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人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推进下，不断丰富起来。从传媒属性看，新闻传媒从国家行政事业单位，向“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双轨制转变，并向传媒产业集团发展。1979年11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关于报社、广播电台、电视台刊登和播放外国商品广告的通知》，中央电视台组建了广告部，第一家广告公司也在上海成立，并于同年3月15日在《文汇报》刊出了第一个外国品牌的广告：瑞士雷达表。同一天，雷达表还在上海电视台播出了第一个电视广告。与此同时，以《人民日报》为首的7家在京主要报社，开始试行双轨制。

从文化体制的角度讲，文化生活主要是恢复到“文化大革命”以前的体制上去。这一举措，在当时极大地激发了文化产业的发展，出现了一些具有时代意义的新的文化艺术精品，文化市场也开始逐步复苏。例如，1979年，上海市创作出了中国第一部电视报导剧《永不凋谢的红花——张志新》。同年，广州东方宾馆开设了国内第一家音乐茶座。随即，营业性舞厅等经营性文化活动场所在各大城市得到恢复，并且逐步扩展到二线与三线城市。我国开始出现具有现代意义和形态的文化市场。

中国出版业的改革，始于1979年12月在湖南长沙召开的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出版业的改革，首先在图书发行体制上取得突破，1980年8月，国家出版局发布了《关于出版社和新华书店业务关系的若干原则规定》（试行草案），出版社开始拥有自办发行的权力。图书出版发行的复苏，重要标志事件是1980年10月7—21日在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举行的第一届全国书市，这是由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市新华书店主办的一次行业盛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年间规模最大的一次。当时，全国108家出版社提供13000多种图书参加展销，书市期间共接待读者76万人次，发行图书400多万册，价值570多万元。

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流行文化、通俗文化源源不断地传入内地，影响着内地人们的文化生活，引发国内相关产业的创立。尤其是港台音乐和文化，对内地的影响很大，以邓丽君为代表的港台流行音乐成为一种时尚标志。内地音像业、最早的一批流行歌手开始出现，演艺业和卡带复制业迅速发展。比如，国外盒式录音带和录音机在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涌入中国，由于这一新兴录音设备和制品使用方便，深受消费者的欢迎。在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本土的录音制品出版社陆续建立起来。与此同时，海外录像机和录像带大量传入中国，相关的本土企业蓬勃发展。在全国城市中，上海市和广州市在1983年率先进行录像产品的生产和经营，音像业自此在中国城市中迅速发展起来。(www.daowen.com)

文化市场20世纪70年代末的兴起，成为改革开放初期的一种独特社会现象。在这个时期，文化演出公司逐步建立，国际性的广播电视节目日益丰富，广告业、书画业等领域开始复苏。其中最为壮观和最具代表性的事件，是电影的井喷，达到了人均每年看电影20场的惊人纪录。当时国发〔1979〕198号文件及其实施细则创造了20世纪80年代中国电影城乡大普及的繁荣，1979年全国看电影的人次是293亿。一部开禁的老影片《刘三姐》，轰动一时，买票的人排成了长队。1981年，上海电影制片厂摄制的戏曲电影《白蛇传》，发行500多个拷贝，创单片发行的最高纪录，总观众达到7亿人。第四代导演，从这一年开始崭露头角，风靡五年。电影学院1978级的第五代导演，也在1984年成功接棒。“主旋律”和“多样化”可谓20世纪90年代中国电影发展乃至中国文化市场发展的总体特征。

1979年外汇管理局成立。霍英东提出要在广州盖一家五星级宾馆——白天鹅宾馆。法国人皮尔·卡单1979年3月来到中国，他是第一位来到这里的国际级服装大师，一场服装表演会在北京民族文化宫举办。1979年5月，全聚德和平门店开张，中国的旅游业开始复苏。北京玉器厂从1958年建厂起，就一直承担着为国家换取外汇的重要任务，改革开放之后，作为中国工艺品的代表，更是成为海外游客的重点光顾对象。北京玉器厂的辉煌一直延续到1992年的邓小平南方谈话，其中最辉煌的贡献是“86工程”的完成。1982年，经国务院批准，总重量达803．6千克的四块大型翡翠原料移交原轻工业部。受托加工的北京玉器厂，抽调了包括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王树森、王仲元、高祥、蔚长海、张志平、郭石林等在内的41位技艺人员，从1985年6月开始施工，至年底完工，1986年正式面世的“岱岳奇观”“群芳揽胜”“四海腾欢”“含香聚瑞”，古今中外前所未有，堪称国家珍宝。

这个时期的文化性经济活动，大多是自发的市场行为。例如1982年东北疯狂的“君子兰热”，莫名其妙中，长春的君子兰居然可以叫价15万元，政府不得不明文叫停。同年，江浙一带的五针松的疯魔也丝毫不逊色。陈春先是在1978年和陈景润一起被聘入中科院的教授级研究员，三次访美让他憧憬建立中国人自己的硅谷。经过四处奔波，1980年他在北京科协的支持下，在中关村的一个仓库中建立了第一个民营科技实体。在陈春先的带动下，中关村三年后发展成为“电子一条街”。中国企业活力的自觉释放，更多发生在1984年邓小平第一次去南方考察之后，“下海”成为一股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