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威西夏碑引发了张澍对西夏文史研究的浓厚兴趣，并将精力投入到编纂一部西夏专史中。他选择宋人王称的《东都事略·西夏传》作为编写底本。宋与夏并存，宋人编西夏史，所用材料一定比后人更可靠、更丰富，因而也更真实地反映西夏历史。另外，宋、元文集中保存的一些文献多是宋人、元人亲历之事，而笔记之类的局部之作也多为宋人亲历或亲闻，这些文献的可信度也很高。张澍从宋、元文献中采录无疑是正确的，但令人扼腕的是，嘉庆十五年（1810年）夏，张澍辛辛苦苦辑录撰写的“六巨束”书稿被家人误当作废纸给烧了。叹息痛恨之余，张澍再也无心编写《西夏书》，这无疑是巨大的损失。

张澍欲撰写夏书而不得，感慨万千，遂写下《偕同游至清应寺观西夏碑》四首诗及诗前小序，追述了他发现西夏碑的过程和“欲撰《夏书》”而未成的遗憾。这四首诗及诗序收录于《养素堂诗集》卷十《还辕集》，于清道光十七年（1837年）刻印刊行。现将诗序及诗录之如下：

寺有古砖亭，前后砖砌，不知为何年物也。庚午秋，余偕同人游至寺，适修葺殿宇。余谓主僧唤工匠数辈相与启视，僧人以先师遗命勿启，启则有风雹之灾。余曰：“若尔，则我辈自当，与僧无与。”诸同人怂恿，遂启之。碑上尘积数寸，扫去，额篆“天祐民安之碑”六字。其文乍看皆识，细看无一字识者。余意碑阴必有释文。复启后，果然其碑后左裂缺，二十余字释文。释文载余集《书西夏碑后》。

昔我曾编夏国书，未成而废慨焚如。余游扬州知，秦前辈恩复著《西夏书》，往谒，请观之。先生曰：“书未成，仅零星纸稿，且不足观。”问所据者何书？答曰：“不过《东都事略》《宋史》诸书耳。”后余作《三礼权衡》，遂辍笔。夏书稿六束置架上，家人以为废纸，烧之。至今以为恨。

摩碑今日排尘土，译字何年辨鲁鱼（用碑中事）。野里仁荣为作者，曩霄兀卒亦参诸。艺林从此添新录，却笑兰泉箧未储（王兰泉侍郎昶纂《金石萃编》，搜罗甚富，亦无此种）。

漫夸车驾再亲征，大捷屡摧南国兵。盟誓犹然怀偭乡，风雷底事鉴精诚。即论文字皆重复，况复衣冠少典程。赖有《灵芝歌》上奏，韩陵片石可同评。(www.daowen.com)

携友闲来木落时，何图老眼见荒碑。从前启国颇艰苦，到此蕃书尚孑遗。阿育何年新窣堵，重华当时旧宫基。可怜乾顺从崇释，天祐民安又建祠。

国祚绵延二百年，恨无旧史夏书传（王文简言，国初有人过华州，谒王槐野先生，见架上有《夏书》卷帙多于《金史》，今无从问矣）。道冲注《易》遵尼父，和斡到羊动上贤。一自兴州城破后，空遗古寺塔岿然。摩挲太息斜阳外，元代羊皮亦竞传。^[5]

张澍发现武威西夏碑，是其学术生涯中难以忘怀的大事件。诗前小序追叙了西夏碑发现的经过，说明了西夏碑碑铭缺字的情况。同时，他还交代“释文载余集《书西夏碑后》”。张澍认为西夏碑的汉文碑铭就是西夏文碑铭的释文，在其文《书西夏碑后》中介绍了汉文碑铭的内容，收入《养素堂文集》卷十九中。

《偕同游至清应寺观西夏碑》的第二首诗是对西夏碑的研究，张澍肯定了西夏碑的史料价值。武威西夏碑中“先后之朝，西羌梗边，寇乎凉土。是夕亦大雷电，于冥晦中，上现瑞灯。羌人睹之，骇异而退。顷为南国失和，乘舆再驾，躬行薄伐，申命王人，稽首潜祷，故天兵累捷”的记载，反映了西夏梁太后曾亲征“西羌”（吐蕃）和“南国”（北宋），连年用兵取胜的历史事件，但西夏却把屡屡取得大捷的原因归为神灵的感应显灵，可见西夏对佛教的虔诚尊崇。张澍将西夏文字结构字形特征高度概括为“即论文字皆重复”，认为西夏文字笔画繁多，创造不易，对华夏文明礼教的发展功不可没，却遭到摧残性的破坏。他还用史书中记载的乾顺作《灵芝歌》的故事和“韩陵片石”的典故来比喻西夏碑的珍贵。《宋史》卷四百八十六《夏国下》载：“（绍兴）九年（1139年），夏人陷府州。灵芝生于后堂高守忠家，乾顺作《灵芝歌》，俾中书相王仁宗和之。”^[6]西夏灭亡之后，其文化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各郡县的庙学悉数被毁，张维《陇右金石录》载：“《灵芝歌》石刻在宁夏县城，今佚。”^[7]“韩陵片石”比喻石刻之珍贵。《太平寰宇记》卷五十五载：“安阳县东北二十七里有韩陵山，东魏丞相高欢破尔朱兆兄弟于此山下，仍立碑，即温子昇之词。陈尚书徐陵尝北使邺，读韩陵碑，爱其才丽，手自录之。归，陈士人问陵北朝人物何如？曰：‘惟韩陵片石耳’。”^[8]

总之，张澍发现及研究武威西夏碑，不但拉开了中国学者研究西夏文化的序幕，而且对西夏学的兴起起到了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