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将西夏文字公之世，并用科学手段研究西夏碑碑文语言文字的应是西方学者。

1896年，英国学者卜士礼（1844—1908）发表了一篇题为《唐古特的西夏王朝，其钱币和奇特的文字》的文章，他根据张鉴的《西夏纪事本末》叙述了西夏历史概况，列出了西夏帝王年表，之后着手讨论西夏文字。他在初尚龄所著《吉金所见录》的启发下，得到一张武威西夏碑拓片，并将西夏碑碑文拓片与居庸关云台券洞内石刻^[9]上未知文字进行对比，认为该石刻上的“女真小字”实际是西夏文，并成功破译了其中25个西夏字。令人惊叹的是，他通过将西夏碑汉文与西夏文对照，根据汉字在不同地方重现的规律，解读出了西夏文“大安二年”“大安八年”“三宝”“宝塔”“千缗钱”“天祐民安甲戌五年正月十五戊子日”“八万四千舍利”“黄金十五两”“白金五十两”“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百”“千”“万”“八百二十年”等西夏文字。^[10]在当时没有其他资料的情况下，他的这种研究推测能力令人叹服。他还根据西夏文碑铭正确地识别出其中一枚西夏文钱币是“大安宝钱”。^[11]这是西夏钱币研究中最早译释西夏文钱币文字的实例，后来他还向西方汉学界全面报道了武威西夏碑和西夏钱币的相关研究成果。

1896年，法国人戴维理亚通过法国驻中国公使热拉尔得到了一份西夏碑拓片。戴维理亚主要对居庸关石刻和凉州西夏碑正面和反面的文字进行了对比研究，于1898年发表了《凉州西夏碑考》^[12]和《西夏或唐古特王国的文字》^[13]两篇论文。他在论文中宣称居庸关云台券洞内石刻上的不能解读的文字是西夏文，从而否定了英国人伟烈于1871年得出的其为女真字的结论。^[14]除此之外，他还正确地指出了西夏碑的西夏文铭文和汉文铭文不是简单的对译关系。

1904年，法国人毛利瑟（又译作莫里瑟、毛理斯）在中国学者鹤龄译注的基础上，对他于1900年在北京所得西夏文《妙法莲华经》三册残卷进行研究，发表了《西夏语言文字研究之初步成果》^[15]。他通过对西夏文《妙法莲华经》和武威西夏碑等的研究，对西夏的字音、字义、语法进行了初步探讨。他不但识得了很多西夏字，还初通西夏语文法若干特点，诸如动词在句尾，宾语在动词前，形容词有时在前、有时在后等。

1932年，罗福成对武威西夏碑上的西夏文和汉文进行了抄录，他根据已公布的俄藏黑水城文献《番汉合时掌中珠》，首次在《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四卷三号）上全文发表了西夏碑的汉文和西夏文，并把西夏文译成汉文。^[16](www.daowen.com)

罗福成把西夏文译为汉文是以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为基础。1907年至1908年，俄国人科兹洛夫于中国西北黑水城挖掘到大量记录着西夏文字的文献，西夏文刊本和写本8000余种。经过研究，黑水城文献中有多种有关西夏文的字典、辞书、语音表等资料，如西夏文汉文双解辞典《番汉合时掌中珠》，注释西夏文字形、音、义的韵书《文海》，西夏文字书《音同》等。还有多种西夏文法律文献等。1914年，英国探险家斯坦因也从黑水城的寺庙和废弃的佛塔里发现了大量的西夏写本，其中包括西夏文写本1100件，西夏文印本300件。黑水城西夏文献对西夏学的发展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1909年，俄国学者伊凤阁在整理科兹洛夫从黑水城所获西夏文献中，发现了西夏文汉文双解辞典《番汉合时掌中珠》和西夏文辞典《文海》《同音》等，并撰文向世人介绍。继伊凤阁之后，阿列克赛耶夫、龙果夫、聂历山等一批学者加入研究的行列。1916年，美国学者劳弗尔从《番汉合时掌中珠》中选了200多个字，通过比较研究，认为西夏语为“西罗么”的语支，同时识读了大量西夏字，较为成功地走进了西夏学的大门。1919年，德国学者本汉底夫人、查哈二氏著文，初次考释出12种西夏部首。^[17]

最早将西夏碑与黑水城西夏遗书结合起来，介绍和研究西夏文字的中国学者是罗氏父子，即罗振玉、罗福成、罗福苌三人。1912年，中国著名学者罗振玉在日本会见当时的彼得堡大学教授伊凤阁，得见《番汉合时掌中珠》一页，深知该书的重大学术价值，次年即向伊凤阁借得《番汉合时掌中珠》九页进行研究。罗福苌利用那几页书上提供的西夏字义，阅读了当时能见到的其他西夏文献，在这些材料的基础上写出了《西夏国书略说》，并于1914年在日本付印，是早期西夏文字研究的代表作。该书正文分为“书体”“说字”“文法”“遗文”四章，分别介绍西夏的楷书、行书和篆书，文字的形音义，西夏语法和存世的西夏资料，首次对西夏文文字构成、文法及相关资料目录做了比较全面的论述与分析，找出了一些规律，提出了“偏旁说”，并就《番汉合时掌中珠》所载西夏文字考证出23个部首。同时，他将该书中所收录的四种西夏文钱正式释读为“福圣宝钱”“大安宝钱”“乾祐宝钱”“天庆宝钱”。1914年，罗福成发表了《西夏译莲花经考释》。1915年，罗福成又撰成《西夏国书类编》。1918年，罗振玉、罗福成将所得《番汉合时掌中珠》残页付诸影印，使其在学术界流传。1922年，伊凤阁到天津，罗振玉又借得黑水城发现的西夏文汉文双解辞典《番汉合时掌中珠》全书照片，即命其子罗福成校理抄写，并于1924年由贻安堂经籍铺刊行于世。1927年，罗振玉刊出《西夏官印集存》，据实物以考究历史，纠正了西夏纪年中的失误。1935年，罗振玉又抄写刊印了西夏文字典《同音》，这对识读译解西夏语言文字具有重大意义。而后，罗福苌与罗福颐共同完成了《宋史夏国传集注》。罗氏父子对西夏文字的译释、研究之作，对以后研究西夏文字产生了重大影响。临夏人郑隆著有《书武威县西夏感通塔碑后》《西夏译华严经普坚行愿品考释》《西夏译妙法莲花经考释补》等文章。国学大师王国维及陈寅恪等人亦对西夏文字有所研究。

20世纪30年代后期至60年代，由于国际大环境的影响，西夏语言文字研究被迫中断；20世纪60年代以后，苏联、日本等国家恢复并加强了西夏语言文字的研究。苏联因藏有科兹洛夫从黑水城所获的大量西夏文资料，所以他们结合西夏文献的整理、翻译，比较全面地介绍了科兹洛夫从中国黑水城遗址中所获西夏文文献的总体情况，借助西夏文献和汉文资料，对西夏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技、民族关系等进行广泛研究，发表了许多具有较高学术水平的学术论著。日本学者搜求西夏文献和各种学术资料，采用先进的研究手段，致力于西夏文辞书和声韵著作的研究，系列研究成果层出不穷。在语言文字方面，西田龙雄和桥本万太郎成就最大。20世纪50年代以来，西田龙雄一直着力于西夏语言文字研究，成果颇丰。他除了发表多篇研究西夏语言、佛教和文化的论文外，还著有《西夏语的研究》（上、下册）、《西夏文华严经》（3册）、《西夏文字（解读的过程）》和《西夏语韵图〈五音切韵〉的研究》（上、中、下册）等4部著作。其中于1964年所著的《西夏语的研究》^[18]是他的代表作。全书分上下两卷，上卷论述西夏语研究状况及西夏语再构成的方法，并有附录（一）对《凉州感应塔碑文》的解读和翻译，对罗福成的译文多有纠正^[19]，附录（二）是对《番汉合时掌中珠》的解读。下卷论述西夏文分析、西夏语文法、西夏经典系统，并有附录“西夏文字小字典”对《同音》已识字进行音义注解和字形分析。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对黑水城遗址等西夏遗址有计划地进行调查发掘，出土了大量西夏文献，西夏文语言文字的新成果不断涌现，以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史金波和宁夏社会科学院的李范文成绩最为卓著。史金波重新整理著录了西夏碑西夏文录文和汉译释文，系统地对西夏文字的结构进行深入研究，较为准确地总结出西夏文字构成的特点和规律，改进了学者们以中国传统小学理论为依据研究西夏文字的途径。李范文的《同音研究》^[20]和《宋代西北方音——〈番汉合时掌中珠〉对音研究》^[21]两部著作，较为系统地对西夏文字进行拟音，自成一家之言。在此基础上，李范文付出了整整25年光阴，于1997年10月编纂出版了世界上第一部西夏文字字典——《夏汉字典》^[22]，全书共150万字。在这部收录6000余个西夏文字的字典里，首次采用四角号码编排西夏文字，运用国际音标为西夏文字加注音调、音标，用汉、英两种文字释义，展现出七百多年前西夏文字字形、字义和准确读音，为打开西夏文明的宝藏提供了一把金钥匙。它的问世，搭起了古代西夏语言文字与现代语言文字沟通的桥梁，对西夏学的发展，无疑是十分重大的贡献。《夏汉字典》也是我们系统地研究、考释和解读西夏碑西夏文碑铭的重要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