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张澍发现武威西夏碑的经过

关于西夏碑发现的经过，张澍在《养素堂文集》卷十九（清道光十七年，1837刻本）《书西夏天祐民安碑后》（以下简称《书西夏碑后》）一文中有详细的记载：

此碑在吾武威城内北隅清应寺内，有碑亭，前后砖砌，封闭已久，耆老亦不知为何碑，但言不可启，启则必有风雹之灾。余于嘉庆甲子年自贵州玉屏引疾归家，余暇与友游览，欲拆其封，僧不可，强之，亦不可，乃言：“若有祸祟，我辈当之，与住持无预。”乃允。遂呼佣人数辈，启其前甓，甓剖而碑见。高一丈许，尘土积寸余。帚之，乍视，字皆可识。熟视，无一字可视。方整与今楷书无异。额篆书“天祐民安之碑”六字。余曰：“碑后必有释文。”仍命坼其后，拂拭之，乃释文也。……（碑文简述略）末有铭词六十四句，文理朴陋。末云：“天祐民安五年岁次甲戌正月朔十五日戊子建。”末又刻书碑及篆额及僧人名数十。按：史言夏国字其臣野利仁荣所造；或云元昊作之，未知其审。此碑自余发之，乃始见于天壤，金石家又增一种奇书矣。^[16]

张澍《偕同游至清应寺观西夏碑》（以下简称《观西夏碑》）诗前序文也简述了西夏碑的发现经过。《观西夏碑》收入清道光十七年（1837年）刻刊的张澍《养素堂诗集》卷十《还辕集》。《还辕集》是张澍于嘉庆十五年（1810年）回到武威期间所做的诗文集。现将诗序录之如下：

寺有古砖亭，前后砖砌，不知为何年物也。庚午秋，余偕同人游至寺，适修葺殿宇。余谓主僧唤工匠数辈相与启视，僧人以先师遗命勿启，启则有风雹之灾。余曰：“若尔，则我辈自当，与僧无与。”诸同人怂恿，遂启之。碑上尘积数寸，扫去，额篆“天祐民安之碑”六字。其文乍看皆识，细看无一字识者。余意碑阴必有释文。复启后，果然其碑后左裂缺，二十字释文。释文载余集《书西夏碑后》。^[17]

《书西夏碑后》和《观西夏碑》诗序对西夏碑发现经过的叙述，内容大体一致：张澍作为武威人，早就知道清应寺内有一个砖砌的封闭的亭子，“不知为何年物也”。当地耆老也不清楚为什么要封，寺内的一代代先师都嘱咐，这个亭子千万不能打开，打开封砖会遭到风、雹、雷、电等可怕的天灾报应，会给凉州带来莫大的灾难。所以几百年来，没人敢靠近这个被诅咒的亭子，而里面究竟藏着什么，现在已没有人知道了。张澍多年在外宦游，在回到家乡武威期间，和友人到清应寺游玩，适逢寺院修缮。身为学者的张澍求知心切，对民间所谓的因果报应一说向来不以为然，三番五次说服僧人拆开封砖看个究竟，并对天发誓，开封后发生的一切报应和灾难，自己情愿一人承担，绝不连累旁人。在张澍的一再恳求下，僧人被他的真诚感动，同意打开。张澍雇来佣人，将古亭前面封闭的砖块一点点地凿开，只见亭中立着一块高大的石碑，拂去上面厚厚的尘土，碑的正面密密麻麻地刻满了工整的楷体字。张澍靠近石碑，看清楚上面的文字后，不由得大吃一惊：这些方方正正的字看上去好像跟汉字楷书体一模一样，仔细一看，却一个字都不认识。难道这是藏有什么诅咒的“天书”？张澍认为该碑背面可能还有释文，遂立刻命人把亭子四周的封砖全部拆除，果然这块碑的另一面刻着汉字铭文。他仔细辨认石碑的碑文，内容大致是修建护国寺感应塔及寺庙的情况，与同类石碑相比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然而，再往下看，一行字立即引起了张澍的极大兴趣，建碑的年款一行赫然写着“天祐民安五年岁次甲戌十五日戊子建”。张澍就是从“天祐民安”这个西夏年号，断定此碑阳面“无一字可识”的碑文为西夏国文字，此碑为西夏碑。

武威西夏碑就这样被发现了，它的发现不仅拉开了中国西夏学研究的序幕，而且重新展现了一个“被遗忘的时代”。曾经辉煌一时的西夏，由此拂去历史的尘埃，渐渐在世人的面前清晰起来。

2.张澍发现西夏碑的时间考述

张澍在《书西夏碑后》和《观西夏碑》诗前小序中对西夏碑发现的时间记载不一致。《书西夏碑后》记载的发现西夏碑的时间是嘉庆九年（1804年），这年是甲子年；而《观西夏碑》诗前小序中却将发现西夏碑的时间记载为庚午秋，也就是嘉庆十五年（1810年）秋天。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西夏碑”究竟发现于“甲子年”，还是“庚午秋”？

正因为张澍对发现西夏碑的时间记载有异，学术界曾争论过此问题。1980年以前，学者一般认为张澍发现西夏碑的时间是嘉庆甲子年，如陈炳应《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西夏碑）》一文就使用了这一时间^[18]。1980年以后，则渐有争议。牛达生《张澍、刘青园与“西夏碑”——兼论张澍发现“西夏碑”的年代》一文通过对《书西夏碑后》《观西夏碑》诗序的比对、分析，认为张澍发现西夏碑的时间应是嘉庆甲子年；^[19]钟长发《略谈凉州西夏碑与西夏文创始》一文，也阐述了《养素堂文集》中《书西夏碑后》一文甲子年（1804年）的记载是正确的，且有令人信服的论证；^[20]崔云胜的《张澍发现西夏碑相关问题的再探讨》《张澍〈观西夏碑〉诗笺注》，通过对张澍诗文集稿本的分析，认为西夏碑的发现是嘉庆甲子年，《观西夏碑》诗序则是张澍晚年的回忆文章，而那时“他已记不清发现西夏碑的具体时间了”。^[21]崔云胜《张澍发现西夏碑相关问题的再探讨》一文也对张澍发现西夏碑的时间进行了进一步探讨，他在翻阅《张介侯所著书》第十三册《还辕集》之《观西夏碑》诗时，发现诗和序文涂改殆遍，《诗序》叙及发现西夏碑的时间时，原本写作“丁卯秋”，“丁卯”二字被涂抹，右旁浓笔写“庚午”两字，可见作者写诗序时已记不清发现西夏碑的具体时间了。^[22]而《张介侯所著书》第三册《书西夏碑后》一文，系作者手稿，明确记载作者于嘉庆甲子年发现了西夏碑，无任何改动痕迹，可见作者写《书西夏碑后》一文时，对西夏碑发现的时间是很清楚的。故而他推断《观西夏碑》诗序绝非庚午年所写，当作于作者编辑《养素堂诗集》之时，是作者的回忆文章。^[23]但也有一些学者认为，张澍发现西夏碑是在庚午年秋。李鼎文《武威历史考辨三题》一文认为，《养素堂诗集》中《观西夏碑》诗序的记载庚午年（1810年）秋是可信的，其理由则是“《养素堂诗集》用编年体，庚午年从夏到冬，张氏都在武威家居，‘庚午秋’的记载可信”^[24]。

我们认为张澍《书西夏碑后》中所记载的时间是正确的，也就是说，西夏碑发现的时间是嘉庆九年（1804年），这一年是甲子年。《观西夏碑》诗前小序追述了当年发现西夏碑的经过，却把发现西夏碑的时间记为“庚午秋”，即嘉庆十五年（1810年）。显然，这是作者笔误。

首先，从张澍发现西夏碑前后的行踪和著述情况来看，西夏碑被发现的时间是嘉庆九年甲子年（1804年）。张澍于嘉庆四年（1799年）考中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散馆后于嘉庆六年（1801年）选官贵州玉屏，任知县。嘉庆八年（1803年）冬因病辞官，嘉庆九年（1804年）正月应邀赴汉南书院讲学，在这期间，他编纂成了《续黔书》，并付诸刊刻。秋天返回故里省亲，闲居期间，到清应寺游玩，发现了西夏碑，写下了《书西夏碑后》一文，记叙了西夏碑发现的经过，简述了西夏碑汉文碑文内容。文中明确地记载“余于嘉庆甲子年自贵州玉屏引疾归家，余暇与友游览”，劝说僧人打开寺内砖封的碑亭。这年秋天，张澍又离家赴都选官，嘉庆十年（1805年）到京，选官未成，“以家境艰难，旅游大江南北”。这次南游历时近两年，于嘉庆十二年（1807年）正月启程返回，该年冬，应邀至兰山书院讲学，他在这期间完成了《五凉旧闻》。嘉庆十四年（1809年）十一月，“解馆，叩辞钤阁，旋家省觐”。嘉庆十五年（1810年），即庚午年，张澍在武威从年初一直住到秋天，他在这期间纂集了《河西旧事》，并准备编纂一部西夏史书。张澍对自己编纂西夏历史的情况，在《凉州府志备考》之《西夏纪年序》中有这样的叙述：

《宋史·艺文志》载《西夏国书》四十卷，今不传。而王渔洋《池北偶谈》言某人于王槐野先生书斋见《夏书》，卷帙较《金史》为多。槐野没，不知此书存亡，今时盖久无其本矣。予尝欲撰《夏书》，《以东都事略·西夏传》为底本，参以宋、元人文集及说部，采而录之。尚未编纂。洎南游至扬州，闻秦前辈恩复作《夏书》，往谒，请观其稿，则曰：“止写得单纸零片数百条，未成书也，不足观。”后归家，取稿时补益之，凡六巨束，置书架顶。庚午夏，予偕友朋五六辈往城外松涛寺消暑，家人以为废纸，取而尽焚之，徒叹息痛恨而已。^[25]

张澍又在《偕同游至清应寺观西夏碑》的“昔我曾编夏国书，未成而废慨焚如”诗句后作了补注：

余游扬州，知秦前辈恩复著《西夏书》，往谒，请观之。先生曰：“书未成，仅零星纸稿，且不足观。”问所据者何书？答曰：“不过《东都事略》《宋史》诸书耳。”后余作《三礼权衡》，遂辍笔。夏书稿六束置架上，家人以为废纸，烧之。至今以为恨。^[26](www.daowen.com)

这里可以看出，张澍在发现西夏碑之前，以他的精力、时间的允许程度以及知识储备情况，不可能对西夏历史有较多的关注和研究。正是由于发现了西夏碑，才激起了张澍探索西夏历史和文化的兴趣和热情，开始了对西夏历史和文化的研究。在西夏碑被发现后的六年时间里，他广泛搜集和西夏相关的史料，根据《东都事略·西夏传》等史料做了大量辑录工作，并带着未完成的书稿前往扬州，向著有西夏书的前辈秦恩复请教。嘉庆十五年（1810年），即庚午年，张澍回到武威，又多次对书稿进行了补充。然而，这一年夏天，他与友人到城外松涛寺消暑，他的家人却将张澍辛辛苦苦搜集的六巨束书稿误认为废纸而烧毁。书稿被烧这一意外事件有明确的时间记载，即“庚午夏”。《观西夏碑》四首诗与张澍所写重游海藏寺等处的诗，皆收入《还辕集》中，而张澍在多年后编辑《养素堂诗集》及撰写《观西夏碑》诗前序文时，却将西夏碑发现时间误记为“庚午年”，这给后人确定西夏碑发现的时间造成了混乱。

其次，从《书西夏碑后》和《观西夏碑》的关系来看，《书西夏碑后》对西夏碑发现时间的记载是正确的。两文都讲述了拆墙启碑的过程，但详略有差，侧重点明显不同。《书西夏碑后》侧重点是“书”，是纪实性的，先记述西夏碑发现经过，交代“书”的背景，十分明确地记载了发现时间，但主要篇幅是抄录和介绍西夏碑汉文碑铭的内容，之后加按语说明西夏有文字，并评价西夏碑的重要价值；《观西夏碑》的侧重点是写“观”，是多年后写《夏书》而不得的感慨，“诗序”中简略追忆西夏碑的发现过程，只能理解为旧话重提，以引发诗兴。而且《观西夏碑》诗序书稿上对发现西夏碑的时间多有涂改，显然是张澍在多年后追忆西夏碑的发现过程时，将“庚午秋”再次考察西夏碑的时间误记为西夏碑发现的时间。同时，《观西夏碑》诗序最后一句说，西夏碑的“释文载余集《书西夏碑后》”，这说明《书西夏碑后》成文在前，《观西夏碑》成文在后。如果说是“庚午秋”发现西夏碑，西夏碑的“释文”（即西夏碑汉文碑铭）就不可能出现在《书西夏碑后》中。另外，《观西夏碑》诗序还说明了西夏碑的保存情况：“其碑石左裂，缺二十余字。”碑石左裂和缺字的情况，在他之前的《书西夏碑后》中没有说明，这或许是在发现后没有妥善保管造成的，也可能是在搬迁过程中造成的破损。当然，这已成为一个永远无法破解的谜。

再者，张澍发现西夏碑的第二年，也就是嘉庆十年（1805年）六月，金石学家刘青园云游到了武威，见到了西夏碑。据此考证，《书西夏天祐民安碑后》的记载是正确的。初尚龄的《吉金所见录》卷十三“宋伪品·西夏梵字钱”条载：

《洪志》（南宋洪遵《泉志》的简称）梵字钱……厚薄不异中夏，字若梵书，不可复识。刘青园曰：凉州土人掘得古钱数瓮，其中开元最多，北宋、辽钱及西夏元德、天盛、乾祐、天庆、皇建、光定诸品，亦复不少；而此种梵字钱，亦有数品，余共捡得千余枚。又尝于凉州大云寺，访得古碑，阳面正作此等字，碑阴楷书，扪读之，则天祐民安五年所立。乃知此钱为西夏梵书。景岩作《泉志》时，即不之识。数百年后，破此疑窦，亦快事也。^[27]

刘青园即刘师陆，字子敬，号青园，名师陆，山西洪洞县人，生于乾隆晚年，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进士，博雅好古，精于金石，所藏金石古泉甲于一时。嘉庆十年（1805年），刘青园在武威发现了3枚稀有的“凉造新泉”古币和数瓮梵字钱。这数瓮钱币经与武威西夏碑上西夏文对照比较后，才被认定为“西夏梵字钱”。^[28]如果是嘉庆十五年（1810年）才发现武威西夏碑的话，嘉庆十年（1805年）到武威的刘青园，是绝对看不到武威西夏碑的。

3.张澍发现西夏碑的地点考辨

关于西夏碑发现的地点，张澍在《书西夏天祐民安碑后》中记载得很清楚：“此碑在吾武威城内北隅清应寺内，有碑亭，前后砖砌，封闭已久。”张澍《偕同游至清应寺观西夏碑》诗前小序在追述西夏碑发现过程时也称作：“寺故有碑，亭前后砖砌，不知为何年物也。”这里明确载了记张澍在武威城北隅清应寺内一个“前后砖砌，封闭已久”的碑亭里发现了西夏碑。

然而，在张澍发现西夏碑的第二年，刘青园是在凉州大云寺见到了西夏碑。有学者依据张澍的记载前往清应寺找寻西夏碑，却在清应寺旁的大云寺碑屋内发现了西夏碑并以此为依据认为西夏碑发现于大云寺。民国八年（1919年），林竞到甘肃考察，他在《蒙新甘宁考察记》中写道：“往大云寺拓西夏碑。”^[29]同时，林竞在这天的日记中还写道：“又至清应寺，寺后浮屠高十三级，有观音画像，颜色鲜丽，神笔也。旁有木刻碑云：塔系周敬王时阿育王令神工鬼斧造成，以舍利子镇其顶，以镇海眼。”^[30]这说明他是在大云寺拓了西夏碑的拓片，同时又参观了清应寺。民国十四年（1925年），北京大学陈万里随美国哈佛大学旅行团到敦煌考古，顺道在武威寻西夏碑，他在《西行日记》中这样写道：

寻《西夏天佑安民碑》不得，询之居民，谓在大云寺，始知嘉庆间张澍氏所记在武威城内北隅清应寺者误也。其所以误大云寺为清应寺者，以清应紧邻大云，且均有十三层之古塔一，坐是易致错误耳。遂至大云寺，于大殿后院见碑屋二，在左者，《西夏碑》赫然在焉。别有一康熙间《重修碑记》。在右者，一为天启二年之碑，一则景云二年唐碑也。^[31]

显然，陈万里是在大云寺大殿后院的碑屋见到了西夏碑。民国时期，曾任甘肃省通志局分纂的王永清写有《城东北隅大云寺中有西夏碑》一诗。《武威金石录》亦记载，大云寺“塔台门左右侧各有碑殿三间，坐南向北，曾树立着六通碑，其塔东西各有配殿三楹，东为和尚客房，西为碑殿，其最南一间，即西夏碑曾立之处”^[32]。

张澍在清应寺发现西夏碑，可是晚清以来，刘青园、伯希和、林竞、陈万里等人都是在武威大云寺见到了西夏碑，后学界大多学者认为大云寺是西夏碑发现的地点。

李鼎文根据陈万里的《西行日记》，认为张澍乃是误记。崔云胜的《张澍〈观西夏碑〉诗笺注》、黎大祥《稀世珍宝——西夏碑》《凉州大云寺的历史变迁》《武威西夏碑的发现对西夏学研究的重大意义》《西夏凉州护国寺历史变迁述论》均认为西夏碑的发现地点在大云寺。^[33]不过，也有学者认同张澍的记载，张思温就认为张澍的记载是正确的，认为“碑在大云寺”是错的；张晓彭从张澍辑佚的关陇文献，武威松涛寺、海藏寺、大云寺、清应寺的历史变迁，以及张澍当时的行踪三方面，论证发现西夏碑的地点就是清应寺，“作为生于斯、长于斯的武威籍学者，他绝不可能把发现西夏碑这一重大学术事件的地点记错”^[34]。王丽霞通过研究大云寺塔和姑洗塔的历史，根据阿育王奉佛舍利建八万四千塔的记载，认为西夏碑的最初发现地应是武威清应寺。^[35]

我们认为张澍《书西夏碑后》和《观西夏碑》中关于西夏碑发现的地点是正确的，也就是说西夏碑发现的具体地点是“武威城内北隅清应寺内”的碑亭。第一，张澍是西夏碑的发现者，是他再三央求寺内僧侣并自愿承担责任的情况下，拆开了寺内封藏西夏碑的碑亭，使西夏碑重见天日。他是武威当地人，家乡名胜古迹了如指掌，熟知清应寺与大云寺的关系，对西夏碑发现地点的记载不会有误。第二，张澍发现西夏碑之后，刘青园、伯希和、林竞、王永清、陈万里等人都是在武威大云寺碑屋见到了西夏碑，合理的解释应该是：西夏碑被发现后，清应寺“适修葺殿宇”，为了妥善保管珍贵的西夏碑，将西夏碑从清应寺碑亭搬迁到了与之相邻的大云寺碑殿（碑屋）。第三，从西夏碑的西夏文碑铭和汉文碑铭记载来看，虽然没有提到清应寺和大云寺，但碑中所谓“凉州护国寺感通塔”，就是指“清应寺姑洗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