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九、王安石变法得失对管理者的变革有哪些启发

王安石（公元1021年～1086年），字介甫，号半山，抚州临川（今江西抚州）人。宋仁宗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进士，在一段地方官生涯后，王安石对北宋积贫积弱、冗官冗兵的现实痛心疾首，先后向仁宗和英宗上万言书，请求变法革新，但没有受到重视。后来神宗即位，颇有一番心志把国家治理好，加上神宗之前对王安石非常赏识，君臣一拍即合，新法很快推行起来。

王安石首先推出的新法是均输法和青苗法。

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七月，颁行淮、浙、江、湖六路均输法。由发运使掌握六路的财赋情况，斟酌每年应该上供和京城每年所需物资的情况，然后按照“徙贵就贱，用近易远”的原则，“从便交易蓄买”，贮存备用，借以节省价款和转运的劳费。均输法夺取了富商大贾的部分利益，同时也稍稍减轻了纳税户的许多额外负担。

同年九月颁布青苗法。规定以各路常平、广惠仓所积存的钱谷为本，其存粮遇粮价贵，即较市价降低出售，遇价贱，即较市价增贵收购。其所积现钱，每年分两期，即在需要播种和夏、秋未的正月和五月，按自愿原则，由农民向政府借贷钱物。收成后，随夏、秋两税，加息2/10或3/10归还谷物或现钱。青苗法使农民在青黄不接之际，不致受“兼并之家”高利贷的盘剥，使农民能够“赴时趋事”。

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十二月，王安石升任宰相，此后变法达到高潮，先后推出的新法有募役法、市易法、方田均税法等。

熙宁四年颁布实施募役法。募役法（免役法）规定由州、县官府出钱雇人应役。各州、县预计每年雇役所需经费，由民户按户等高下分摊。募役法使原来轮流充役的农村居民回乡务农，原来享有免役特权的人户不得不交纳役钱，官府也因此增加了一宗收入。(www.daowen.com)

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三月，颁行市易法。在开封设置市易务。市易务根据市场情况，决定价格，收购滞销货物，待至市场上需要时出售，商贩可以向市易务贷款，或赊购货物。后又将开封市易务升为都提举市易司，作为市易务的总机构。市易法在限制大商人垄断市场方面发挥了作用，也增加了朝廷的财政收入。

熙宁五年颁行方田均税法。方田均税法规定每年9月由县官丈量土地，检验土地肥瘠，分为五等，规定税额。丈量后，到次年三月分发土地帐帖，作为“地符”。分家析产、典卖割移，都以现在丈量的田亩为准，由官府登记，发给契书，以限制官僚地主兼并土地，隐瞒田产和人口。

此外，还有军事上的保甲法、保马法、将兵法。

王安石变法，确实也取得了一些成效，史载：“熙宁、元丰之间，中外府库无不充衍，小邑所积钱米亦不减二十万。”富国的目的达到了，强兵的愿望也一定程度上实现，然而由于用人不当，在新法的推行过程中出现了与民争利，甚至侵害百姓的事情，官僚富商的利益也受到不小的触动，一些地方民怨沸腾，士人官员或为一己私利、或为民请命，向神宗控诉新法不便，反对新法的浪潮此起彼伏，王安石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

面对这种局面，王安石没有积极冷静地分析变法的利弊、施政的轻重缓急是否得当，执行人员是否人当其责，也没有积极与反对派沟通，消除彼此的隔阂误会，而是抱着“天变不足恤，人言不足畏，祖宗不足法”的执拗心态，与广大士人抗衡，甚至不惜对异己者打击报复，像司马光、苏轼、程颐这样的贤达名流，有的之前和王安石还是好朋友，却因为对新法持有异议而遭到排挤，苏轼更是一贬再贬，饱受流离之苦。

这种一意孤行，甚至排挤异己的做法，其实无益于新法的推行。新法虽然有很多良法美意，但是王安石在推行的过程中任人不当，注重才干而忽视品质、理想、信念，变法派内部良莠不齐，加上王安石老是听不进别人的劝诫，致使新法的弊病越来越多，最后导致人们对新法信心尽失，投身新法推行的人又多是投机钻营之徒，他们只能使新法越来越背离初衷，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反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