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离婚登记冷静期的另一项常见批评意见，是主张既然离婚需要冷静，那么结婚就更需要冷静，应当设立“结婚冷静期”。严格来说，该观点在逻辑上不构成对离婚登记冷静期的有效批评，因为设立“结婚冷静期”并非设立离婚冷静期的必要条件。但结婚行为确与离婚行为具有相当程度的相似性，故下文检验的对离婚行为适用冷静期的正当性理由，也理应适用于结婚行为。由此，“结婚冷静期”作为批评意见即有其被严肃回应的必要。

笔者认为，“结婚冷静期”在价值层面有其合理性，但其施行的主要障碍在于我国社会观念对“头婚”，即首次结婚暗含的社会评价。在我国当前的社会观念中，首次结婚对个人具有高度的仪式性意义；首次婚姻的解除，可能带来基于个人品质、子女抚养、贞操观等因素形成的对个人社会评价的降低——尽管这种社会观念未必具有进步意义。由此，在结婚市场中，是否“头婚”是婚姻议价的重要考量指标之一。在这一背景下，假设实施“结婚冷静期”，且婚姻由于当事人事后“冷静”而被解除，则此时如果将当事人的婚姻状况标记为“离异”，其将形成与离婚相同的社会评价效果；如果将当事人的婚姻状况标记为“未婚”，其必然形成婚姻市场中对“试婚”行为的猜疑，进而加剧婚姻市场的信息不透明。并且，结婚行为基于“冷静”而解除，将与离婚一样，仍然会涉及财产分配和子女抚养的问题。综合来看，“结婚冷静期”的施行效果未必优于单纯的离婚制度，其必要性即存在极大的疑问。(www.daowen.com)

事实上，在上述社会观念背景下，实质上能够起到“结婚冷静”作用的制度是婚前同居。但法律显然不能强制规定婚前同居义务，因为这涉及对公民自由的高度限制，很难基于“结婚冷静”的目的使其通过比例原则检验。因此，“结婚冷静”问题只能通过社会观念的自行演进进行消化。提高对婚前同居必要性的认识，或降低对“二婚”对象的歧视，均有助于解决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