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国公众的文化消费特征越来越朝着娱乐型、多样化、可参与性的方向发展，各种文化娱乐设施如雨后春笋般集中涌现，特别是歌舞厅等经营性文化场所。音像制品、广告投放、演艺明星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大众的视野中，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股大众文化热潮。

伴随而来的是学术界对大众文化及其主导下的文化产业的认知与再思考。张汝伦旗帜鲜明地批判道：“在大众文化强大而又无所不在的影响下，大众丧失了自己的头脑和判断能力，成为纯粹被动的文化消费者。大众文化是现代社会中的一种垄断性权力，它正在侵入和剥夺人的私人生存空间。”^[11]与他同样持反对态度的还有刘润为，他提出：“文化工业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作为社会舆论工具，要为资本的增值创造社会环境和心理环境；另一方面，它作为一种商业投资，又要以低廉的成本去直接赚取丰厚的利润。”^[12]这一时期针对大众文化及其主导下的文化产业的批判性观点，带有法兰克福学派的特色。这是因为，法兰克福学派所参考的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与马克思主义长期熏陶下中国长期以来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不谋而合。

相比之下，金元浦的态度则带有“苦中作乐”的意味，充满辩证思维和进取精神。他认为，“文化工业的标准化和复制，同时扼杀了艺术创作和艺术接受的个性、主体性和独创性”，既削平了艺术的崇高也填平了艺术的深度，将艺术娱乐化了。尽管如此，他还是说道：“当代文化工业既有着它兴起的历史必然性与合理性，又带着与生俱来的反艺术的基本品格。这是一个历史和现实交给我们的悖论。在悖论中开辟新的道路，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宿命。”^[13]戴锦华也强调，中国学者应当摆脱西方大众文化研究的固有框架，对中国大众文化进行本土化阐释。^[14]

也有学者大力支持文化产业。谢名家认为：“社会主义文化的本质决定了其优越性，我们完全可以创造出高于资本主义文化的社会主义文化……发展文化产业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精神文明建设的客观要求，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推动力，是取得与人类创造的优秀文化成果接轨的重要途径，对提高中华民族的全面素质也将发挥长远效用。”^[15]显然，在他的论述中，大众文化将受到社会主义真善美氛围的熏陶，脱离庸俗腐朽，走向高尚健康，进而率领我国的文化产业大步向前。这是一种颇为乐观的态度，但从社会现实来看，大众文化无法根除“一切皆可娱乐”的弊病，文化产业追逐利润的需要也使它难以自觉摆脱流俗却流行的大众文化。(www.daowen.com)

学术界为大众文化和文化产业争论不休，管理部门也面临类似的棘手难题。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宏观背景下，中国文化体制改革的步伐明显加快，开始从“直接管理”向“间接管理”，从“办文化”向“管文化”，从“小文化”向“大文化”转变。^[16]这样的转变传达出政府文化管理部门对大众文化的隐忧和对文化产业的期待，是一种相当稳健而温和的策略，契合了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平稳过渡的需要。

整体而言，社会各界还是就大力推动文化产业发展达成了共识，党的领导与国家的支持激发了研究者的问题解决意识和实践取向。比如，1997年，党的十五大提出“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落实和完善文化经济政策”，为文化产业发展进一步扫除了障碍，社会力量和外资参与中国文化经济发展的新格局开始形成，民营资本在激活文化市场和发展文化产业方面得以发挥独特作用；2000年，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正式提出国家文化产业发展战略；2002年，党的十六大则将文化产业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力求将其打造成国民经济支柱产业。

在良好的社会环境下，文化市场发展态势一片大好。初见成效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市场保持高速增长，先前比较欠缺的文化要素市场（如文化资金市场、文化艺术设施市场、文化艺术人才和劳务市场、文化中介市场、知识产权市场）也得到了弥补和拔高。文化市场和文化产业具有相生相成的关系：文化产业的发展刺激了居民的文化消费，从而促进了文化市场的发育；文化市场的发育反过来促进了各类文化产品和文化要素在交易活动中自由流动，实现文化资源的优化配置，从而拓展了文化产业的生存和发展空间。但是，正如金元浦所言：“当代文化产业与文化市场建设的合理性并不能掩盖文化市场机制发展中的众多尖锐矛盾。在众多矛盾中，最根本的矛盾就是当代市场条件下文化发展的产业性与文化性之间的矛盾。”^[17]时至今日，这一矛盾仍束缚着文化产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挑战着激进的研究成果和理论创新，文化发展的产业性与文化性犹如鱼和熊掌，不可得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