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前述，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国会和金融监管机构启动了全方位的规则清理程序，与评级巨头切割的态度十分坚决。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近年来在我国金融监管的过程中，包括“一行三会”和发改委等各大金融监管机构或宏观调控部门，对信用评级机构的依赖，却呈现出了与日俱增的态势。

根据笔者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在各自领域拥有金融监管权限的五大机构颁布的部门规章的梳理和统计，除了国务院之外，从1999年至2020年5月底，上述五大监管机构一共颁布的明显依赖证券评级机构评级服务的部门规章，已达46部之多，其中2008年全球金融海啸爆发后颁布了31部。^[42]具体统计数据如下：（1）国家发改委颁布的与其制定的信用评级机构直接挂钩的部门规章总计10部，全部属于2008年之后颁布的规范性文件^[43]；（2）中国人民银行颁布的与其指定信用评级机构直接挂钩的部门性规章，总计11部，其中2008年起颁布的规范性文件5部^[44]；（3）中国证监会颁布的与其认可的信用评级机构直接挂钩的部门性规章总计12部，其中包括2008年起发布的规范性文件6部^[45]；（4）我国银行业监管机构先后颁布的与指定信用评级机构直接挂钩的部门性规章5部，其中包括在银保监会成立之前由中国银监会颁布的4部部门规章和银保监会成立之后颁布的1部部门规章，从2008年起发布的规范性文件2部^[46]；（5）我国保险业监管机构先后颁布的与指定信用评级机构直接挂钩的部门性规章8部，这些规范性文件都是在中国银保监会成立之前发布的部门规章，全部是2008年以后发布的。^[47]

在2020年5月6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李克强总理曾指出：“我到一些地方考察，有些企业反映，现在表面看起来审批项目是简化了，但真要办事，还需要经过层层的中介服务。有些中介机构戴着政府的帽子，拿着市场的鞭子，收着企业的票子！”这一段话虽然不是专门针对信用评级机构的，但是把它用在深受各大金融机构监管青睐的评级机构身上，也不失为恰当。市场主体之所以耗费金钱和时间，聘请评级机构，特别是各大监管机构认可和钦定的大牌评级机构进行信用评级，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众多监管规则对评级机构的监管背书和规则扶持。(www.daowen.com)

由此可见，美国在2007年次贷危机爆发之后启动的规模空前的金融监管规则清理行动，给当下正在重走美国金融监管路径依赖老路的中国金融监管机构，敲响了一次警钟。迄今为止，已经颁布的内含高度依赖评级机构规则条款的众多部门规章，确实也已到了该全方位清理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