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友兰先生书房曾经挂着这样一副对联，“阐旧邦以辅新命，极高明而道中庸”，这是冯先生1988年2月写的。关于这副对联，冯先生自己说：“上联说的是我的哲学史工作的意义，下联说的是我的自我修养的目标，这两句话，是我的自勉之辞。”
“极高明而道中庸”是冯先生一生追求的精神境界。冯友兰说：“中国哲学有一个主要的传统，有一个思想的主流。这个传统就是求一种最高底境界。这种境界是最高底，但又是不离乎人伦日用底。这种境界，就是即世间而出世间底。这种境界以及这种哲学，我们说它是‘极高明而道中庸’。”
《中庸》是中国儒家的经典之一，原属《礼记》的一篇，宋代把它和《礼记》中的《大学》独立出来，同《论语》《孟子》合称《四书》。“极高明而道中庸”即出自《中庸》，“故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礼。是故居上不骄，为下不倍。国有道，其言足以兴，国无道，其默足以容。”大致意思是：君子恭敬奉持德性，同时好问勤学以致知，使德行和学问到达广大精微的境界，虽然极其高明，依然不偏不倚地遵循中庸之道。温习已知以增进新知，存心敦厚以尊崇礼节。所以在上位时不会骄傲，处于卑贱的地位也不会背叛作乱。当国家政治上轨道时，他的言论可以帮助国家振兴，当国家政治紊乱无道时，他的沉默足以被接受。
对于中庸的解释，中国学者历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毫无疑问，中庸之道是中国传统思想的精髓。
《中庸》首篇《天命章》对“中”作了一个明确的定义：“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与“中”相关的另一个核心概念是“和”：“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和”并提：“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大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这一定义赋予“中庸”以“中和”的新义，并将其提升到天地万物根本法则的高度，以此作为道德修养的终极目标。感情保持“中和”的状态，就可以保证本性因无情欲之蔽而发扬光大，进而达到使“天地位”、“万物育”的天人合一的境界，而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就在于“极高明而道中庸”。(www.daowen.com)
“中”的观念在儒家的思想体系中具有核心的地位。“中”既是个人的某种主观状态，即含而未发的内在情感要求，又是个人在现实的社会生活里表现于外在言行的规范和准则。这两者是统一的：内心之“中”是言行之“中”的前提，而言行之“中”又是内心之“中”的外化和表现。
宋朝大哲人朱熹认为：“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庸，平常也”。当代学者匡亚明先生认为，“中庸”是“作为仁的人生哲学方法论的中庸”，认为“所谓中，即中正，中和。所谓庸，即用也，常也”，因此“中庸”即是“用中为常道也”。学者金景芳等认为：“孔子所说的中，既不是过，也不是不及，而是恰到好处”。
另外，《中庸》还提出“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方法。既尊重固有的德性，又重视学问的积累。这些观点对于后代的思想产生了深远影响。
学者钱穆常诵《中庸》之句：“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礼。”意思是，大思想、大学问必与“中庸”有关。“中庸之道”乃大道，亦为人道。“惟其中国传统，特重此中庸之道，故中国传统思想，亦为一种中庸思想。”“中庸”可以说是中国思想的基本特征。归其因由，钱穆认为，这源于在中国思想里“道不离人，亦学不离人。”当然，这种思想特征更根本地来源于中国人的生命活动，而思想本身就是一种生命活动。同时，中国思想对于生命的关注乃是它的重中之重，它主张的生命态度正是“中庸”。所谓的“中庸的生命之道”，不仅单指思想活动，还指包括思想活动在内的更为广泛的整个生命实践活动。
“极高明而道中庸”提醒人们，为人处世不能走极端，而应该平衡各种力量，对事物形势洞察了解，明智地选择最恰当的方式，这样才能达到一个更高的境界。如果人们能够在一切事情上做到恰到好处，就会形成良好的社会秩序和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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