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大国若烹小鲜”语出老子《道德经》。《道德经》第六十章开宗明义：

治大国，若烹小鲜。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伤人；非其神不伤人，圣人亦不伤人。夫两不相伤，故德交归焉。

小鲜者，小鱼也，意思是说：治理大国，好像煎烹小鱼一样。用“道”来治理天下，那么鬼也就不灵（不作祟兴灾）了；不是鬼不灵了，而是它起的作用不伤人了；不是它起的作用伤不了人，而是圣人也根本不想伤人。鬼神和圣人都不伤害人，所以自然的德性都回复到人民身上了。这是老子“无为”思想的一个具体的阐述。

产生于尧舜时代的《击攘歌》唱道：“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帝力于我何有哉！”可见，国人本性不喜欢接受他人的管治，却能够通过自我修养而达到自我管治的目的。“无为”其实是借助于自由文化的潜在力量，充分尊重个体的自由和尊严，从而自然地达到“无不治”的圣世。统治者们也很是明白这个道理，所以汉初陆贾为汉高祖陈说治道云：“君子之治也，块然若无事，寂然若无声，官府若无吏，亭落若无民。”此“四无”即为清形无为的治道。在汉之后，魏晋玄学、自北宋而起的宋元理学，都可以看到它的印迹。

很多人不大欣赏“无为”思想，以为过于消极，内敛，与现代的扩张型社会，外向型经济不符。其实，作此言者只见其表，不见其里。事实上，在很多政治情势里，无为而治都发生过积极的作用。

汉初，曹参为宰相三年，清静无为与民休息，不给百姓增加负担，使汉朝人口数量、经济水平都得到很好的恢复，曹参的无为正是针对秦政治的机械性、刻板化而故意为之的。所以他死以后，百姓唱道：“萧何为法，若划一；曹参代之，守而勿失。载其清净，民以宁一。”

东晋王导，历东晋元帝、明帝、成帝三朝宰相。他采取的施政纲领同样是无为而治。当时东晋过江而立，极需江南士族的支持，王导为政宽厚包容，使得北方侨姓与江南大姓的紧张关系得以有效缓解，从而使东晋王朝于风雨飘摇中得以维系。王导对自己的无为而治很是得意，他曾很自信地说：“人言我愦愦，后人当思我愦愦。”(www.daowen.com)

在这些政治家的眼里，所谓的“愦愦”其实就是“治大国若烹小鲜”的轻重若轻，一种大智若愚的智慧，一种达至善治的清醒。

“无为”，不是无所作为，而是有所为、有所不为，在不为中实现有为。英国著名科学史家李约瑟曾指出：“所有的翻译家和评注家都把‘为’字原原本本地译成‘行动’（action），于是道家最大的口号‘无为’就变成了‘没有行动’，大部分的汉学家在这一点上都有所误解。无为在最初原始科学的道家思想中，是指‘避免反自然的行动’，即避免拂逆事物之天性，凡不合适的事不强而行之，势必失败的事不勉强去做，而应委婉以导之或因势而成之。”李约瑟对“无为”的理解，深得“无为”要领。“清静为天下正”，用现代的管理观点说，无为的管理就是管理对象的自我管理。

现代企业管理越来越复杂，西方以事为出发点，以逻辑分析为解决手段的传统管理模式变得日渐难以控制繁复的企业。牛津罗兹奖金获得者，《超越竞争》一书的作者爱德华·德·博诺曾明确说过：“在我们处理有许多相互作用的循环复杂系统时，分析就不管用了。在这样的系统中，你不能将各个部分分开再让它们复归整体，因为在把各个部分分开时，你就改变了这个系统。”传统的分析逻辑思维方法，显然难以做出有效的处理。同时，还因为“在有积极反馈的循环系统中，某处参数的些微变化都可能使整个系统以完全不同的方式运作”。因而“我们正日益被迫研究简化思想模型，并用它来指导行为”。

另一方面，清静无为型的领导力模式是最适合信息社会的管理模式。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办公自动化和信息化迅速发展，虚拟空间的存在也日益渗透到管理实践中。美国管理专家毕可斯曾描绘了这样一幅画面：由于信息技术的日益进步，未来企业的办公室内，看不到一个员工，有人选择在家或工作室工作，有人在外面拜访客户，所有的工作都可以通过网络进行。

在这样的工作状态下，需要的不再是领导者权威、严格的管理，而是怎样培养每个成员的独立处事能力。无为而治的领导方式正适应了这种需求。“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它给了组织成员完全的自由，也给了组织成员完全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