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文化产业发展战略宏观研究

在文化产业发展战略的宏观研究上，研究者进行了系统、全面的理论梳理与评述。黄永林认为，“我国文化产业发展战略选择过程中的基本原则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产业发展道路，坚定不移地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坚持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相统一，坚持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48]，点明了文化产业发展战略与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战略的同步性。胡惠林认为，文化产业发展需要进行结构战略性调整和制度创新，“通过文化产业制度创新拓展文化产业的发展空间，形成文化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与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的互动效应，拉动社会对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的有效需求”^[49]，将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成功经验应用于文化发展战略研究。

2．文化产业发展战略专题研究

与宏观研究相比，文化产业发展战略专题研究更加具备实践指导意义，其理论成果也更具有可操作性。在这一方面，我国现阶段研究成果集中在文化产业跨界融合、文化产业与科技创新的关系、文化产业学科发展、文化产业集聚效应、文化产业品牌效应，以及中国文化产业的国际化等领域。

（1）文化产业跨界融合研究。

厉无畏提出：“创意产业之所以能成为开启‘蓝海’战略的钥匙，不仅在于其能为消费者创造观念价值，还在于它具有很强的渗透力和广泛的融合性，即它能与各行各业相互融合、渗透。”^[50]这点明了创意产业天然的包容性优势。李凤亮等人指出：“跨界融合作为当前文化产业领域最主要的特征和发展趋势之一，对于调整优化经济结构、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和业态创新具有重要作用，其融合的形态突出表现为跨门类融合、跨要素融合、跨行业融合、跨地域融合和跨文化融合等。”^[51]这清晰地标注了文化产业跨界融合的大方向。向勇认为：“文化产业的融合趋势表现在传统资源的活化、功能价值的转化、符号价值的强化、科技价值的深化和区域价值的融化。”^[52]这对文化产业跨界融合的具体路径有着深入的思考。

（2）文化创意与科技创新关系研究。

关于文化与科技的关系，陈少峰等学者认为：“通过技术增强文化内容的表现力、感染力、传播力，通过文化为科技手段提供内容支撑，实现两者的良性互动。”^[53]因此，某种意义上来说，文化创意与科技创新的结合也可以归为一种跨界融合。但是，其与其他跨界融合具体形式的不同之处在于，在诸如“文化＋旅游”“文化＋制造”“文化＋餐饮”之类的产业融合关系中，文化产业“单向供电”，传统产业很难给文化产业带来革新；而科技与文化更像是互为动力引擎，二者本质上的共鸣日益强烈，并集中表现为从业人员突出的跨领域学习能力和综合性创造能力。在针对二者融合发展前景的思考上，张晓明建议：“必须在文化科技融合这一基本战略思想的主导下，打造基于数字技术的全产业链公共服务系统……使文化产业与实体经济全面互渗，使几千年中国文化活起来。”^[54]

此外，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催生了“互联网＋文化产业”和“传统文化产业＋互联网”。近年来，我国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颇有建树。张立波提出：“‘互联网＋’与‘＋互联网’的根本区别在于，‘互联网＋’是以互联网为核心理念、基础设施和运作平台，而‘＋互联网’则主要是以互联网为手段或工具。”^[55]这对两种融合思路做了本质上的区分。陈少峰认为，“互联网与文化产业的结合具体表现为产业链长、IP热、混合模式、企业联盟、平台为王、视频时代、反向延伸、资本纽带、跨界发展、‘互联网＋’等十大价值链特征”。将“互联网＋”作为产业价值链的一环添加到对互联网文化产业的理解中。解学芳等学者指出，文化产业与互联网的融合带来了许多问题，如“文化产业网络化遭遇生存危机；互联网文化产业受到传统文化产业抵制；原有治理边界被冲破，管理体系漏洞百出，网络文化产业治理体系现代化迫在眉睫”。^[56]这为互联网文化产业狂热化、亚健康发展敲响了警钟。(www.daowen.com)

（3）文化产业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研究。

由于我国文化产业研究前期主要精力投放在研究市场、政策、体制和机制上，关于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研究起步较晚，但理论研究进展迅速。祁述裕建议，“要通过加大教育和培训的力度，采用多样化的培训方式，培养和造就具有全球性眼光的高素质的人才……还要积极引进职业经理人等经营管理人才”^[57]，提出了一种自主培养与引进储备相结合的“开源模式”。向勇则提出了“高校创意管理硕士教育品牌、政府创意经理人职业技能引导、企业复合型创意经理人才培训相搭配”^[58]的文化创意经理人才“三位一体模式”。范周强调，“学好文化产业，一是要把创新和创意的思想贯穿在一切工作和生活当中，二是要把多元和包容的观念运用在对各种事物的认知和理解当中，三是要把实践和体验的计划穿插在学习成长的过程之中”。这为撑起文化产业未来的“栋梁之材”注入了一针营养剂。

（4）文化产业集聚效应研究。

文化产业园区以地理邻接为表征，以功能衔接为前提，可以最大化发挥文化产业的集聚效应，近年来受到各级政府的大力扶持。陈少峰指出：“文化产业园区如雨后春笋般不断增多，但也出现很多园区主题不明确、缺乏文化特色、平台服务职能缺位、文化企业不断流失等情况……以文化产业之名行房地产开发之实，以招商引租为主要商业模式的文化产业园区，无法为文化企业带来实质上的价值附加。”^[59]在此基础上，他提出“四创基地”模式，“吸引创业人群，提供创业投融资服务，提供创业辅导服务，引入行业创业资源”，为文化产业园区扭亏为盈指明了方向。金元浦将现有文化产业园区划分为并联式园区（园区内都是同一类型同等层次的企业）、串联式园区（园区由产业链上下游联动而成）、辅助性园区（多家企业集中辅助少数龙头企业形成园区），并指出，文化产业园区必须“清退无关企业，更加关注高成长性文化企业，孵化探索型小微文化企业”^[60]。这着重阐释了文化产业园区规范管理、科学管理的重要性。亦有学者将文化产业园区纳入城市文化品牌研究之中，立足于集聚产生的规模效益和品牌效应。^[61]

（5）区域文化品牌研究。

区域文化品牌研究跨度较广，大到东亚文化圈，小到城市与少数民族村寨，学者对大量案例进行了详尽的研究。比如，针对160余例中国文化品牌发展现状，欧阳友权提出，提升中国文化品牌的国际竞争力，“其一，创意为王，摆脱对文化资源的过度依赖；其二，差异战略，在细分市场错位中寻找品牌生长空间；其三，集团整合，培养龙头企业及核心竞争力；其四，国际视野，让民族文化品牌角逐世界舞台；其五，优化环境，培育文化品牌的良好生态”^[62]。钟晟表示：“文化对新型城镇化发展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体现在塑造城市品牌、融入城市生活、助推产业发展、激发创意活力、彰显旅游魅力等方面……打造文化品牌是文化导向的新型城镇化发展路径。”^[63]这把城市文化品牌战略加入了新型城镇化建设蓝图中。

（6）中国文化产业国际化研究。

中国文化产业国际化研究始于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学术界相关研究从忧患意识出发，以建设性意见为主。张晓明强调：“不发达国家在经历了廉价出口物质资源、高价进口制造成品的不平等国际经济关系历史后，又可能在文化产业领域经历廉价出口文化资源、高价进口文化产品的新的不平等国际经济关系。”^[64]祁述裕等学者指出：“必须深化国有文化企业改革，大力扶持中小型文化企业，加强投融资体制建设；重点扶持有市场前景的文化产业，提高文化消费者数量与质量，加强配套服务体系建设；改进党的执政方式，推动政府职能向服务型转变，建立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加强文化产业发展理论研究，加快对各类文化产业人才的培养。”^[65]胡惠林认为，“面对全球化背景下的西方强势文化和文化霸权主义对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构成的威胁和挑战，必须构筑国家文化安全体系”^[66]，具体涉及坚持国家利益最高原则、建设文化安全预警系统、鼓励民营企业主动出击、保护知识产权促进文化创新等。张胜冰则认为，扭转我国文化贸易长期逆差，维护国家文化安全，“提升文化内容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是当务之急……一方面，要依据中国现有国情，选择具有鲜明中国本土特色的文化元素，同时又要有为国外消费者所喜爱并符合国外消费者欣赏习惯的文化内容产品；另一方面，要通过开展官方、民间等形式多样的文化交流合作，有意识地推销中国文化”^[67]。这主要从国际文化交流传播的角度做出了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