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一、管理者从黄仁宇的“大历史”中能得到哪些启发

20世纪80年代以来黄仁宇先生以其脍炙人口的《万历十五年》等著作在中国大陆的读者中享有盛誉，近年又由北京三联书店整理出版了其主要著作，销量惊人，影响甚广。

黄仁宇1918年生于湖南长沙，天津南开大学肄业（1936年～1938年），抗战期间及战后有丰富的军旅生活，1950年以中国驻日代表团少校团员的身分退伍。曾赴美于密歇根大学攻读历史，1946年获博士学位，之后致力于东亚历史的研究。2000年1月8日病逝，享年82岁。其主要作品有《万历十五年》《放宽历史的视界》《中国大历史》《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近代中国的历程》《黄河青山：黄仁宇回忆录》等。

黄仁宇先生是当前史学界的一场旋风，他的作品在不失史家严谨之基本原则下，又能让大众愿意去接受，使得了解历史不再被视为畏途、不再是几个历史学家书斋中之物。从历史观点和著作风格来看，他是一个真正的平民学者。黄仁宇先生是史学界的异数。他的“将宏观及放宽视野这一观念导引到中国历史研究里去”从而高瞻远瞩地考察中国历史的“大历史”观，在史学界影响深远。

黄仁宇的历史研究以综合为主、归纳重于分析，他摸索出一个“技术上的角度”，以之来审察历史，跳出具体人事的道德价值评判，“采取以长时间、远距离，而尤以超过人身经验的着眼研读历史”，以看出历史长期的合理性，结论是今日中国乃至世界上的任何国家都要在“数目字管理”——资本主义（商业主义）这个体制上汇合。这样搁置具体人事的道德评判，从技术的角度上看出世界历史的大趋势，就是他的“大历史”观。

以《中国大历史》为例，黄仁宇叙述中国历史发展的种种关键问题、关键人物及中国现代化的进程，重申他的观点，即从技术的角度看历史，而不是从道德的角度检讨历史，这并不是说道德不重要，而是他认为新社会的道德要靠社会的结构决定内涵。这就是黄仁宇先生大历史观的独特之处，他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的主要特征就是数目化管理，因而“技术上的角度看历史”也就是看一个国家能否进行数目化管理，而数目化管理正是按照商业原则进行组织的国家管理状态。

黄仁宇看到，“凡是一个国家必定要有一个高层机构和一个低层机构。当中的联系，有关宗教信仰、社会习惯和经济利害，统以法律贯穿之。”这三者如有不合节之处，则政局必定不稳，改造的方法也要从这三者入手。所谓高层机构，主要是指一个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的安排。低层机构是整个社会的基础，改造起来最困难，也最具决定意义。黄仁宇所说的资本主义的“技术性格”，如资金流通、银行信用、经理雇用、保险业务、交通通信、律师事务等主要就是指低层机构的状况而言的。广大的低层机构如能按商业原则梳理开来，高层机构必然要作相应的变化，二者之间的联系也将以法律关系来进行，实现数目化的管理。(www.daowen.com)

由此可见，黄仁宇所谓的“从技术的角度看历史”，是说社会经济运作体制的基本特征体现为商业主义，整个社会按照商业原则组织，进行数目化的管理。他以这一全新的角度来衡量中国社会，归纳中国历史，对当今管理者有深刻的借鉴意义。

以中国历史片断为例，“洪武型”财政经济政策的特点是彻底放弃商业化的努力，以广大的小农经济为施政基础，牺牲了经济质量以保证数量。它尽量保持全国一致的简朴均一，同时简化机构，以抽象的道德价值作行政工具，使社会组织与运行尽量简单，体现出鲜明的内向性与非竞争性。这与同时期西方世界正积极实现数目化管理的趋势背道而驰。这种情况构成中国现代化的基本历史背景。以辛亥革命来分析，虽然仿照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颁布了宪法，建立起了包括总统、议会等的现代化的政治机构，但广大的低层组织仍是传统农业社会的老样子，上下层之间无法对接，不能进行有效的联系，这就使看起来颇为现代化的一套上层机构有名无实，无法展开工作。这样的国家决不能说是进入资本主义了。由传统国家到现代国家的过渡，需要整个国家基层组织的功能结构发生全面变化。

中国古代社会体制在秦汉时期就已定型，但在以后漫长的时间内，传统的社会经济逐渐结成一个死结：法律及制度在聚集财富的用途上早就使用至极限，传统农业经济也早已发挥到极限，但仍无法实现商业化的突破，进行数目化的管理，一切都胶着在一种进退维谷的状态之中。这使中国社会在漫长的中古时期逐渐陷于停滞。

传统的中国社会由于种种原因，技术要素（商业、金融、民商法律等）无法展开，不能进行数目化管理，因而在现代眼光看来，用技术手段解决的问题只能上升到抽象的、最高的道德命题上去，以道德代替了法律——实质是以道德代替了技术。这是黄仁宇从他的历史观看到的传统中国社会存在的一个问题。

黄仁宇独特的大历史观摒弃了人们常用的道德角度，而是以现代化的标准，即现代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运作模式去考察历史，并没有任何批判色彩，只是客观分析，这样看待历史就可以更冷静、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