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守仁(色元1472年~公元1528年),字伯安,人称阳明先生,浙江余姚人,官至南京兵部尚书。其徒将他的著述编纂成《王文成公全书》,其中《传习录》和《大学问》是他的主要哲学著作。他死后三十九年被皇帝追封新建侯,谥文成,享有极高的荣誉。
王阳明不仅是一位思想家,还曾经建立了赫赫战功,最著名的是平定宁王之乱。王阳明不是军事家,宁王叛乱后朝野震动,许多军事家都束手无策,独有曾被朝廷打入大狱的王阳明挺身作战。王阳明没有正式的官军来统御,所辖的只不过是金陵城附近州县的衙役兵勇甚至一班刚被招安的土匪流寇,三千人以上就称“大军”,然而他却用这支队伍无往不利,四十天而竟全功,一时被誉为“大明军神”。——一介大儒,指挥千军万马如提笔研墨,正是由于“知行合一”作为一种理论成功地指导了他的行动。王阳明有一著名论断,“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这并不是要说他的战功,而是指出他心学思想的核心。
王阳明深受先秦孔孟学派和佛教禅宗思想的影响,又直接继承了南宋陆九渊的心学,形成了庞杂的哲学思想体系。“知行合一”是王阳明提出的重要命题,它在王阳明的哲学体系中占有重要位置,对后来中国哲学思想的发展,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王阳明不仅认为“知行”是以“良知”为本体,知行合一并进;而且还强调行而后有真知,注重实践的重要性。
他从三方面论证知行合一:“知行之体本来如是”,“知行原是两个字说一个工夫”,“知行合一并进”。
“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凡称为行的,只是着实去做这件事。若着实做学问思辨的工夫,那么学问思辨也是行。学是学做这件事,问是问起这件事,思辨是思辨做这件事,那么行也就是学问思辨。如果说学问首先是思辨,然后去行,那么如何凭空去通过思辨得来学问?行的时候又如何去做得学问思辨的事?行到明觉精察处就是知,知之真切实笃处是行。行而没有明觉精察就是妄行,就是“学而不思则罔”,所以必须强调“知”;知而不能真切实笃,就是妄想,就是“思而不学则殆”,所以也必须强调“行”。知行实际只是一个工夫。古人说知行,都是就一个工夫补偏救弊来说的,不像现在人截然分作两件去做。如果今天的一个人说知行合一,虽然也是就现在的补偏救弊来说,但是知行之间的关系本来就是合一的。
王阳明提出知行合一说,目的是为道德修养建立理论基础。王阳明要人们树立一种信念,在刚开始意念活动时就依照“善”的原则去做,将不善和恶消灭在刚刚萌发的时候。(www.daowen.com)
关于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冯友兰指出,它的主要意思是“良知是知,致良知是行。吾人必致良知于行事,而后良知之知方可完成”。
蒋介石对王阳明的学说有很深刻的理解。他说:“知的本源在于人类的本性,不必外求。”“知识如果‘无得于己’,便不能算是真知,唯有‘有得于己’的知,才是真知,不但真知,亦且益于行。”他又说,“良知是我们大家所固有的,故不必另外再去求知。”蒋介石认为知行关系中,“行”是第一需要的,所以反复强调“力行”。
王阳明学说的积极方面,致良知就是使自身固有的良知转化为行为,使本心不受遮蔽,立即实现出来。致良知是使知行合一的工夫,力行是使知行合一的努力。王阳明致良知的理论,其归宿在一个“行”字。
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就实践而言,兼有消极去恶与积极行善的意思,只有善的动机而未具体化为行动,仍不足以达道德的最高层次。但是,知行合一说鼓励人们力行,是王阳明的创见,也是他学术思想的特色。
对于当代管理者来说,王阳明的知行合一理论有很多启示。他告诉人们,不仅要“知”,也要“行”。人们不仅要提高自己的认识,更要有实际行动,将自己的理想变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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