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武威西夏碑的第一次搬迁

从清应寺碑亭到大云寺碑屋。上文中我们已经论述了西夏碑的最初发现地为武威清应寺的碑亭。作为金石学家的张澍，发现西夏碑后当然知道它的价值，发出感叹：“此碑自余发之，乃始见于天壤，金石家又增一种奇书矣。”如何保护好西夏碑自然成为当务之急，而当时正值清应寺修缮殿宇，也许是在张澍等人的倡导下，西夏碑搬迁到大云寺碑殿（碑屋），并保护起来。而晚清以来我们都是在大云寺见到西夏碑，这也恰好印证了我们的推测，即西夏碑的发现地点是清应寺，后又挪动到大云寺碑屋。

2.武威西夏碑的第二次搬迁

从大云寺碑屋到武威文庙石刻展厅。民国十六年（1927年）四月二十三日，凉州一带发生7.5级大地震，这次地震破坏性大，大云寺、清应寺的古建筑损毁严重，大云寺的大云寺塔、清应寺的姑洗塔均被震倒，至今未能复建；但古钟楼、大云寺塔台及碑殿幸存，西夏碑因搬迁到大云寺塔台的碑殿而未毁坏。在这次地震中，大云寺、清应寺内的其他殿宇、佛像、碑刻、佛经典籍、水陆佛画、法器等遭到了严重破坏，损失惨重。就石碑而言，从唐代到清代留下了众多碑刻，现各种史料抄录下来的就有10块碑文；而这10块碑文中，仅存的原碑只有3块，其中包括西夏碑。1934年，在时任武威县县长唐发科和地方贤达人士贾坛等人的主持下，西夏碑由大云寺碑殿搬入武威文庙保存。1961年，武威西夏碑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3.武威西夏碑的第三次搬迁

从武威文庙到武威西夏博物馆。2004年6月，新建成的武威西夏博物馆开始陈列布展文物。为充实展览内容，提升展览效果，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又将原陈列在文庙石刻展厅的西夏碑搬迁至现在的武威西夏博物馆。值得一提的是，在这次搬迁过程中，还意外地发现了埋在地下的西夏碑碑座。西夏碑立于武威文庙石刻展厅，碑座被埋入地下却不为人知。搬迁西夏碑时，施工人员先剥开碑体周围土层，发现下面的连接物越挖越大。现场工作人员确认挖到的是碑座时，才意识到要挖出这个碑座，需要挖约6平方米的坑。面对新情况，武威市博物馆领导召集各方面人员，并请来20世纪七八十年代对西夏碑土表以上进行过加固工程的施工技术人员和一些在文庙长期工作的老同志，对这一突发情况做进一步分析，及时调整了预案。为确保碑座的无损挖掘，慎重起见，所有起重设备，根据计算参数都配以双倍的承载能力，反复进行了检查、核对。考虑到施工是在室内进行，大型起重设备无法施展，首先要将碑体与碑座进行分离。在起吊一开始就碰到了难题——碑身只能吊起2厘米。透过空隙，工作人员发现碑座榫卯处凹槽内有块状填充物，经一番周折，取出火柴盒大小的不规则铁块十多块。原来，20世纪80年代，武威发生特大暴雨，因当时文庙没有地下排水系统，被倒灌进许多雨水。为了加固、保护西夏碑，当时做加固工程的施工技术人员把这些铁块镶嵌在碑身与碑座连接处的榫卯凹槽内，使碑身与碑座更加稳固。工作人员取掉这些铁块后，再将直立碑身向前倾斜30度吊离碑座，而后将碑座完整地吊出坑道，深埋地下70多年的碑座重见天日^[36]。当时武威市文物考古人员经过仔细观察、分析和考证，认为该碑座就是西夏碑的原碑座。因为西夏碑碑座与碑身石料一致，均为武威西营山区一带的易风化砂石，而且纹饰、图案所表现的内容与碑体文字所反映的主题思想相一致。碑座石刻中双狮、飞马的圆雕技法和风格与宁夏王陵三号墓前发现的人像石座雕刻手法如出一辙，具有典型的西夏艺术风格。石碑与碑座榫卯相接，更具隐蔽性和牢固性。这种梯形公母榫卯经过严格的计算，必须采用倾斜角度才能取出或插入，再在连接的空隙中放入适合的楔子。因受碑身自身重力的挤压，其牢固程度比传统方式更强，这也证明榫卯上下是一个完整的统一体^[37]。现在，这通“夏汉合璧”的西夏碑与碑座上下固定，陈列在武威西夏博物馆大厅正中，供游人观赏。

【注释】

[1]张澍依据汉文碑铭落款“天祐民安五年岁次甲戌十五日戊子建”，将此碑称为《西夏天祐民安碑》，后世学者又根据西夏文碑铭和汉文碑铭内容，称其为《凉州重修护国寺感应塔碑》。西夏碑最初发现于清应寺内的碑亭，后又立于大云寺碑屋，故后世一些学者又称其为《大云寺西夏碑》。西夏碑碑铭中找不出“清应寺”和“大云寺”的字样，却有“护国寺感应塔”“感通塔寺”“感通下塔寺”“崇圣下塔寺”“圣容寺”等寺和塔名称的记载。寺院在不同时期经过了多次复建，故有不同名称。［清］张澍撰，周鹏飞、段宪文点校：《凉州府志备考》，西安：三秦出版社，1988年，第1—4页；［北齐］魏收撰：《魏书》卷一百一十四《释老志》，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3032页。

[2]张澍（1776—1847），清代著名文献学家、学术大师，字百瀹，又字寿谷、时霖等，号介侯、鸠民、介白，凉州武威县（今武威市凉州区）人。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中举人，嘉庆四年（1799年）中进士，选入翰林院为庶吉士，后任实录馆纂修。1830年，张澍引疾辞职，结束了仕宦生涯，1832年，他回到西安，客居城内和乐巷，进一步从事学术研究，整理刊印自己的著作，成为全国颇具影响力的学者。其著作有《姓氏寻源》《姓氏辩误》《西夏姓氏录》《大足金石录》《养素堂文集》《养素堂诗集》《凉州府志备考》等。［清］赵尔巽等撰：《清史稿》卷四百八十六《文苑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3408页；［清］张澍撰，周鹏飞、段宪文点校：《凉州府志备考》，西安：三秦出版社，1988年，第1—4页。

[3]陈炳应：《西夏文物研究》，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06—107页。

[4]［元］脱脱等撰：《辽史》卷百十五《二国外记》，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523页。唐朝赐西夏皇帝“李”姓，宋朝赐西夏皇帝“赵”姓，夏景宗元昊继位后，自称“嵬名氏”。本书西夏皇帝均用“李”姓，如李继迁、李元昊、李秉常、李乾顺等。

[5]［唐］房玄龄等撰：《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252页。

[6]《番汉合时掌中珠》是一本西夏文汉文双解辞典。1907年至1908年，俄国人科兹洛夫于中国西北黑水城挖掘到大量记录着西夏文字的文献，有西夏文刊本和写本8000余种。经过研究，黑水城文献中有多种关于西夏文的字典、辞书、语音表等资料。1909年，俄国学者伊凤阁在整理科兹洛夫从黑城所获西夏文献时，发现了“夏汉合璧”辞典《番汉合时掌中珠》和西夏文辞典《文海》《同音》等，并撰文向世人介绍。聂鸿音：《〈番汉合时掌中珠〉注音符号研究》，《语言研究》，1987年第2期，第180页；［西夏］骨勒茂才著，黄振华、聂鸿音、史金波整理《番汉合时掌中珠》，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8页；景永时：《20世纪〈番汉合时掌中珠〉刊印史考述》，《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5期，第104—107页。

[7]1820年，刘青园在对武威出土的古钱币进行识别时，借助西夏碑文字，不仅识得一些西夏年号的汉文钱，而且还见到并知晓数品以往钱谱中著录为“梵字钱”的西夏文钱币。同一时期，鹤龄还对绥远城（今呼和浩特）所得当时唯一面世的西夏文佛经（八册）进行了考释。因核其经名、偈语与《法华经》相同，于是鹤龄译出该经为《佛说妙法莲华经》，并为其第一卷第一页作了初步的汉文注释，可惜后来此经散佚。1904年，法国人莫里瑟在北京购得三册残卷，并在原汉文注释的基础上，首次对该经的西夏文音义、语法进行了尝试性解读。杨志高：《西夏文献研究概述》，《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23卷第1期，第88页。

[8]图片出自梁继红《凉州与西夏》，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18年，第42页。

[9]图片出自梁继红《凉州与西夏》，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18年，第42页。

[10]图片出自梁继红《凉州与西夏》，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18年，第43页。

[11]图片出自梁继红《凉州与西夏》，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18年，第42页。

[12]谭黛丽、于光建：《论凉州西夏碑碑座图像的构图意境》，《西夏研究》，2014年第2期，第22页。

[13]谭黛丽、于光建：《论凉州西夏碑碑座图像的构图意境》，《西夏研究》，2014年第2期，第23页。

[14]于光建、黎大祥：《简述武威西夏文物中的马》，《陇右文博》，2014年第2期，第35页；谭黛丽、于光建：《论凉州西夏碑碑座图像的构图意境》，《西夏研究》，2014年第2期，第22页。

[15]谭黛丽、于光建：《论凉州西夏碑碑座图像的构图意境》，《西夏研究》，2014年第2期，第22页。

[16]［清］张澍撰：《养素堂文集》，载“中国西北文献丛书”编委会编《中国西北文献丛书·西北文学文献》（第十卷），兰州：兰州古籍书店，1990年，第10页。(www.daowen.com)

[17]［清］张澍撰：《养素堂诗集》，载“中国西北文献丛书”编委会编《中国西北文献丛书·西北文学文献》（第十卷），兰州：兰州古籍书店，1990年，第39页。

[18]陈炳应：《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西夏碑）》，《文物》，1979年第12期，第88页。

[19]牛达生：《张澍、刘青园与“西夏碑”——兼论张澍发现“西夏碑”的年代》，《固原师专学报》，1993年第2期，第48页。

[20]钟长发：《略谈凉州西夏碑与西夏文创始》，《西北史地》，1994年第2期，第57页。

[21]崔云胜：《张澍发现西夏碑相关问题的再探讨》，《宁夏社会科学》，2008年第5期，第111页；崔云胜：《张澍〈观西夏碑〉诗笺注》，《宁夏社会科学》，2010年第6期，第85页。

[22]崔云胜：《张澍发现西夏碑相关问题的再探讨》，《宁夏社会科学》，2008年第5期，第112页。

[23]崔云胜：《张澍发现西夏碑相关问题的再探讨》，《宁夏社会科学》，2008年第5期，第112页。

[24]李鼎文：《武威历史考辨三题》，《丝绸之路》，1994年第2期，第35页。

[25]［清］张澍撰：《西夏纪年序》，载《凉州府志备考》，西安：三秦出版社，1988年，第832—833页。

[26]［清］张澍撰：《养素堂诗集》，载“中国西北文献丛书”编委会编《中国西北文献丛书·西北文学文献》（第十卷），兰州：兰州古籍书店，1990年，第39页。

[27]［清］初尚龄：《吉金所见录》，转引自牛达生《张澍、刘青园与“西夏碑”——兼论张澍发现“西夏碑”的年代》，《固原师专学报》，1993年第2期，第48页。

[28]杨志高：《西夏文献研究概述》，《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1期，第88页。

[29]林竞：《蒙新甘宁考察记》，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04页。

[30]林竞：《蒙新甘宁考察记》，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03页。

[31]陈万里：《西行日记》，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61—62页。《西夏天佑安民碑》为陈万里书中原载。

[32]王其英：《武威金石录》，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20年，第284页。

[33]崔云胜：《张澍〈观西夏碑〉诗笺注》，《宁夏社会科学》，2010年第6期，第85页；黎大祥：《凉州大云寺的历史变迁》，《陇右文博》，2008年2月，第30页；黎大祥：《武威西夏碑的发现对西夏学研究的重大意义》，《发展》，2008年第9期，第156页。

[34]张晓彭：《张澍年谱》，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274页。

[35]王丽霞：《西夏碑最初发现地考证研究》，《丝绸之路》，2013年第8期，第62—63页。

[36]吴峰天：《“凉州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铭”再认识》，《西夏学》，2011年第8辑，第212页。

[37]吴峰天：《“凉州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铭”再认识》，《西夏学》，2011年第8辑，第2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