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经世之学的现代启示有哪些

“经世”一词首见于《庄子·齐物论》：“春秋经世，先王之志”，这里的“经世”作典谟、规诫解，并非后来所谓的经世。至《后汉书·西羌传》中“忘经世之远略”处，才具备了“经世”之涵义。明末清初一些士子精英们如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乃高扬“反清复明”的旗帜，大力倡导经世致用之学，对晚明学风，首施猛烈攻击，“大声疾呼，以促思想之转折”，使得经世致用学风成了弥漫在明末清初思想界的一种共同精神。

顾炎武（公元1613年～公元1682年）初名绛，字宁人。居亭林镇，自号亭林，自署蒋山佣，江苏昆山人。曾参加昆山、嘉定一带的抗清起义，兵败后离开家乡，北上游历，走遍大江南北，经过亲身考察和考订古籍，著成《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顾炎武给外甥徐元文的信里说，著书的目的是“体国经野之心”，“济世安民之识”。王家范先生称顾炎武的学术有一种超凡脱俗的风骨，大学问映照出的是大关怀，高见卓识流徜于实证文字之间，熠熠有人文光彩。顾炎武感于明亡之痛，疾呼“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原话是“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寓意更为深刻。一个政权拥有领土，称为“有土”；能让老百姓衣食有余而知荣辱礼义，是谓“保民”。有土且保民，方可称之为“保天下”。晚明士风浇漓，不以民生为念，遂致“仁义充塞，以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明之所以亡，与其说是为清人所占夺，不如说大明君臣自身丧失“保天下”职责，以致中国“土崩瓦解”，千里饥馑，血肉横飞。故“甲申之变”不只是政权易手的“亡国”，实乃祸国殃民的“亡天下”，真正遭难的是无辜百姓。

顾炎武自许《日知录》为“绝笔之后，藏之名山，以待抚世宰物者之求”。古代学人论史，大多从人物、事件入手，斟酌民生者寥寥可数。顾炎武论著迥异于此，对各地土宜物产、工商货币、交通运输、经济收支、赋役负担等资料均用心搜检，对各地府县“方志”资料的搜集整理尤为重视。并在此基础上完成政论代表作《郡县论》，辛亥前后一度被“地方自治论”者奉为圭臬。《郡县论》的中心，是讨论地方政府的责职权能，以及如何提高地方行政管理的效率。顾炎武论“郡县”的独特处，在于对郡县制度的各种弊病决不轻易饶过，眼力犀利；而其用力处，则在为构建除弊去害的改革方案。

顾炎武虽生于富庶之区，看重东南经济开发对中国全局的意义，但并非是一个褊狭的“地方主义者”。他晚年长期寓居山陕，对西北经济尤详加考察，认为西北经济的贫困，只有靠发展生产才能缓解。除建议政府招抚流亡、开辟旷土外，还想到了植棉纺织。

顾炎武所思所论，以天下苍生为念，给后人以亲切的感觉，不能不肃然起敬。其议论重心在民间，在平民百姓，较之今日某些阔气的经济学精英，更多普世关怀、菩萨心肠。

王夫之生在明朝万历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死在清朝康熙三十一年（公元1692年）。字而农，号姜斋，湖南衡阳人，做官做到南明永历朝行人司行人。后来隐居在湖南石船山，著述讲学，被人尊称为船山先生。他的晚年极端贫困，每每要写书，因为买不起纸笔，要从朋友、门生那里借来，工工整整地抄好了，把成书送给他们。与顾炎武、黄宗羲不同，王夫之的理学趣味最高，他的贡献主要在心性儒学。王夫之生当明清易代之际，作为亡明的遗臣，他怀着深刻的亡国之恨，严厉地追究、批评明朝哲学思想和政治上的失误。王夫之一生以继承孔孟之志、纠正宋明以来儒学的偏差为己任。他自撰的墓志铭里有：“抱刘越石（闻鸡起舞的刘琨）之孤愤，而命无从致；希张横渠（张载）之正学，而力不能企”。(www.daowen.com)

王夫之为宋以后儒者之冠，同时如顾炎武、黄梨洲均不能及。国破后不剃发，不毁衣冠，隐于深山48年，至康熙壬申始归道山。素恶东林、复社驰骛声气标榜之习，与中原人士、江介遗老不相往来，因此在当时并没有太大的名气。道光十九年（公元1839年），他的著述才由欧阳兆熊等人刊刻，晚清重臣、同乡曾国藩、郭嵩焘等人大加褒扬。王夫之著述丰富，思想构成异常驳杂，几乎涉及了传统中国思想的主要部类。王夫之的政论文章主要以读史札记为主。虽然王夫之没有像顾炎武一样直接关注民生日用，而是转向心性儒学的探讨，但他同样有着强烈的经世思想。他隐居著述是为了匡正时弊、挽救人心，即所谓六经责我开生面的直接结果。

黄宗羲，字太冲，浙江余姚人，生明万历三十八年（公元1610年），卒清康熙三十四年（公元1695年），年85岁。他是王阳明的同里后学。其父黄尊素是东林名士，为魏忠贤阉党所害。他少年便倜傥有奇气，常袖长锥，思复父仇。年十九，伏阙上书讼父冤。祟祯初元，魏阉伏诛，他声誉渐高，隐然为东林子弟领袖。然而他从此折节厉学，师从刘宗周，所得日益深粹。明统绝，他绝意国事，奉母乡居，从事著述。黄宗羲自少时即致力史学。他家里藏书甚多，同乡钮氏世学楼、祁氏澹生堂、范氏天一阁的书，都到处借抄借读，所以他记诵极博，各门学问都有所探索。

黄宗羲是一位过渡人物。他有清代学者的精神，却不脱明代学者的面目。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是他的政治理想。从今日青年眼光看去，虽像平平无奇，但在三百多年前，对专制政治思想作极为大胆的反抗与质疑，是难能可贵的。此外书中各篇，—如《田制》《兵制》《财计》等，虽多半对当时立论，但亦有许多警醒之说。如主张迁都南京，主张变通推广“卫所屯田”之法，使民能耕而皆有田可耕，主张废止金银货币。此类议论，虽在今日或将来，依然有相当的价值。

黄宗羲学问影响后来最大者，在他的史学。他虽不应明史馆之聘，但馆员都是他的后学，每有疑难问题，都咨询他取决。《历志》则求他审正后才算定稿。《地理志》则大半采用他所著《今水经》原文。其余史料经他鉴别的甚多。中国有完善的学术史，自《明儒学案》（六十二卷）始，为黄宗羲所著。《宋元学案》，则梨洲发动起例，仅成十七卷而卒，经他的儿子耒史（名百家）及全谢山两次补续而成。

黄宗羲著书的目的在于总结历史上的“治乱之故”，为后世立言，作为一个前朝“遗民”，黄宗羲着力整理和保存宋元以来特别是明代的历史文献资料。

晚清国运日蹇，读书人不再埋头考据，开始关注现实，因此道咸以将，经世之学大盛，明末清初这三位伟大的思想家和经世思想重回思想界。西方的知识分子同样强调学者的现实关怀。明末清初三位思想家的人品、气节和实践在今天仍值得提倡。关注国民生计、注重调查研究、艰苦却不改其志、勇于批判和质疑等等是这些思想家共有的品质，也是具有超越时空界限的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