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是一个中西交汇、新旧杂糅的历史时期，时代对知识分子提出了新的要求。梁启超在政治、文学、思想、学术等领域有显著功绩，对中国近代历史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关于他的生平，梁启超自己的一段话最能概括：余自先世数百年，栖于山谷。族之伯叔兄弟，且耕且读，不问世事，如桃源中人。余生九年乃始游他县，生十七年乃始游他省，犹了了然无大志，梦梦然不知有天下事。余盖完全无缺不带杂质之乡人也。曾几何时，为19世纪世界大风潮之势力所颠荡、所冲激、所驱遣，乃使我不得不为国人焉，浸假将使我不得不为世界人焉。

梁启超在中国近代历史境遇中，自觉担负着时代的使命，以他的“文”去启蒙尚在混沌中的中国人。梁启超身上交织着学者与政治家的双重特征。他的为文，带有鲜明的政治色彩，而他的政治，却以文字为工具，不管为文为政，其终极目标皆为建立一个民主富强的新中国。梁启超是一位了不起的近代启蒙思想家。

梁启超1873年生于广东新会县熊子乡茶坑村，自小聪明颖慧，17岁中举。后接受康有为的维新思想，开始走上改良维新的道路，提倡引进西学，变法图强。戊戌变法后，梁启超逃往日本，更加自由地吸取西学，思想发生新的变化，开始广泛介绍资产阶级政治、哲学、经济、教育和文学艺术，宣传西方的民主、自由、平等、博爱、民权思想，对开阔中国知识界的视野，启发中国人的民主意识都有重要贡献。辛亥革命后，梁启超登上政治舞台。1920年放弃政治活动，全力从事教育文化事业。在此之后，梁启超的贡献多在对现代学术事业的建构上。

梁启超一生以“善变”著称，自称“不惜以今日之我，难昔日之我”。因为他清楚地意识到“今日之中国，过渡时代之中国也”，社会形态尚未定型，一切都在随时变迁。但始终不变的是他的启蒙理想，他认为“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一个国家独立于世界，在于其国民，上自道德法律，下至风俗习惯，都能有一种独立的精神。因此梁启超启蒙的主旨是塑造近代社会的理想人格形象，新的人格形象首先在于根除国民的奴隶性，培养国民新的近代精神。

《新民说》是梁启超政论著作的代表，其主旨是改造中国的国民性，把这个巨大落后的民族改造成一个先进强盛的新民族，使“吾四万万人之民德民智民力”，可以同西方的先进民族相匹敌，成为新民。

胡适认为，《新民说》的最大贡献在于指出中国民族缺乏西洋民族的许多美德。中国最缺乏而最须补的是公德，是国家思想，是进取冒险，是权利思想，是自由，是自治，是进步，是自尊，是合群，是生利的能力，是毅力，是义务思想，是尚武，是品德，是政治能力。梁启超抱着满腔的热血和忠诚，怀着无限的信心，用他那枝“笔锋常带情感”的健笔，指挥那无数的历史例证，组织成那些能使人鼓舞，使人掉泪，使人感激奋发的文章。(www.daowen.com)

梁启超对民族主义有深入的思考，提倡政治民族主义。《新民说》中有许多与自由主义相接近的观念，比如关于个人的权利、个人道德自主性、人性中的幽暗意识、市民社会观念等。梁启超将这些自由主义的基本理念放在民族国家共同体的叙事脉络中加以论述，形成了中国自由民族主义的最初形态。

在日益急迫的亡国危机之下，梁启超对缥缈的大同理想越来越疏远。1902年发表的《新民说》，是他从天下主义走向国家主义的一个标志。在《新民说》中，他明确表示：天下大同的世界主义理想，只是“心界之美”，而非“历史之美”。因为竞争为文明之母，竞争停止了，文明也就停止进步。世界主义的理想虽然美好，但在现实世界缺乏可行性。因为大同理想即使实现了，也会因为人性上的原因复归竞争，而到这个时候，由于没有国家，反而使得竞争回到低级的野蛮水平。梁启超的结论是：“故定案以国家为最上之团体，而不以世界为最上之团体，盖有由也”。

《新民说》的中心理念是要以“利群”二字为纲，建立一个“合群”的中国。“群”在梁启超的思想中是一个具有多种层次的国民自治群体所形成的公共关系。

《新民说》是梁启超20世纪初发表的以“新民”为意旨的文章结集，内中集中体现了他的伦理思想。在《论公德》等章节中，梁启超对旧的礼教纲常进行了批驳，力倡“道德革命”之说，充分意识到伦理道德在文化更新和转型过程中的潜在效用，直开五四先河。梁启超的国家思想和群治思想突破了儒学传统的民本思想，在融合中西文化的基础上有所创新。

梁启超的《新民说》告诉人们，社会在不断发展进步，人的思想也要不断更新，与社会发展保持一致，而且要勇于接受更合理、更先进的观念，这样才可以走在时代的前列，引领时代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