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一、现代管理者从张居正身上能够学到哪些成功经验

张居正改革，是在明王朝统治机构近乎解体，财政濒于破产的局面下，自上而下发动的一场挽救王朝统治危机的运动。

他有句名言：“当大过之时，为大过之事，未免有刚过之病，然不如是，不足以定倾而安国！”，当国家纷乱之时，需要雷厉风行地采取非常措施，虽然有可能因此而矫枉过正，但不这样的话，就无法稳定乱局，使国家安定。这句话充分表现出他以刚毅明断的见识和魄力，把新政以迅雷之势推向全国，但张居正本人也因此遭到“时政苛猛”的责难。是是非非，固然一时难以辨明，张居正为人行事，也难免为人诟病。但作为一个政治家，张居正过人的胆识、勇气和眼光，以及其用人不拘一格的特点，确实值得后人师法的。

明朝中后叶，统治阶层昏庸腐化，军政败坏，财政破产，农民起义，此伏彼起，社会矛盾尖锐，危机四伏。为了稳定明王朝的统治，一方面，张居正以得盗即斩的手段加强镇压，一方面采取了一系列富国强兵、使民足食足衣革新政治的措施。

万历六年（公元1578年），张居正通令清丈全国田地，详审细核，三年查出漏税土地八十余万顷，从严打击了违法的权贵地主，迫使他们守法，不敢轻易欺隐，小农免受赔累，国赋按时收纳，扭转了财政亏损。后人认为这一举措既不减额，亦不增赋，农民的贫困得到了缓解，地主豪强没法侵占农民土地，欺压百姓。在赋税不均的现象初步纠正后，张居正立即着手解决逃役问题。万历九年（公元1581年），在全国推行“一条鞭”法，即是将赋役中的各项名目，如杂泛、均徭、力差、银差等各种税收合并为一种，将力差归入田赋，一律按田亩核算，简化手续，统一征收。并可改折银两，允许被征调的差役出银雇人代役。这就扩大了货币流通的范围，削弱了人身依附关系，使商贩和工匠获得了人身自由，这对商品经济的发展起了促进的作用。(www.daowen.com)

张居正的任政，是和他的严苛的风格联系在一块，没有他那卓越胆识、勇气和目光，明朝残破混乱的财政局面，恐怕难以补救。在他执政的10年期间，边境大安、太仓粟可支十年、太仆寺积金四百余，一时政绩斐然。

虽然这样，张居正最为人称道之处，恐怕还在于他选拔人才的不拘一格。张居正对这些选拔上来的人才，能够信任他们，并委以重任。

张居正的不拘一格，不单单是排除论资排辈的偏见，还包括重视从下层选拔人才，殊属难得。他倡导：“采灵菌于粪壤，拔姬姜于憔悴。”认为选拔人才没有固定的思路方法，唯才是用，哪怕是身份低贱的僧道皂隶，只要出类拔萃，同样可以位列九卿，作为国家的栋梁。他突破成规起用士兵出身的李成梁为镇边大将，破格重用残疾小职员黄清为太仆卿高级官员，重新起用被罢官的水利专家潘季驯治理黄河。在改革推向高潮时特许府、州、县的考生越级报考京师的国子监，把各地人才收罗到中央，很快组成精干的班底，形成改革的中坚力量，为建树新政作出贡献。

因为张居正用人能够破除成见，不拘一格，所以在他执政时期，虽然明王朝四面都是强敌，但南有戚继光，北有李成梁，边境一时整肃，呈现少有的安定局面，而在之前的百余年时间里，明王朝还在为东南的倭寇，北方蒙古部落的频繁骚扰分身乏术，苦恼不已。历来治河的方针只顾漕运，为朝廷运粮，不顾民生，因此大多采用分疏黄河的办法保障运河渠道的畅通，也就是在黄河下游多开支河，分泄河水，这种办法容易淤塞河道，垫高河床，但却急功近利为历代王朝惯用。张居正大力支持水利专家潘季驯摒弃传统方法，采取漕运与民生兼顾的方针，筑堤束水，以水攻沙，利用奔腾的河水，冲沙入海，自此多年没有大患，使得黄河两岸荒芜了十几年的土地又变成了良田，同时因为河道治理得当，水利运输也发展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