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体在社会中普遍存在,并且随着社会交往的扩大而不断发展。在现代社会,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越来越多,个体参与群体活动的频率也越来越高,这不仅说明群体有利于社会、组织的发展,同样有利于群体自身及个体的发展,群体在社会活动中起到了极其广泛和深远的作用。群体的作用主要表现为对组织、个体两个方面的作用,下面将进行分别说明。

1）社会助长作用

社会助长作用(social facilitation),指由个人对他人的意识(包括他人在场或与别人一起活动)所带来的行为效率的提高。与社会助长相反,如果他人在场或与他人一起活动,造成了行为效率的下降,就称为社会阻抑(social inhibition)作用或社会干扰(social inference)作用。

最早以科学方法揭示社会助长现象的是心理学家特利普里特(N.Triplet,1897)。他在1897年通过实验研究发现,别人在场或群体性的活动,会明显促进人们的行为效率。他安排被试者在三种不同情境下骑车完成25英里(1英里=1.609 344千米,下同)路程。第一种情境是单独骑行计时;第二种情境是骑行时让另一个人跑步伴同;第三种情境是与其他骑车人竞赛。结果显示,在单独计时的情况下,平均时速为24英里;有人跑步伴同的情况下,平均时速为31英里;而竞争情境下,平均时速为32.5英里。特利普里特进一步的系统实验表明,在实验室条件下,让被试者在不同条件下完成计数、跳跃等任务,同样存在社会助长作用。

为什么群体背景会造成社会助长作用呢?社会心理学家扎琼克在1965年通过研究指出,社会助长产生的原因,在于群体背景增加了人们的内驱力。弗里德曼(J.L.Freedman)在1981年进一步解释,群体背景之所以能够唤起行为内驱力,是因为它唤起了人们的竞争和被评价意识。弗里德曼认为,人们在社会化的过程中,已经学会了将社会情境作为竞争情境看待,在有他人出现的社会情境中,人们会有意无意地感到由社会比较引发的竞争压力,从而使人们行为的内在动力加强。

毫无疑问,他人在行为背景中存在,会直接激发人们的被评价意识,使行为情境转化为具有外加激励作用的评价情境。被评价意识的激发,会直接提高人们的自我观察、自我评价和自我调整水平,使行为过程实质上成为一个由高度自我意识支配的自我表现过程。按照自我价值定向理论原理,高度的自我意识被激发后,人们的行为会遵循自我价值支持和保护原则,即行为朝着有利于自我价值确立的方向倾斜,去寻求新的自我价值支持,或在自我价值遭遇威胁时进行自我保护。被评价情境下,人们期望得到积极评价的动机被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激发,从而导致行为效率的明显增加,被评价意识越强烈,这种作用也会越强。

2）社会惰化作用

社会惰化作用(social loafing),指群体共同完成某一任务时,个人所付出的努力会比单独完成任务时减少的现象。早在数十年前,达谢尔(J.F.Dashiell,1930)就发现,随着共同完成一件事情的人数增加,每个人的个人努力程度也会逐步下降。达谢尔曾经用实验的方法测量在拔河比赛中每个人的用力水平,结果发现:如果个体独自参加实验,那么平均拉力可达63千克;但如果是群体一起参与,则参加人数越多,每个人所贡献的平均拉力也越小。在达谢尔的实验中,两人一起拔河时,人均拉力下降到59千克;3人时继续下降到53.3千克;8人时仅剩31千克。

社会心理学家们的大量研究揭示,社会惰化在现实社会生活中是广泛存在的。威廉姆斯(K.D.Williams&K.B.Williams,1981)的研究证明,在不同性别、年龄段的群体中都存在社会惰化。社会惰化作用虽然在西方个人主义文化下更明显,但在强调集体主义的亚洲国家和地区同样存在,如日本、泰国、印度、马来西亚以及我国台湾地区等(D.Myers,1983;K.Yamaguchi,Okamato&Oka,1985)。不同的工作情境、工作性质(脑力劳动、体力劳动)下,均可能出现社会惰化。如卡罗和威廉姆斯(S.J.Karau&K.D.Williams,1993)所说,正因为人类生活中的许多工作只能通过群体合作才能完成,研究社会惰化的产生机制和避免技术也就非常重要了。

社会心理学家提出了许多不同的理论,来解释社会惰化出现的原因。如出现社会惰化的原因是个人被评价焦虑减弱,个人在群体中的行为责任意识下降,行为动力也相应降低;群体中的成员认为自己的努力只是群体的一部分,而不愿意付出较大努力等。其中,得到最多认可、解释力最强的是1993年卡罗和威廉姆斯(S.J.Karau&K.D.Williams,1993)提出的“集体努力模型”(collective effortmodel)。他们将个人动机理论中的期望价值理论应用在群体工作表现中。期望价值理论认为,只有在满足下面三个条件的情况下,个体才会努力工作:①相信自己努力工作会带来良好的工作成绩、表现;②相信自己良好的工作表现会得到认同、获得奖励;③所得奖励正是自己希望得到的。也就是说,个体只有在相信自己的努力会得到想要的结果时,才会在与他人一起工作时仍很努力。

当群体共同完成某一工作任务时,一方面个人工作表现会更多受到个体以外其他因素的影响;另一方面,良好工作表现所带来的奖励会被群体中其他成员分享,而且这种奖励的分配还不一定是公平的。在群体中与他人一起工作时,个人的努力、表现和奖励间的关系,会变得比个人独自工作时更加不确定,社会惰化的出现也就容易理解了。

3）群体极化作用

所谓群体极化(group polarization),是指群体成员中原已存在的倾向性得到加强,即一种观点或态度从原来的群体平均水平,加强到具有支配性地位的现象。按照群体极化假设,群体的讨论可以使群体中多数人同意的观点得到加强,使原来同意这一观点的人更相信观点的正确性。这样,原先群体支持的观点,讨论后会变得更为支持;而原先群体反对的观点,讨论后反对的程度也更强;从而最终使群体的观点出现“极端化”。

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大量实验研究,很好地证明了群体极化假设的正确性。例如,莫斯科维西等人(S.Moscovici,et al.)1969年的实验发现,群体讨论明显使法国学生对总理的积极态度得到加强,也使他们原来对美国人的消极态度的强度更大。迈尔斯等人在1970年以中学生做实验,考察他们在讨论前后种族偏见的变化。结果表明,高偏见组与低偏见组的态度差异在讨论后的确增大。高偏见组讨论后偏见更大,而低偏见组讨论后偏见更小。

群体极化在日常生活中也普遍存在。社会心理学家对大学生的研究表明,不同大学内的亚文化,会因学校内特征相似的同学之间的相互作用而显著加强,使不同学校之间的差异加大。同一个社区、同一个地区、同一个社会经济阶层中人群的许多特征,也会因某一特定群体内部的相互作用而出现极化,使这一群体与其他群体的差异增大。

研究者对群体极化现象的解释主要有两种。

第一种解释是社会比较(social comparison)促进极化。当一个群体被成员认同时,群体的价值会成为每个成员自身价值的一部分。在群体中,成员为了表明自身的价值,每个人都会试图比群体平均水平高一些,当自己的意见受到重视时,就表示自己比其他成员高明一些,虽然高明本身所代表的意义会随群体的不同和情境的差异而有所区别。

根据社会比较理论,当群体讨论某一问题时,群体讨论会造成规范性影响。个体在选择自己的观点前,会先考虑其他人的看法。群体的取向如何?是具有冒险性的,还是小心谨慎?为了保持与群体的一致性,多数人要选择既与其他人基本一致但又稍微强化一点的态度。这样,个人就既能表现出一种支持群体的价值观,又能显示自己是一位积极思考者的形象。(www.daowen.com)

第二种解释是争论与说服互动推动极化。在讨论过程中,当有人坚持不同意见时,群体中就会出现争论,说服也会随之而来。随着争论和说服的加剧,越来越多的成员会支持大多数成员的意见,也就是加强了对原本还可能被怀疑意见的支持。最后,成员会认为只有坚持这个意见才是正确的,于是推动了群体极化现象的产生(Vinokur&Burnstein,1974)。

在此过程中,信息的影响是首要因素。当群体中一种观点获得了最好的支持解释时,会使某些群体成员被说服,从而使他们改变原有的观点,转向支持这种有说服力的观点,最终该观点在群体中出现极化。辛茨等人(V.B.Hinsz&J.H.Davis,1984)及其他一些心理学家近年的研究证明,论据是一种态度在群体中被极化的主要因素。在信息影响方面,积极的语言参与要比被动地听别人陈述引起更多的态度变化。格林沃德的(A.G.Greenwald&D.L.Ronis.1978)研究揭示,积极的语言参与可以扩大群体讨论的影响,使人们变得易于接受一种观点而使其极化。我们在有关态度的讨论中也曾提到,个人的投入可以增加其对某种态度的接受程度。

4）群体思维作用

高凝聚力的群体在进行决策时,人们的思维会高度倾向于要求一致,以至于对其他可行方案的现实性评价受到压制。这种群体决策时的倾向性思维方式,就称为群体思维(group think)。

1961年4月17日,1 400个美国支持的古巴反政府武装登陆古巴猪湾。他们的使命是建立一个滩头阵地,加入古巴反叛活动,并发动起义,推翻卡斯特罗的领导。这个反叛活动由美国提供装备。他们的使命由美国中央情报局(CIA)设计,并得到肯尼迪总统的直接支持。但是,整个计划彻底失败了。卡斯特罗的军队对入侵有充分准备,整个反叛军队中的成员或者被杀或者被俘。美国遭受了严重的政治挫折,并被世界上很多国家的愤怒所包围。

从20世纪70年代初期开始,耶鲁大学社会心理学家詹尼斯(I.Janis),就一直致力于群体思维的研究。他细致分析了美国各界高层决策失误的典型案例,除猪湾事件失败外,还有1941年珍珠港袭击中的美国军队不设防、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美越战争升级,以及80年代发生的航天飞机“挑战者号”的错误发射等。

詹尼斯发现,在具有高度凝聚力、很少受到外界不同意见直接影响,并且领导喜欢用自己的想法来指导下属的决策小组中,常常容易出现为保持意见一致,不同意见和评论会受到压制的群体思维现象。根据他的总结,导致决策失误的群体思维有以下8种表现。

①无懈可击错觉。即过于自信,不认为自己的决策有潜在危险。詹尼斯发现,出现群体思维的群体都发展出了一种过分的乐观主义,使人们看不到外来的警告,看不到决策的危险性。

②合理化。群体通过集体将已做出的决定合理化,忽视外来挑战。群体形成决议后,会花更多时间将决议合理化,而不是对它们重新审视和评价。

③对群体的道德深信不疑。即相信自己群体的决策是正义的,不存在伦理道德问题。不理会外界从道德上提出的挑战。

④对对手的看法刻板化。群体思维的卷入者,倾向于认为反对他们的人是恶魔,不屑与他们谈判,或认为他们过于软弱、愚蠢,而自己所在群体的既定方案会获胜。

⑤从众压力。群体不欣赏不同意见。对于怀疑群体立场和计划的人,群体一直处于反击的准备之中,而且常常不是以论据反击,而是以个人嘲笑使其难堪。为了获得群体的认可,多数人在面对这种嘲弄时会改变想法转而赞同群体意见。

⑥自我压抑。由于不同意见会显示与群体的不一致和破坏群体的统一,因而群体成员会避免提出与群体不同的意见,压抑自己对决定的疑虑,甚至怀疑自己的担忧是否多余。

⑦统一错觉。自我压抑与从众压力的结果,使群体的意见看起来是一致的,并由此造成群体统一的错觉。表面的一致性又会使群体决策合法化,缺乏不同意见造成的统一错觉甚至可以使最罪恶的行动合理化。

⑧思想警卫。思想警卫(mind guards)的说法是相对于身体安全警卫提出来的。群体决策形成后,某些成员会扣留那些不利于群体决策结果的信息与资料,或是限制成员提出不同意见,借此来保护决策的合法性与影响力。

近来的研究表明,领导行为对群体思维的作用比群体凝聚力更大(Hart&Hroon,1989)。群体思维在“煽动性情景”中往往更容易出现。在这种情境下,群体压力很大,成员会由于过去的失败或任务的困难而降低自信。凯利等人(Kelly,Jackson&S.L.Huston-Comeaux,1997)的研究表明,时间压力可降低人们关注相关信息和考虑变通的程度而强化群体思维。

不过,群体思维的确常常在日常生活中发生,并造成严重后果。特别是在当今世界,无论是政治决策、军事决策还是经济上大企业集团的决策,决策智囊团的运用已成为普遍潮流,因而群体思维的危险也比以往更高。很显然,有效地避免群体思维的不良作用,减少重要决策集团的决策失误,无论从群体自身利益,还是从更广泛的社会利益着眼,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