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文化体制改革难点研究

我国文化产业脱胎于文化事业，因此，它从一开始就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然而，计划经济时代高度集权的文化管理体制引发了种种后遗症，持续制约着现阶段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其一，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的优先级问题，其实也是文化发展过程中的公平与效率的再平衡问题。向勇指出：“公平目标包括了平等原则和效率原则，在文化体制改革中，公平与效率的关系依赖不同的条件，即因适用的范围不同而不同，这些范围和条件包括文化市场、政府和精神道德三个领域。”^[68]这为公平与效率之争提供了中正的解决之道。其二，文化产业发展过程中政府与市场的主导地位问题。傅才武等学者认为，“增量改革时期的政府推动力显然难以独立应对复杂的市场化改革问题，需要由政府、市场（社会）、文化单位三大改革主体组成的‘三角协调模型’，实现新的力量均衡，建构推动改革的新动力”^[69]，倡导三大主体相互适应，避免因争夺话语权而过度内耗。其三，文化体制改革目标与实践脱节的问题。李德顺认为：“建设先进文化，一定要突破精英文化情结和思想僵化情结，走出计划思维误区和部门利益误区，使管理及其思维方式提升到与市场经济实践相适应的层次上来。”^[70]这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文化体制改革“决策—落地”链条上的薄弱环节。

2．文化体制改革策略研究(www.daowen.com)

扫清文化产业发展障碍，文化体制改革是必由之路。文化体制改革的总方向是固定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但其具体路径是多样化的。不同学者在研究过程中，摸索出不同的文化体制改革模式，充实了文化体制改革的理论依据。

范建华等学者主张“引入社会资本，形成文化产业发展的投资主体多元化的格局”。他们认为：“借助于社会资本利益驱动的特质，一方面，市场竞争压力迫使国有文化单位不断创新运行机制，激活竞争潜力；另一方面，可以改变国有文化单位一成不变的生产经营模式，盘活国有存量文化生产资源。”^[71]欧阳坚指出，进一步深化文化体制改革，“一要积极推进政府职能转变，二要大力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三要通过经营性事业单位转企改制为文化产业发展奠定微观主体基础”^[72]。胡惠林提出：“文化体制改革需要改革理论的创新，为文化体制改革提供合法性依据和政策选择的合理性基础；转变党管意识形态的执政方式，为全面推进国家文化制度建设创造新的政治文明架构；调整配置文化资源的传统机制，改革与文化生产力发展要求不相适应的文化生产关系，解放文化生产力；全面落实和实现公民文化权利，提高与先进的政党性质相符合的党文化执政能力。”^[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