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改革开放全面展开，产业化的浪潮席卷我国的文化制造业和文化服务业，文艺工作者的生存意识、商品意识和竞争意识显著增强，文化行业整体呈现出锐意进取的态势。应实践需要，理论研究和方针政策逐渐向文化行业倾斜。

在学术界，李军的《困扰与转机——文化艺术管理学初探》和于敏的《文化管理研究》实现了文化经营管理实务系统的学理化，于光远在1986年上海文化发展战略研讨会上的报告和严行方的《文化经济学》则将经济学研究成果创造性地应用到了文化领域。^[5]

在政府方面，1985年4月，国家统计局在《关于建立第三产业统计的报告》中，首次将文化制造业和文化服务业纳入第三产业的范畴，使文化行业在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事实上获得了“产业”的身份。1988年，文化部机关精简，文化产业司脱颖而出，标志着文化产业得到国家的正式认可；同年，文化部、国家工商局联合发布了《关于加强文化市场管理工作的通知》，首次正式提出“文化市场”这一概念。1989年，文化部增设文化市场管理局，国家开始以文化产业立法者、执法者的身份参与到文化市场中来。

这一时期，学术界和政府的交汇点在文化市场研究上。1988年8月，首届全国文化市场理论研讨会在北京召开，在谈到文化市场的立法原则时，余耕水强调“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尽可能使市场繁荣，优胜劣汰，供求两益”^[6]；在谈到文化市场和表演艺术的关系问题时，钱祖惠提出“打破国家包揽、独办文化的单一格局，形成文化艺术生产经营社会化局面”^[7]；而在文化与文化市场管理这方面，文芳九认为“‘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间接控制经济活动原则，同样适用于文化领域”^[8]。(www.daowen.com)

改革开放有力地推动城市经济快速发展，催生了广州、上海、深圳等东南沿海大都市。配合城市社会经济建设的区域文化发展战略研究提上日程。蔡穗声等人提出，区域文化发展要“以社会主义为方向，以人民大众为服务对象，以文化交流为发展动力，以地方特色为自身风格”^[9]。进一步地，部分学者将研究视角抬升到整个国家文化发展战略的高度。季羡林指出，国家文化发展要“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开展文化交流，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提高人民觉悟，理顺各方面的矛盾关系，促进生产力的发展”^[10]。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学术界对文化发展战略的思考，将发展文化产业的意义由建议层面提高到了战略层面。这方面的研究在20世纪90年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全面展开时更加火热，为改革开放新时期文化产业配合国家大政方针实施起到了表率作用。

文化产业的兴起吸引了众多文艺、立法、经济、管理、哲学方面的专家学者，一时间理论研究百家争鸣，学术思想百花齐放，大大刺激了政府管理部门和市场经营主体的积极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