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威学者王其英，在2011年第3期的《发展》上发表了《中国和世界西夏学的滥觞——凉州西夏文化述略》，此文重点介绍了西夏碑的概况及凉州西夏文化的重要价值。^[30]王其英还在《武威金石录》一书中收录了《凉州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铭》《凉州卫大云寺古刹功德碑》《增修大云寺碑记》等碑铭，并阐述了西夏碑发现和收藏地清应寺和大云寺的关系及其历史演变。

武威研究员王丽霞在2013年第8期《丝绸之路》上发表了《西夏碑最初发现地考证研究》，此文从西夏碑及其最初被发现、清应寺与大云寺、明清时清应寺即西夏时护国寺、西夏碑被挪动至大云寺内等四个方面，阐述了西夏碑最初发现地应是清应寺。^[31]文章认为从武威清应寺中姑洗塔的历史，再根据阿育王建八万四千塔奉佛舍利的记载，可以断定武威清应寺正是武威西夏碑中所记载的西夏凉州护国寺。位于寺内的姑洗塔，也正是西夏碑中多次提到的那座充满灵异色彩的宝塔，即护国寺感通塔。根据张澍诗文记载，武威西夏碑最早发现于武威清应寺。纵观张澍一生，作为清代乾嘉时期西北史地与西北文化的领军人物，其认真的治学态度以及他对西夏学潜心研究和所做的贡献，令人佩服。

通过对西夏碑研究成果的回顾，可以发现西夏碑的研究源于学者对西夏文字的解读。晚清至民国时期，研究者们借助西夏碑西夏文与汉文文字对照的优势来辨识其他西夏文金石碑刻。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西夏学研究深入，西夏碑所蕴含的丰富信息开始被学术界所重视。学术研究转向西夏碑所反映的西夏社会历史、宗教信仰、皇帝尊号、国号纪年、职官制度、语言文字、土地制度、民族关系、社会经济、地震、书法、绘画艺术等重要信息。^[32]可以说，学术界对武威西夏碑碑文的解读和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全面揭示出了西夏碑的价值。

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发现武威西夏碑和张澍对西夏学的研究，中国乃至世界对西夏学的研究至少要推迟一个世纪（从1804年发现西夏碑到1908年科兹洛夫在黑水城发现西夏文汉文双解字典《番汉合时掌中珠》）。在这百年当中发现的西夏文史料，有可能因无法识读而不被专家学者重视，进而失传。西夏碑的发现，不仅为传统金石学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而且为研究西夏文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材料。今天，西夏学作为一门专学，正日益引起相关学者的关注，其研究的深度与广度同等重要，西夏碑越来越受到世人关注和西夏学学者的重视。

【注释】

[1]张澍在编纂《凉州府志备考》的过程中，结合地方史志资料的辑录，编写了《西夏纪年》专题，附于《凉州府志备考》之后，为研究地方历史的沿革提供了必需的史料。《西夏纪年》分为上下两卷，主要参考明朝邵经邦编修的《弘简录》卷254《西夏》部分，以及《金史》卷134《西夏传》专题。在《西夏纪年序》中，张澍陈述了编写《西夏纪年》的理由：此辑《凉州府志备考》，根据《弘简录》《金史》内附载西夏事迹，次为《西夏纪年》两卷，以补前志之阙。《西夏纪年》对西夏历史上有重要影响的人物事迹均有记载，从拓跋思恭归唐述起，卷一记载了拓跋思恭至李继捧、李继迁、李德明、李元昊、李谅祚主政之事，卷二记载了李秉常、李乾顺、李仁孝、李纯祐、李安全、李遵顼等历代国主的生平，特别是对立国以后西夏历代国主的生平都有比较详细的记载。《西夏纪年》最后集中介绍了西夏国疆域、物产、州郡设置、军事制度以及民风民俗等内容。［清］张澍撰：《凉州府志备考》，西安：三秦出版社，1988年，第856页。

[2]《西夏姓氏录》，共一卷，附于《辽金元三史姓录》，是传世的西夏史籍中唯一一部研究西夏姓氏的专著。原稿已被法国人伯希和在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从张澍的故居（西安）掠走，被掠走的这批文稿共84本，合装成10册，现藏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著录在伯希和乙库（即史部文献）1633号。近代著名学者罗振玉曾从巴黎移录原手稿，收入《雪堂丛刻》，才使这部重要的西夏姓氏学专著得以在中国传世。汤开建：《张澍〈西夏姓氏录〉订误》，《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4期，第64页。

[3]“五年六月”是“宋元祐五年六月”，即“西夏天祐民安元年六月”，1090年。［元］脱脱等撰：《宋史》卷四百八十六《夏国下》，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4016页。

[4]［清］张澍撰：《养素堂文集》，载“中国西北文献丛书”编委会编《中国西北文献丛书·西北文学文献》（第十卷），兰州：兰州古籍书店，1991年，第39页。

[5]［清］张澍撰：《养素堂诗集》，转引自崔云胜《张澍〈观西夏碑〉诗笺注》，《宁夏社会科学》，2010年第6期，第84页。

[6]［元］脱脱等撰：《宋史》卷四百八十六《夏国下》，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4023页。

[7]［清］张维撰：《陇右金石录》，载“中国西北文献丛书”编委会编《中国西北文献丛书·西北考古文献》（第三卷），北京：学苑出版社，1991年，第626页。

[8]［宋］乐史撰：《太平寰宇记》，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1136页。

[9]居庸关云台建于元顺帝至正五年（1345年），其券门洞内两壁刻有六体六字陀罗尼经（汉、藏、梵、西夏、八思巴、回鹘文），直至19世纪中叶，其中四体文字仍无人能识读。

[10]谭黛丽、于光建：《论凉州西夏碑碑座图像的构图意境》，《西夏研究》，2014年第2期，第20页。

[11]谭黛丽、于光建：《论凉州西夏碑碑座图像的构图意境》，《西夏研究》，2014年第2期，第20页。

[12]［法国］戴维理亚：《凉州西夏碑考》，载孙伯君编《国外早期西夏学论集（一）》，北京：民族出版社，2005年。

[13]［法国］戴维理亚：《西夏或唐古特王国的文字》，载孙伯君编《国外早期西夏学论集（一）》，北京：民族出版社，2005年。

[14]谭黛丽、于光建：《论凉州西夏碑碑座图像的构图意境》，《西夏研究》，2014年第2期，第20页。(www.daowen.com)

[15]［法国］毛利瑟：《西夏语言文字研究之初步成果》，转引自谭黛丽、于光建《论凉州西夏碑碑座图像的构图意境》，《西夏研究》，2014年第2期，第20页。

[16]谭黛丽、于光建：《论凉州西夏碑碑座图像的构图意境》，《西夏研究》，2014年第2期，第20页。

[17]杨志高：《西夏文献研究概述》，《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23卷第1期，第88页。

[18]［日］西田龙雄：《西夏语的研究》，东京富山房，1964年。

[19]谭黛丽、于光建：《论凉州西夏碑碑座图像的构图意境》，《西夏研究》，2014年第2期，第20页。

[20]李范文：《同音研究》，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6年。

[21]李范文：《宋代西北方音——〈番汉合时掌中珠〉对音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

[22]李范文：《夏汉字典》，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

[23]陈炳应：《重修护国寺感应塔碑（西夏碑）》，《文物》，1979年第12期，第86—87页。

[24]史金波：《凉州感应塔碑西夏文校译补正》，载《史金波文集》，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第479—486页。

[25]史金波：《西夏佛教史略》，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

[26]陈炳应：《西夏文物研究》，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

[27]黎大祥：《武威西夏碑的发现对西夏学研究的重大意义》，《历史文化》，2008年第9期，155—156页。

[28]吴峰天：《“凉州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铭”再认识》，《西夏学》，2011年第8辑，第212—215页。

[29]谭黛丽、于光建：《论凉州西夏碑碑座图像的构图意境》，《西夏研究》，2014年第2期，第21—23页。

[30]王其英：《中国和世界西夏学的滥觞——凉州西夏文化述略》，《发展》，2011年第3期，第66—67页。

[31]王丽霞：《西夏碑最初发现地考证研究》，《丝绸之路》，2013年第8期，第62—64页。

[32]谭黛丽、于光建：《论凉州西夏碑碑座图像的构图意境》，《西夏研究》，2014年第2期，第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