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澍在金石学方面的重大贡献，就是发现了用汉字和西夏文字对照镌刻的《凉州重修护国寺感应塔碑》。这通西夏碑的发现，不但为传统金石学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而且为西夏语言文字学研究，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第一手材料，从而揭开了中国学者研究西夏文化的序幕。

张澍是西夏碑的发现者，也是最早判别西夏文字的学者。清嘉庆九年（1804年），学者张澍在甘肃武威城内东北隅清应寺（即西夏护国寺）封闭已久的碑亭中，开掘出了西夏崇宗李乾顺于天祐民安五年（1094年）所立的《凉州重修护国寺感应塔碑》。碑身阴、阳两面所写文字字体不同：碑阳面所刻文字字体方正，与今楷书无异，“乍视，字皆可识，熟视，无一字可识”；碑阴所刻文字为汉字，碑文末尾落款立碑时间为“天祐民安五年岁次甲戌朔十五日戊子建”。张澍并不认识西夏文，但他注意到西夏碑背面汉文碑铭题款处有这样一个纪年：“天祐民安五年”。张澍猜想，“天祐民安”应该是一个年号。于是他从“天祐民安”这个年号入手进行了考证，并从《宋史》中的找到了一些关于“天祐民安”的记载：

五年六月，夏人来言，画疆界者不依绥州内十里筑堡铺供耕牧、外十里立封堠作空地例，以辨两国界。诏曰：“已谕边臣如约，夏之封界当亦体此。”^[3]

张澍依据这些史料，认为碑中汉文碑铭中的“天祐民安”是西夏的年号，加之“史言夏国字系其臣野利仁荣所造；或云元昊作之，未知其审”的认知，断定碑阳所刻书体为西夏文字。同时，他试图从汉文碑铭去识别西夏文碑铭，根据汉文碑铭猜测此碑西夏文篆额为“天祐民安之碑”六字，并将此碑称为《西夏天祐民安碑》，张澍因此成为清代最早判别西夏文字的学者。当然，我们现在已知，西夏碑首额篆为西夏文“”，汉译为“敕感通塔寺之碑铭”，并非“天祐民安之碑”六字。由此，张澍写下《书西夏天祐民安碑后》一文，记述了西夏碑发现的经过，并简述了西夏碑汉文碑铭的内容。道光十七年（1837年），张澍将此文收录在《养素堂文集》卷十九中刊出。

张澍还写了一篇《又书西夏碑后》的短文，结合历史对西夏碑进行了考证。其文说：(www.daowen.com)

按：李乾顺享国五十四，凡八改年号。天仪治平四、天祐民安八、永安三、贞观十三、雍宁五、元德八、正德八、大德五。碑立于天祐民安五年秋七月。以史考之，当在宋哲宗绍圣元年也。史言崇尚儒术，文章词命有可观者。所作《灵芝歌》，俾中书相王仁宗和之，是夏国君臣亦能文矣。而此碑词意多冗鄙，且中有乘舆舟驾，敌人败衄等语，若视宋为敌国者，然何桀骜如斯耶！然总其始终观之，较元昊尚为恭顺云。^[4]

文章指出，西夏崇宗李乾顺凡八改年号，“天祐民安”正是李乾顺的年号，西夏碑“立于天祐民安五年秋七月”。天祐民安五年，也就是宋哲宗绍圣元年（1094年）。西夏碑的发现，激发了张澍对西夏历史文化探索研究的热情，他在《书西夏天祐民安碑后》一文中，自豪地宣称：“此碑自余发之，乃始见于天壤，金石家又增一种奇书矣！”张澍在晚年编写的《凉州府志备考·艺文卷》中，全文著录了《西夏天祐民安碑》的汉文碑文。

武威西夏碑是迄今所见唯一的西夏文和汉文互文对照文字最多、保存最完整且具有对应参考功能的西夏文化遗存。武威西夏碑的发现，使湮没已久的西夏和神秘的西夏文字重新被世人关注。武威西夏碑的发现，使世人知道西夏有自己的文字，史学界的研究学者才看到了西夏文字的模样和形状，进而开始了对西夏学的研究。西夏碑的碑阴阳两面用汉文和西夏文两种文字来镌刻，张澍认为汉文碑铭就是西夏文碑铭的释文，这使西夏碑成为释读西夏文的一把钥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