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约公元前390年～338年）贵族出身，因是卫国君的后裔，曾以“卫”为姓，称作卫鞅。按当时习惯，国君的公子后裔，以“公孙”为氏，所以他又称为公孙鞅。商鞅这个名字，是他在秦国被封为商君而得的。

商鞅之所以能够在历史上刻下自己的名字，完全是由于他在秦国主持的一场变法运动。秦国在战国初期，贵族们垄断政权，经济、政治和军事都比较落后，国君权力较小，国力很弱，国土常常受到别国的侵占。

公元前361年，秦孝公即位，他决心改变秦国的落后面貌，于是下了一道变法图强的求贤诏令，商鞅就是在这个时候自魏国来到秦国的。

商鞅到秦国后，宣传“强国之术”，决心协助秦孝公进行社会改革，因此得到秦孝公的信任，任命他为左庶长。公元前359年和公元前350年，在商鞅主持下秦国两次公布了新法，其主要内容有：

（1）废除奴隶主贵族的世卿世禄制度，取消宗室的特权，按军功的大小重新规定官爵的等级和待遇。下级士兵在战争中勇敢杀敌的，也可以得到官爵，临阵脱逃和投降敌人的要受到严厉的处罚。凡是进行私斗的，按照情节轻重判处刑罚。

（2）废除奴隶制的井田制度，在法律上承认土地私有和买卖。鼓励男耕女织，凡是劳动好，生产粮食和织布多的免除徭役和赋税。

（3）实行重农抑商政策。对弃农经商或因懒惰而贫穷的人，连同其家属罚做官奴婢。

（4）加强中央集权，普遍推行郡县制。全国设31个县，官吏由中央直接任免；同时进行户口编制，实行连坐法，规定五家为一伍，十家为一什，什伍中互相纠察告发“奸人”，有坏人不告发的，什伍连坐。

（5）由中央制定和颁发统一的度量衡。比如以“商鞅方升”作为当时的标准量器，有利于税收和经济交往。(www.daowen.com)

商鞅新法直接打击了旧势力，遭到守旧势力的仇视和顽抗，变法从开始到最后，一直是在激烈的斗争中进行的。

开始，以甘龙、杜挚为代表的旧势力公开反对变法。提出“法古无过，循礼无邪”，主张依照原来的旧习俗来教导人民，可以不劳而成；根据旧有的制度来治理，官吏既熟悉，人民也安定。商鞅反驳说：“制度和法令应该按照当时的客观环境来制定，治世从来没有一个划一的办法，只要求其便利于国家，不一定要效法古代。商汤和周武，是没有效法古代而称王的；夏桀和殷纣是没有更改旧制而灭亡的。从此可知，反古未必错，循礼未必对。”最后，秦孝公表示完全同意商鞅的意见。

商鞅拟好新法，就要公布了。为了取信于民，经过一番考虑，他让手下的人把一根三丈长的木杆竖立在国都的南门，悬赏有能把它搬到北门的，赏给十金。人们觉得奇怪，不敢搬动。他却接着又悬赏说：“有能搬去的，赏给五十金。”有一个人把木杆搬到北门，商鞅立刻赏给五十金，以示信用。接着，公布了新法。

这时候，在朝廷内部新旧两种势力斗争更激烈了。当时有人议论新法不便执行的多至千数。太子的老师公子虔和公孙贾在幕后唆使太子触犯新法。他们企图用这个办法破坏变法。商鞅说：“太子犯法，是老师没有教育好，应该给老师处罚。”于是下令把他俩一个割掉鼻子，一个脸上刺了字。从此再没有人敢议论新法了。为了保证新法顺利实行，商鞅还杀了贵族祝欢，受株连者达700多人。

秦国经过商鞅变法，面貌焕然一新，从一个落后的国家，一跃而为“兵革大强，诸侯畏惧”的强国，出现了“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的局面。

公元前338年，秦孝公死，太子惠文王继位，公子虔等强加商鞅以“谋反”的罪名，将他逮捕并用“车裂”的酷刑处死了他。

商鞅的死，固然与政治斗争有关，在某种意义上讲，商鞅只是不幸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然而，商鞅本人也不是没有可能规避这种政治悲剧。只是商鞅执著于“刑名之术”，看似公正无私、执法严格，然而却难脱假公济私、打击报复的嫌疑，在执法过程中，商鞅迷信“重刑”，轻视文教，制定社会规范，缺乏弹性，常言道：“法不外情”，商鞅制定和执行法律的过程中，往往忽视人情感受，在失去执法缓冲区的庇护后，人民因为小事得罪，继而又受到重罚。包括太子的两位老师，也仅仅是表达了对于新法的异议而已，商鞅却将他们处以重刑。“一朝天子一朝臣”，商鞅不可能永远得到秦孝公的庇护，所以新王一立，商鞅也开始担忧起来了，他东躲西藏，但是因为曾经行事苛严，得罪的人太多，以至于无人愿意收容他，最后，商鞅无力回天，只好回到秦国，被处以“车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