐，而《洪范》之陈，朝鲜之封，是亦不可以已乎。曰：系累之臣，释囚访道，待以不臣之礼，而使作宾，固圣人之所不忍负也。此亦达节之一事，不可为后世宗臣借口。

[译文] 殷纣王的哥哥微子，在殷纣灭亡之后，抱着祖庙的祭器归顺了周武王，是为了祖宗有人祭祀。微子被封到宋地，使殷的已逝的君主有人祭祀，那么数十世的神灵就有了托身之地。这样做，微子可以，箕子也可以，凡是同姓的，任何人都可以。如果说微子事奉异姓是为了贪图富贵，避免嫌疑，这样的见识就太浅薄了。惟有箕子，本来可以像伯夷、叔齐那样逃避深山，但他写了(洪范)一篇，向周武王陈述天地之大法，被封到朝鲜，是不是也有不可已之隐衷呢?回答说：被拘囚的异国臣子被释放后，国君向他询问治国之道，不用对待臣下的礼节来对待，而作为宾客以礼相待，因此，做为圣人不忍心辜负这种善心美意，所以会有像箕子那样的做法。这也是通达事理的表现，但不应该成为后世同宗大臣归服他朝的借口。

●君子豪杰战兢惕励，当大事勇往直前；小人豪杰放纵恣睢，拚一命横行直撞。

[译文] 君子中的豪杰，战战兢兢，心存戒惧，遇到大事才勇往直前；小人中的豪杰，放纵狂妄，遇任何事拚着性命横行直撞。

●强恕须是有这恕心才好，勉强推去，若视他人饥寒痛楚漠然通不动心，是恕念已无，更强个甚?还须是养个恕出来，才好与他说强。

[译文] 勉强人推行恕道，必须是这人具有推己及人的恕心才行，如果勉强他去作，他对别人的饥寒痛苦全都漠然不视，毫不动心，这是恕的念头已经没有了，还要勉强他作什么?还是先培养个推己及人的心，才好去勉强他。

●巢父、许由，世间要此等人作甚?荷蒉、晨门，长沮、桀溺知世道已不可为，自有无道则隐一种道理。巢、由一派有许多人皆污浊尧舜，哕吐皋夔，自谓旷古高人，而不知不仕无义，洁一身以病天下，吾道之罪人也。且世无巢许，不害其为唐虞；无尧舜皋夔，巢许也没安顿处，谁成就你个高人?

[译文] 像巢父、许由这样的人，世间还要他们作什么?(论语)中说的荷蒉、晨门、长沮、桀溺这些人，知道世道已不可改变，本身不体现了无道则隐的这样一种道理。巢父、许由这一派隐士，有许多人都认为尧、舜是污浊的，把皋、羹看作是肮脏的，自认为自己是旷世高人，而不知道在无义的时代不去做官来改变天下，只知洁身自好，这也是儒道的罪人。况且世上没有巢父、许由这样的人，不妨害世道成为唐尧、虞舜的盛世；如果没有尧、舜、皋、羹这样的圣贤来治理天下，巢父、许由连个安顿的地方都没有，谁还能使你成就个高人?

●而今士大夫聚首时，只问我辈奔奔忙忙、熬熬煎煎，是为天下国家、欲济世安民乎?是为身家妻子、欲位高金多乎?世之治乱，民之死生，国之安危，只于这两个念头定了。嗟夫!吾辈日多而世益苦，吾辈日贵而民日穷，世何贵于有吾辈哉!

[译文] 现在士大夫聚会的时候，应该问一问：我们这些人成天奔奔忙忙、熬熬煎煎，到底是为了天下国家，想救世安民呢?还是为了身家妻子，想位高钱多呢?世道的治乱，民众的生死，国家的安危，就系在这两个念头上。唉!像我们这一类的人，如果一天天增加的话，世人就越加困苦；我们这一类的人，如果一天天的富贵，民众就会越来越穷。世上有了我们这些人又有什么好处呢?

●为善去恶是趋吉避凶，惑矣，阴阳异端之说也。祀非类之鬼，禳自致之灾，祈难得之福，泥无损益之时日，宗趋避之邪术，悲夫!愚民之抵死而不悟也。即悟之者，亦狃天下皆然而不敢异，至有名公大人尤极信尚。呜呼!反经以正邪慝，将谁望哉?

[译文] 认为为善去恶就是趋吉避凶，这种看法太糊涂了，这实际只是阴阳异端之说罢了。祭祀那些与自己不同族类的鬼，祈祷避免那些自己招致的灾祸，祈求得到难以得到的福分，泥守那不能增加不能减去的固定时日，遵崇那些所谓能够趋吉避害的邪术，可悲啊!愚蠢的人至死也不醒悟啊!即使是醒悟了，也拘于天下人都那样做而不敢改变，甚至有些有名的人物、居于高位的人物还更相信这一套。唉，回归到正道上，改正那些邪恶的做法，把希望寄托在谁的身上呢?

●于天理汲汲者，于人欲必淡。于私事耽耽者，于公务必疏。于虚文烨烨者，于本实必薄。

[译文] 汲汲追求天理的人，对人欲必淡泊。沉溺于私事的人，对公务必荒疏。崇尚虚文的人，对实际必不用心。

●圣贤把持得义字最干净，无分毫利字干扰。众人才有义举，便不免有个利字来扰乱，利字不得，便做义字不成。

[译文] 圣贤对“义”字把持的最为干净，没有分毫“利”字来干扰。普通人才有义举，便不免有个“利”字来扰乱。得不到“利”字，便做不成“义”字。

●有忧世之实心，泫然欲泪；有济世之实才，施处辄宜。斯人也，我愿为曳履执鞭。若聚谈纸上微言，不关国家治忽，争走尘中众辙，不知黎庶死生，即品格有清浊，均于宇宙无补也。

[译文] 有忧世的真心，泫然欲泪；有济世的真才，实施辄宜。这种人，我即使为他提鞋执鞭也心甘情愿。如果只是聚谈书本上的精微之言，不关心国家是治理还是荒乱；争着按众人的脚印走路，不知黎民的生死。这种人不论品格清浊，都对世事无补。

●任有七难，繁任要提纲挈领，宜综核之才。重任要审谋独断，宜镇静之才。急任要观变会通，宜明敏之才。密任要藏机相可，宜周慎之才。独任要担当执持，宜刚毅之才。兼任要任贤取善，宜博大之才。疑任要内明外朗，宜驾驭之才。天之生人，各有偏长，国家之用人，备用群长。然而投之所向辄不济事者，所用非所长，所长非所用也。

[译文] 处理事务有七种困难：繁任要提纲挈领，宜用综核之才。重任要审谋独断，宜用镇静之才。急任要观变会通，宜用明敏之才。密任要藏机相可，宜用周慎之才。独任要独自担当、坚持不懈，宜用刚毅之才。兼任要任贤取善，宜用博大之才。疑任要内明外朗，宜用驾驭之才。天之生人，各有偏长；国家用人，要用有各种专长的人才。然而任用以后不能把事情办成功，就是所用非所长，所长非所用。

●居官念头有三用：念念用之君民，则为吉士；念念用之套数，则为俗吏；念念用之身家，则为贼臣。

[译文] 居于官位的人，他们的念头有三个用处：每个念头都用在君和民的身上，这是吉士。每个念头都用在日常的俗套上，这是俗吏。每个念头都用在自己和家庭上，这是贼臣。

●圣人悲时悯俗，贤人痛世疾俗，众人混世逐俗，小人败常乱俗。呜呼!小人坏之，众人从之，虽悯虽疾，竟无益矣。故明王在上则移风易俗。

[译文] 圣人悲时悯俗，贤人痛世疾俗，众人混世逐俗，小人败常乱俗，啊!小人败坏世俗，众人追随世俗，虽然哀怜，虽然痛恨，终无用处。所以圣明的君主治理国家则移风易俗。

●善为名者，借口以掩真心；不善为名者，无心而受恶名。心迹之间，不可以不辩也。此观人者之所忽也。

[译文] 善于为自己制造名声的，会以种种借口掩盖他的真实想法；不善为自己制造名声的，会因为无意而蒙受恶名。所以，一个人的内心和行为到底如何，不可不分辨清楚，这是观察人的时候容易忽视的。(www.daowen.com)

●人言之不实者十九，听言而易信者十九，听言而易传者十九。以易信之心，听不实之言，播喜传之口，何由何跖?而流传海内，记载史册，冤者冤，幸者幸，呜呼!难言之矣。

[译文] 人们说的话，不实的有十分之九，听话的人，容易相信的有十分之九，听了而喜欢传播的有十分之九。以容易相信的心去听那些不实之言，再从喜欢传话的人口中传播出来，那么被传者是许由还是盗跖，就弄不清了。而这些话流传到海内，记载在史册，被冤枉的受冤，得侥幸者侥幸。唉!真是难说啊!

●功士后名，名士后功，三代而下真功名之士绝少。圣人以道德为功名者也，贤人以功名为功名者也，众人以富贵为功名者也。

[译文] 注重功绩的人把声名放在后边，注重声名的人把功绩放在后边，夏、商、周三代以后，真正注重功绩和声名的人很少。圣人以道德为功名，贤人以功名为功名，一般人以富贵为功名。

●建天下之大事功者，全要眼界大，眼界大则识见自别。

[译文] 建立天下的大事业、大功绩的人，全靠眼界开阔。眼界开阔，见识自然与一般人不同。

●小人亦有好事，恶其人则并疵其事；君子亦有过差，好其人则并饰其非，皆偏也。

[译文] 小人有时也会做好事，厌恶他的为人，就认为他做的好事也是坏事；君子有时也出现过错，喜欢他的为人，就掩饰他的错误，这两种态度都是偏颇的。

●巢、由、披、卷、佛、老、庄、列，只是认得我字真，将天地万物只是成就我。尧、舜、禹、汤、文、武、孔、孟，只是认得人字真，将此身心性命只是为天下国家。

[译文] 巢父、许由、披衣、善卷、佛、老、庄、列，只是对“我”字认得真，把天地万物都用来成就我。尧、舜、禹、汤、周文王、周武王、孔子、孟子，只是把“人”字认得真，把自己的身心性命都交付给天下国家。

●闻毁不可遽信，要看毁人者与毁于人者之人品。毁人者贤，则所毁者损；毁人者不肖，则所毁者重。考察之年，闻一毁言如获拱璧，不暇计所从来，枉人多矣。

[译文] 听到说人坏话，不可马上相信，要看看说话的人和被说的人的人品如何。如果说话的人是贤者，那么被说的人应该受到贬损；如果说话的人是不贤的人，那么被说的人就应被重视。考察官吏的时候，听到说别人的坏话，便如同得到了一块大的宝玉，顾不上考虑这话从何而来，这样，受冤枉的人就多了。

●秀雅温文，正容谨节，清庙明堂所宜。若蹈汤火，衽金革，食牛吞象之气，填海移山之志，死孝死忠，千捶百折，未可专望之斯人。

[译文] 秀雅温文、正容谨节，适宜在宗庙和讲明政教的明堂任职。若是赴汤蹈火，金革铁马，具有食牛吞象的气概，怀有移山填海的志向，为忠孝而献身，千捶百折而不挠，就不能把希望寄托在这类人身上了。

●亲疏生爱憎，爱憎生毁誉，毁誉生祸福，此智者之所耽耽注意，而端人正士之所脱略而不顾者也。此个题目，考人品者不可不知。

[译文] 对人态度的亲或疏，就会产生出爱和憎；有了爱憎之情，就会产生诽谤或赞扬；诽谤或赞扬，就可能招致祸福。所以智者对这种事情非常注意，而端人正士对此却轻慢不顾。这个问题，考察人品的人不可不知道。

●精神只顾得一边，任你聪明智巧，有所密必有所疏。惟平心率物，无毫发私意者，当疏当密，一准于道，而人自相忘。

[译文] 一个人的精神只能顾到一头，任凭你如何聪明智巧，有所密必有所疏。只有以平和的心情，依循事物的规律而行，不要掺杂一点个人的私意，应当疏应当密，都以道为标准，自然会人我相忘。

●遗葛牛羊，亳众往耕，似无此事。圣人虽委曲教人，未尝不以诚心直道交邻国。桀在则葛非汤之属国也，奚问其不祀?即知其无牺牲矣，亳之牛羊岂可以常遗葛伯邪?葛岂真无牛羊邪?有亳之众自耕不暇，而又使为葛耕，无乃后世市恩好名沾沾煦煦者之所为乎?不然葛虽小亦先王之建国也，宁至无牛羊粢盛哉?即可以供而不祭，当劝谕之矣，或告之天子以明正其罪矣，何至遗牛羊往为之耕哉?可以不告天子而灭其国，顾可以不教之自供祭事而代之劳且费平?不然是多彼之罪而我得以藉口也，是伯者假仁义济贪欲之所为也。孟子此言其亦公刘、太王好货色之类与?

[译文] 按照《孟子》一书记载：商汤把牛羊送给邻国的葛伯，还派毫地的百姓为他耕田种谷，以便做为祭品用来祭祀。历史上恐怕没有这样的事。圣人虽然善于使用曲折婉转的方法教导人，但未尝不以诚心直道接交邻国。夏桀当时还在，葛国不是商汤的属国，商汤怎么会过问他不祭祀的事呢?即使知道葛伯没有牛羊作祭品，毫地的牛羊能够经常送给葛伯吗?葛伯真的是没有牛羊吗?亳地的民众耕种自己的土地还忙不过来，而又派他们为葛伯去耕种，这种事，恐怕是后世那些用小恩惠换了点好名声就沾沾自喜的人干的吧?不然的话，葛国虽小，也是先王的封国，至于没有供祭祀用的牛羊谷米吗?既然有可供祭祀的祭品，葛伯不祭祀，就应当规劝他，给他讲道理，或者报告天子，让天子公开惩治他，何至于送给他牛羊、让老百姓去为他耕种呢?能够做出不报告天子就消灭了他的国家的事，难道不能教他自己准备祭品而要费钱费力去代劳吗?不然的话，这样做就是为了加重葛伯的罪名而有了攻打他的借口，这是主张霸道的人借仁义之名而实现自己贪欲的所作所为。孟了这样说，也和把公刘、太王说成是好财好色这人是同类的说法。

●性分、名分不是两项，尽性分底不傲名分。召之见，不肯见之；召之役，往执役之事。今之讲学者，陵犯名分，自谓高洁。孔子乘田委吏何尝不折腰屈膝于大夫之庭乎?噫!道之不明久矣。

[译文] 性分和名分，即人的天性和人的地位身分，这二者不是二个东西，能尽到性分的人不以高傲的态度对待名分，比如处于上位者要召见，可以不去见；但召去服役，就要前往服役。现在讲学的人以冒犯名分为高洁。孔子担任乘田、委吏这样的小官时，何尝不在大夫庭前折腰屈膝呢?唉!道的不明也很久了。

●中高第，做美官，欲得愿足，这不是了却一生事。只是作人不端，或无过可称，而分毫无补于世，则高第美官反以益吾之耻者也。而世顾以此自多，予不知其何心。

[译文] 科举高中，做了美官，欲望实现，心满意足，这并不是一生的事情就完成了。如果作人不正派，或者只是无过错，但对世事丝毫没有补益，那么高第美民反而只能增加耻辱而已。而世上人还因此而自负，我不知他的心是什么样的。

●隐逸之士只优于贪荣恋势人，毕竟在行道济时者之下。君子重之，所以羞富贵利达之流也。若高自标榜，尘视朝绅而自谓清流，傲然独得，则圣世之罪人也。夫不仕无义，宇宙内皆儒者事，奈之何洁身娱己弃天下理乱于不闻，而又非笑尧舜稷契之俦哉?使天下而皆我也，我且不得有其身，况有此乐乎?予无用世具，行将老桑麻间，故敢云。

[译文] 隐逸之士只优于贪荣恋势的人，毕竟得排在行道救世的人之下。君子尊重隐逸之士，是要以他们来羞辱那些富贵利达之流啊!如果隐逸者自我标榜清高，把朝中官吏视作尘土，自称清流，傲然自得，则是圣世中的罪人了。如果遵循不义的时代不出仕的原则，但是宇宙内的事情都是儒者该管的事，怎么能洁身自乐、对世道的治乱不闻不问，还要嘲笑尧、舜、稷、契这类的圣贤呢?如果天下都是隐逸的人，那么这些人连生活下去都不可能，哪还会有隐逸的快乐呢?我没有用世的才能，很快就要老死在故乡的田园中，所以才敢说这些话。

●弃此身操执之常而以圆软沽俗誉，忘国家远大之患而以宽厚市私恩，巧趋人所未见之利，善避人所未识之害，立身于百祸不侵之地，事成而我有功，事败而我无咎，此智巧士也，国家奚赖焉!

[译文] 抛弃了自己一贯的操守而以圆软的态度来讨世俗的赞誉，忘记国家长远的祸患而以宽厚的态度来博取别人的感激，巧趋人所未见之利，善避人所未识之害，立身于百祸不侵之地，亭咸而我有功，事败而我无咎，这就是智巧之士，国家怎么能依靠这种人呢!

●大凡与人情不近，即行能卓越，道之贼也。圣人之道，人情而已。

[译文] 大体说来，凡是不近人情的人，即使行为能力多么卓越，也是败坏道的人。圣人之道，就是合乎人情而已。

●士君子须有三代以前一副见识，然后可以进退古今，权衡道法，可以成济世之业，可以建不世之功。

[译文] 士君子须要有三代以前的见识，然后才能够评论古今，权衡道法，才可以成就济世之业，建立不世之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