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

勤俭为吾国人固有之美德，习知居积之重要。在昔金融机关不备，只贮藏以待不时之需，未能贮蓄以收孳生之息。其较能利用储金者，唯置田宅长子孙而已。自欧风东渐，银行业兴，前清光绪三十四年间度支部奏办各银行则例，内有《储蓄银行则例》十三条，并于大清银行内附设储蓄银行。当创办银行之始，即思恢宏国人居积之风。旋因辛亥改革，行务亦即停歇。民国三年又由旧财政部饬令中国、交通两行拨资设立新华储蓄银行。此为政府提倡储蓄之唯一机关。惜未克奏预期效能。其由商人集资专办此种银行者，全国中殊不多觏。历年内地不靖，资金多流入商埠，普通银行兼办储蓄者均极发达。于是凡办银行者，殆无不兼理储蓄。遂有以储蓄吸收之资金专供本行营运之便利。流弊所届，贻祸堪虞。本部职掌所关，思患预防，监督不得不严。每核办储蓄章程，关于资本划分，会计独立，当事人负无限责任，存款中央银行保障储款诸要端，异常置重。复恐各行奉行不力，又迭派员实施检查；更令各行造具月结总分表送部查核。其有办理未尽合法者，如证券购置不及额、投放本行及房地产稍多、库存准备不裕，罔不严饬改正，不稍宽假。浅识者或疑为干涉过甚，不知储蓄之款就一储户言，虽属零星；就一般储户言，即一国富力之所寄。苟有损失，不啻自削国力。况一方维护储户之利益，一方即健全银行本身之业务。两有裨益，并无轩轾其间。新华信托储蓄银行总经理王志莘君近著《中国之储蓄银行史》一书，征序及余。辄将本部监督储蓄之意旨，聊为倾吐。王君于储蓄极有研究之人也，所办新华信托储蓄银行系就前新华储蓄银行改组；承疲苶之余，运新兴之策，成绩日著，信用聿昭。近立法院讨论《储蓄银行法草案》，余与王君各以代表出席，得共上下议论，颇佩其识敏思精。所著书余因簿书鞅掌，虽未及从容细读，然以王君之经验学识，决非率尔操觚者可比，此则余敢断言也。是为序。

徐堪。[1](www.daowen.com)

[1]王志莘：《中国之储蓄银行史》，新华信托储蓄银行，1934年，序言第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