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要性原则，是指立法目的的实现不存在可替代的、干预更轻的其他规范手段。本规范的立法目的，最终是要实现离婚行为的理性化，使不符合当事人利益的离婚行为不发生效力。由此，即可以采用两种规制思路。第一种思路是，对婚姻关系的维系是否符合当事人利益进行调查和甄别，进而选择性地干预离婚行为的效力。然而如前所述，基于婚姻关系的复杂性和私密性，以及登记机关本身的局限性，上述甄别行为对个体自由的限制以及相应的程序成本其实更高。因此在这一思路下，应当不能形成相较于离婚登记冷静期干预更轻的规范手段。

第二种思路，就是类似于离婚登记冷静期，通过某种特殊机制，为当事人自行甄别婚姻关系是否符合个人利益创造条件。这一思路又可以形成两种可能的机制。其一是事前干预，例如冷静期使离婚行为不即时发生效力；其二是事后补救，即先使离婚行为发生效力，但允许当事人嗣后回复婚姻关系。这里的第二种机制，无疑就是复婚制度。因此在舆论意见中，也有观点认为，复婚制度可以起到冷静期制度的作用，因此后者是不必要的。应当认为，复婚系基于既存规范，且离婚和复婚行为均完全基于当事人自愿，其对个体自由的干预无疑较小。但这里需要考虑的是，复婚制度是否能够完全实现本规范意图达成的立法目的。笔者认为，答案为否。首先，冷静期有十分明确的“暗示”和“锚定”效应，夫妻双方非常明确应在这一期间内对离婚行为的理性程度进行反思；但在复婚制度中，双方婚姻关系一经解除，互相已无约束关系，此时当事人未必会有反思离婚行为的意识，或即使愿意反思，其同步性、时效性也无法与冷静期相比拟，故对非理性离婚的修复效果将有所折扣。其次，与冷静期不改变婚姻存续不同，若采用复婚路径，则婚姻关系解除后，双方的人身和财产权利义务可能发生重大变化，其中部分变化将实质性地阻碍双方关系的修复，进而使立法目的落空。最后，我国社会中有婚姻“破镜难圆”“好马不吃回头草”等固有观念，如果当事人持有这类观念，则在婚姻关系解除后，其将更倾向于固执己见而非对过往进行反思，从而使离婚行为永久固定在非理性状态。综上，复婚制度不能在目的实现层面完全代替离婚登记冷静期。

进一步，就使离婚行为不即时生效的事前干预机制，当前离婚登记冷静期的设计是否均为必要？在当前的规范方案中，涉及对个体自由的干预环节包括：（1）初次申请不生效力；（2）第一个30日内，凭一方意志可撤回申请，涉及对另一方意志的限制；（3）第二个30日内，需双方再次共同确认申请，涉及对双方意志的干预；（4）第二个30日届满未申请的，视为撤回申请，涉及对初次申请意志的推翻。其中，第一项干预必要性应无争议，否则无法达成事前干预。就第二项干预，干预更轻的替代方案是，需双方共同合意才能撤回申请。但这一做法的后果是，当一方完成理性反思不愿离婚时，另一方可以凭对合意撤回申请的不配合，单方决定离婚行为的生效。如前文所述，依单方意志解除婚姻并非当前立法所应允许的目标。就第三项干预，干预更轻的替代方案，一是无须再次提出申请，二是只需一方提出申请。于第一种方案而言，其意味着，冷静期内即使当事人双方均不为任何意思表示，依然可以使初次的意思表示生效。这就可能带来两个问题：一方面，冷静期对当事人心理的“警示”作用可能丧失，当事人不再需要主动对其进行应对，以真正达成对离婚行为理性程度的反思，从而可能使冷静期沦为单纯的婚姻“延长期”；另一方面，由于整个冷静期内当事人可能没有任何明确的意思表示，登记机关只能按照事实状态的默示判断当事人的现时意志，这将增大意思表示的误判风险。于第二种方案而言，其实际效果与前述第二项干预的替代方案一致，也会导致单方意志决定婚姻解除。就第四项干预，干预更轻的替代方案是，期间届满未申请的，视为确认离婚。这一方案的实际效果与前述第三项干预的第一种替代方案一致，也会导致“警示”作用的丧失和误判风险的增加。(www.daowen.com)

综上，相对于当前离婚登记冷静期方案干预更轻的手段，均不能完全实现规范的立法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