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姆斯·米尔斯

马丁·厄德曼（Martin Erdmann）认为自己可能是反社会的。6岁时，他喜欢偷偷溜过家里铺着红地毯、有旋转楼梯的门厅，向摆在那儿的棕榈花瓶里吐上一口。在扬基体育场（Yankee Stadium），他为红短袜队（Red Sox）助威；到了达特茅思，他又为耶鲁队加油。他没有很多朋友，说不需要。今天他57岁了，是一个未婚的拥资百万的律师。他曾为之辩护的罪犯，数量堪称世界第一，因为他是纽约前5位或前10位的最好的律师，他使那些罪犯比他们有权希望的要早几个月或几年回到大街上。他的委托人不是黑社会的老大、银行贪污犯或者枪杀老婆的行政官员，他为之辩护的是杀人犯、夜盗犯、强奸犯和抢劫犯——人们街谈巷议的罪犯就是指的这些人。

在25年间，马丁·厄德曼已经为超过10万的罪犯辩护，让他们在监狱少待了成百上千年，而在这些年中，他们又抢劫、强奸、夜盗和谋杀了数以万计的人。想到自己曾插手这些坏人的伤害，使他深感无聊与无关。“我与正义无关，”他说，“正义甚至不是天平的一部分。如果你说我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没有道德反应，那你是对的。”

他才是对的。就像我们的对抗式的司法制度、陪审团审判、无罪推定和第五修正案一样是对的。如果厄德曼热衷于为被告人解脱有什么不对的话，那不是厄德曼的错，而是制度的错。刑法对于辩护律师而言，不意味着衡平、公正或者适当的刑罚或报复，它意味着为他的委托人争得一切可以争得的东西。也许在98%的案件里，委托人都是有罪的。正义是地区检察官的奢华享受，只有他才誓言“实现正义”。辩护律师并没有沐浴在这高尚誓言的堂皇之中，他发现自己绝大部分时间里都在为有罪者工作，为一种司法制度工作，这一制度的基础是一项有效而又矛盾的原则：为了保护无辜者，必须放掉有罪人。

厄德曼确实是在尽可能多地解脱有罪的人。他为“法律援助社”（Legal Aid Society）工作，这是一个私人组织，它与纽约市签有合同，代表每年涌入该市多家法庭的17万9千名贫困的被告人。他主持该社最高法院分社的工作，领导55名律师，每年挣23500美元。头枕着老父亲——一位华尔街证券商留给他的几百万美金，钱对他来说没什么意义。25年前，如果不是会计告诉他，他的工资单搞混了，他所有的工资存折还会一直塞在办公桌的抽屉里。如果从事私人执业，他可以有6位数的收入，也许还有爱德华·本内特·威廉斯（Edward Bennett Williams）、李·贝利（F.Lee Bailey）或者珀西·福尔曼（Percy Foreman）的声誉。他厌恶别人说他奉献。“那简直是胡扯，唯一不能用来形容我的字眼儿就是‘奉献’。我把它留给做了某种牺牲的人。我没有牺牲任何东西，我还人缘不坏的唯一原因是我有一个自我。我喜欢争胜。”

马丁·厄德曼不像一个应该争胜的人，他瘦小，没有威严，每周一的上班路上，都要把他本就不多的头发理得很短。定做的西装松松垮垮，略微曲背前倾的走路姿势，使他看起来像电影中的格鲁奇奥·马克斯（Groucho Marx）。他的脸很瘦削，紧绷绷的面皮包着骨头，薄薄的嘴唇，突出的眼睛。他住的陋屋只有一间卧室，位于曼哈顿东区，没有电视，很少接电话（“我从我父亲那儿学来这一招——他可以几小时坐在屋中，任凭电话一直响着”）。他通过明信片玩象棋，从商品目录上买圣诞礼物，除了工作和吃饭，很少外出。被告人向他借钱，总能如愿。他资助黑人学生奖学金，被“纽约城市中心”（New York’s City Center）列为赞助人。他唯一的自我放纵是去康涅狄格州75英亩的周末度假营地，还有每年1个月的阿第朗达克斯（Adirondacks）单人垂钓之旅。他说：“我早就发现自己是一个独立自足的人。”

像许多独处而不孤独的人一样，马丁·厄德曼情绪内敛，他以自我为中心，固执，有时刚愎任性。他还是一个失败的理想主义者。他说：“我在大学时有一位英语教授，他看了我的一篇文章后对我说：‘马丁，你正在寻找比小麦制成的更好的面包。’我从未忘记这句话。”

马丁·厄德曼早上4点45分起床，读书到6点30分，然后乘3英里的地铁到城里的刑事法院大楼。他摸黑儿走过空空的走廊，到自己的办公室，打开门。这时是7点30分，离开庭尚有两个半小时，就他一个人。再过10到15分钟，他的老板、刑事部主任律师米尔顿·阿德勒会来。然后，三三两两来到的有电话接线员、职员、其他律师、保释的被告、儿子在狱中的母亲、满身呕吐物的可恶吸毒者、静坐在墙边7把木椅上的受惊吓的人、口中骂骂咧咧的愤怒的人和头插羽毛奇装异服的精神病患者。

人潮开始汹涌之前，马丁·厄德曼坐在办公桌旁翻阅着当天的案卷。安东尼·霍华德，一个21岁的黑人青年，被控使用棍棒和刀具抢劫一个男人的钱夹。霍华德的母亲去探监，带去干净衣服，带回要换洗的衣服。她不知道对儿子最大的危险，不是抢劫的指控，而是在8×6英尺的牢房里睡在他上面的男人，罗伯特·菲利普斯。这个人7年前从州精神病院逃走，重又抓获，释放，然后因谋杀一位22岁的姑娘和一个孤儿而被捕。在精神病院又待了3年之后，他被宣布在法律上是精神正常的人，现正等待对他谋杀行为的审判。厄德曼翻阅着案卷，说：“精神病院里的囚禁者告诉我，他们会一直被关在那里，直到承认对他们的指控。然后，他们被贴上精神正常的标签，送到这里来认罪。”他打算把安东尼·霍华德的案子交给艾丽斯·施莱辛格，一位仍然能够相信她的委托人是无辜者的年轻律师。她擅长厄德曼所说的“扎实办案”，给被告及家属的时间比案件的实际需要更长。

米尔顿·阿德勒走进来，说了一些昨天他参加的一次会议的事情，会上他与地区检察官、法官讨论了如何让更多的人假释出狱。厄德曼听着，没说什么。他的理想主义只剩下残骸，为了应付日常大事小情的压力，他老是摆出一付玩世不恭的神气。他微笑，他大笑，他刺破从其他律师那里飘浮来的天真幼稚的小气泡。听着阿德勒的话，他的脸上泛出玩世不恭的微笑。“如果他们真的减少假释，”他说，“它将是他们看到的属于被告人的最后东西。”

艾丽斯出现在门口，一位30岁左右的小个子年轻妇女，有一头黑色长发。她想知道如何向地方检察官施加压力，让他开启对一位保释被告人的审判，这个被告人被控抢劫罪。“我们就不能给他们点儿压力？我的委托人非常紧张和沮丧。他希望赶紧熬过审判。”

厄德曼说：“当然，你随时可以提出不予受理的动议，因为缺少控方。就说你的委托人正在承受巨大的精神压力，因为有这样可怕而不公的指控悬在头上。”

“不要这样笑，”她说，“这回他可是清白的。”

厄德曼收起笑容，说：“好吧，也许地区检察官正不知到哪去找被害人，不管怎么说，你的被告已经取保，为什么要催着他们找他的麻烦？因为如果他们发现了被害人，开始庭审，再假设由于某种极端偶然的原因，你的委托人被定罪，又被送入监狱，那可比现在这点儿紧张要糟得多了。”

她不太情愿地表示同意，走开了。厄德曼静静坐在办公桌旁，眼望着一大堆纸张，缓缓说道：“她要学的东西太多了，她会学到的。会伴着许多眼泪，但她会学到的。”

厄德曼带好要用的卷宗，乘电梯到13层的一个法庭。他在陪审团席一把软椅上坐下，又开始看当天的30个案卷：伪造、抢劫（多半是行凶）、夜盗、贩毒、持枪袭击、放火、鸡奸，未遂谋杀。他将这些案卷排列在陪审团席前面的架子上，然后坐回去，等待地区检察官和法官。法庭里只有他一人，一个昏暗而肃穆的地方——为了显得威严，其实只是让人觉得压抑。棕色的墙壁，棕色的桌子，棕色的与教堂一样的靠背长凳，这一切吸收了头上低瓦数的灯泡所发出的微光。

一位地区检察官走了进来，厄德曼向他问起即将开审的一起绑架案的情况。“负责该案的地区检察官正在忙于另一开庭审判的案件，至少一个月也搞不完。”

厄德曼笑道：“太好了，我希望他能等到被害人30岁时再受审，那也不赖。女孩儿8岁被绑架，现在11岁了。”地区检察官摇摇头，走开了。又有两位检察官来了，厄德曼同他们打趣说笑，以确定自己的存在：他比他们年长一倍，更有经验，更有知识，也更狡猾。“我的声望极高，这一点是确定无疑的，”他说，“这是精心造就的，神话在这一行非常重要。”

法官进来了，他叫米歇尔·施威特泽尔（Mitchell Schweitzer），高而瘦，灰白头发，当了26年法官，其中16年与厄德曼有密切的工作关系。他扫视屋内，向私人律师们、厄德曼和另外两名助理地区检察官打招呼。

书记员叫了一个名子：“约瑟·圣地亚哥！”

厄德曼摸索着卷宗，从中抽出一份，说道：“这是我的案子。”一位助理检察官看着自己桌上的一排案卷，也从中拣出一份。厄德曼和那检察官缓步走向法官席，他们边走边抽出有关资料，除了其他东西，厄德曼拿出了起诉书副本和另一位法律援助律师早些时候会见被告的手写记录。地区检察官有一份大陪审团听证摘要和被告供述记录的副本，凭这些材料，在下面的三四分钟里，法官、地区检察官和厄德曼将决定定罪的可能和刑期的长短，与此同时，被告本人就坐在法庭的被告席上，并没意识到庭上发生的一切。

审判已经过时了。在纽约市，几千名被捕者中才有一名以庭审告终。政府已经没有时间和金钱来负担冠冕堂皇的无罪推定，也负担不起只有陪审团审判才是确定有罪的最真实方式的信念。今天，政府实际上对每个被告人说：“如果你愿意放弃没有证据支持的无罪声明，我们将用一个轻刑补偿你。”被告人问：“有多轻？”然后是地区检察官、辩护律师和法官凑在法官席上，这番讨价还价被称为“辩诉交易”。整个过程像玩一场游戏，附带着讨价还价、议定书、规则与仪式。权力掌握在被羁押人手里，因为不断增长的犯罪已经将我们的司法体系推向一个混乱和瘫痪的边缘，被告本人成了唯一可以出来帮一把的人。政府需要认罪请求，以推动法庭尽快结案，而被告人出卖认罪请求，以换取政府唯一能够支付的现钞——时间。但是，无论最终达成怎样的量刑，这种讨价还价的真正结果却从未受到质疑。有罪者总是赢家，而无辜者总是一败涂地。

为了玩儿好这个游戏，律师必须冷酷无情。他在一个已瘫痪的体系内工作，又反对这个体系。在它倒下时，他应毫不犹豫地踢上一脚，趁它羸弱不堪时占足每个便宜。在这个游戏中，没人会比马丁·厄德曼玩儿得更漂亮。

法官施威特泽尔浏览了一遍地区检察官呈递的大陪审团听证摘要，检察官是一位名叫杰克·雷特曼的戴眼镜的年轻人。然后，法官从眼镜上面看着他们，问：“你想怎样呢，马丁？”

厄德曼还吃不准，他的委托人被控在街上抢劫后，又在被害人脸上、颈上、前胸、腹部和背部连刺数刀，与此同时，被告人的同伙从背后抱住被害人。厄德曼说：“他们的身份还有很大的疑问。”他看着一份警察的报告复本。“DD-5上说，被害人第二天在医院里拒绝辨认照片，因为他说无法从照片上辨认攻击者。”

“阁下，”雷特曼说，“他们在他身上打了65个补丁。”

“等一下，”法官说，并从大陪审团听证摘要里找出一段，快速读给厄德曼听：“他们逃到一幢公寓楼中，警察问管理员是否看见他们，管理员说他们跑进了3-A房间，警察冲进去抓住他们，并把他们带到医院让被害人辨认。”他抬起头。厄德曼从未听过大陪审团这些听证，这证词听起来对他不那么有利。“你看，马丁，这案件没什么毛病。”他坐直身子继续说：“我谈谈我的想法，刑期1年，先行羁押折抵刑期。”圣地亚哥已经被监禁10个月了。由于表现良好再减些刑期，这一量刑可以让他今天就出去。厄德曼表示同意。地区检察官也点头，并将材料塞回案卷夹中。“把他带来”，他说。

圣地亚哥及其同案犯一起被带来。两人都21岁，个子不高，一副挑战的神情。同案犯叫杰西·罗德里格兹，他有自己的律师，这位律师也同意这个量刑。律师们向两名被告解释这一出价，告知他们，这个出价只有在他们事实上有罪的情况下方为有效。无论是法官、检察官还是律师，都不能允许一个无辜的人承认有罪。圣地亚哥和罗德里格兹一脸茫然。他们说，他们是清白的，没做任何事情。辩护席上一阵鼓噪和不安。然后，施威特泽尔问道：“你们希望再被传唤一次吗？”

“是的，阁下，”厄德曼说，“再传唤一次。”被告被带了出去，下楼回到看守所。厄德曼看着圣地亚哥的会见记录，一种油印的表格，上面有姓名、年龄、住址、教育程度、受雇单位的空格，下面是对案情的看法。圣地亚哥的陈述：“我没有罪，我没做任何错事。”他以前从未被捕，他说自己和罗德里格兹在公寓睡觉，警察突然闯进来抓了他们。在几周前的一次提讯中，他也没有认罪。

“跟他们谈谈。”法官施威特泽尔建议说。厄德曼和他的同事一起走向看守所的门口。一位法院的行政官员为他们打开门，他们从法庭昏暗、安静的棕色世界进入明亮、嘈杂、烟蒂遍地的门厅里。门在他们身后砰的一声关上了。从下面某个地方传来喊声和牢门关闭声。门警吆喝一声“开门”，并引导他们走过一条黑暗的楼梯，来到一扇闩着的铁门前。里面的狱警打开门锁，让他们走进一条黄色的、像男厕般贴了瓷砖的走廊里，左边是窗子，右边是巨大的有长板凳的牢房。有20多人挤在牢房里，几乎所有人都肮脏不堪，蓬头垢面。一些胆小的年轻人孤单地坐在长椅上，其他年龄大的站在那里说话，就像在哈莱姆（Harlem）街角上说话那样自然。突然，说话声停歇了，在押的人们像期待喂食的动物，转头对着厄德曼和他的同事。另外3名律师也走了进来，不多时，话音再次响起——在押人和律师相互争论，用关于罪与罚的监狱黑话解释、乞求和欺骗：“我能让你两次乱跑［2年监禁］……我知道有个家伙得了E和一套公寓［E级重罪，1年监禁］……你想要一颗子弹［1年监禁］吗？你愿意接受一颗子弹吗？……”

厄德曼走向牢房尽头，圣地亚哥在铁栅边上等他。厄德曼把脚放在铁栅的一根横梁上，在膝上放平圣地亚哥的案卷夹和文件。他掏出一支“鸿运”（Lucky Strike）牌香烟，点燃后吸了一口。圣地亚哥注视着，然后突然开始滔滔不绝地慷慨陈词。厄德曼让他安静下来，平静地说：“首先让我找出我需要知道的事情，然后你想说多少就说多少。”圣地亚哥站在齐胸高的钢制隔板间边上，另一边是洗手间。几步之外，罗德里格兹正隔着铁栅同他的律师谈话。

“如果你没做什么错事，”厄德曼对圣地亚哥说，“那么谈这个就没意义了，你将接受法庭审判。”

圣地亚哥拼命点头。“我没做任何事，我在睡觉！我以前从没遇到过麻烦。”这是7个月前的初次会见后，他第一次有机会向律师讲他的故事，所以拼命一吐为快。厄德曼无法制止他的滔滔不绝，也就不再管他。圣地亚哥喊道：“我从没被捕过，从没进过监牢，从没有过麻烦，从来没有。我们就是在公寓里睡觉，警察闯进来把我们从床上抓起来带走，我们什么都没干。我从未见过这个人，可他却说是我们干的。连我都不知道我们干了什么，我在这里已经10个月了，我没见过律师什么的，我两个月没洗澡了，我每天被关24小时，不能刮胡子，没有热的饭菜，以前从没这样，我受不了，我要自杀，我要出去，我不……”

厄德曼此时脚还放在横梁上，掏出烟来，打断他，冷静地慢慢说道：“好吧，这很简单。你要么有罪，要么无罪。如果你有罪，你可以认罪，那么他们会判你1年，在目前情况下，这是个好的选择，你应该这样选择。如果你无罪，你不得不接受审判。”

“我没有罪。”他说得很坚决，点着头表示肯定。

“那么你要接受法庭审判了。但是陪审团会听到：警察跟随你们进入公寓楼，管理员让警察到3-A房间，他在那儿抓了你们，那人又在医院认出你们。如果他们判定你有罪，你可能要被判15年。”

圣地亚哥对他的话全未留意。“我是无辜的，我什么都没干，但我要离开这里，我要——”

“好吧，如果你确实干了什么，你有那么一点儿罪，他们会给你折抵刑期，你现在就可以走了。”

这话奏效了。“今天？我今天可以走？”

“如果你有罪并服罪的话。”

“我可以服罪，但我什么都没干。”

“你无法服罪，除非你有罪。”

“我想要那1年刑期，我是清白的，但我愿意接受1年刑期。如果我接受了，今天就可以走吗？”

纸张开始从厄德曼的膝上落下，他抓住它们放回原处。“如果你服罪，今天就可以走，但如果你没有罪，没人会让你服罪。”

“但我没做任何事。”

“那你就不得不待在这里，等待审判。”

“什么时候会有审判？”

“几个月后，也许更长时间。”

圣地亚哥用手抓住铁栅。“你说如果我有罪，我就能今天离开？”

“是的。”隔墙的另一端有人在撒尿。

“但如果我是清白的，就得待在这里？”

“没错。”又是冲厕所的声音。

这对圣地亚哥来说太沉重了。他放开抓住铁栅的手，向后退了一步，摇摇头，转身快步回来。“可是，伙计——”

回到楼上的座位，厄德曼对施威特泽尔说：“他没有犯罪记录，阁下，他也不承认有罪。你了解我对没有前科的人非常慎重——”

“你知道我也慎重，马丁。”

“他说两个月没洗澡了，他24小时被关着，他想出去，我不责备他。”

“马丁，我不能因为他要洗澡而接受他认罪。”

“当然不能。”

“你希望我和他们谈谈吗？”

“阁下，我认为这是个好主意。”

圣地亚哥和罗德里格兹又被带上来，领到紧挨法庭的一间陪审团的小休息室里。施威特泽尔向被告人宣读了大陪审团听证摘要，确保他们知道案情对他们不利。

现在罗德里格兹说他愿意认罪，施威特泽尔让他讲一讲抢劫发生当晚的情况。罗德里格兹说，他和圣地亚哥走在街上，撞见被害人并同他说话，被害人有一把匕首在衣兜里，最后被割伤了，“但我什么也没做。”

这与最初的描述有了距离，承认曾与被害人在一起，并确实有一把匕首，这对厄德曼来说已经足够。他看着施威特泽尔，“现在我相信他是有罪的。”施威特泽尔和雷特曼回到法庭。厄德曼问圣地亚哥说：“你不打算认罪吗？”

“打算，伙计，我告诉过你，我要出去——”

“那么，法官会问你某些问题，你必须给出适当的回答。”他向罗德里格兹努努嘴。“他抓住被害人，你用刀刺。我们进去吧。”

他们返回法庭，站在法官席前。施威特泽尔三次问圣地亚哥是否认罪，圣地亚哥三次都拒绝回答。如果这是诱他招认的诡计，那该如何是好？精疲力竭的施威特泽尔放弃了，转向罗德里格兹。罗德里格兹认罪，被量刑。厄德曼斜靠在书记员的办公桌上，双臂交叉在胸前，怒视着圣地亚哥。这个无知、愚蠢、邪恶的年轻人，已经受用了厄德曼一大堆才智、经验和知识的帮助——但他都拒绝了。厄德曼的脸上布满了厌恶的神情。通过他的双眼，可以看见双眼背后的怒火，还有不加掩饰的、清楚的鄙视。

被告们被带出了法庭。书记员传唤一个私人律师代理的案件，厄德曼趁此机会吸了一根烟。他走到法院工作人员的一间小休息室。这屋中有衣帽柜、办公桌、冰箱、烤箱和电炉——都是陈旧破损的物件。椅背上搭着一件法警的外衣。厄德曼已经忘了圣地亚哥。他站在窗边，一只脚蹬在暖气上，眼望着“坟墓”——他的众多委托人的家，一个充满出卖、强奸、打斗、谋杀，到今年为止有6起自杀的地方。“坟墓”中的1800人有80%是法律援助社的委托人。几周之前，一些在押人不满于拥挤、蚊叮虫咬和官方的忽视，愤然决定看一下暴动会有什么收获。随暴动而来的是雪崩般的研究、讨论、调查和报告——其中一些有所帮助，一些则纯属歇斯底里。

厄德曼看着工人在骚乱过后的“坟墓”清除被烧窗子的碎玻璃和破损的长椅。“永远不会再这样了，”他说，“一旦他们发现可以通过暴动而得到善待，就永远不会这样了。今天的被告们已经在告诉法官，自己要什么样的量刑了。前几天我有一个委托人对我说，他知道这个制度已经行不通了，他们需要认罪，他也乐于帮忙，服罪，以换得8个月的刑期。有罪者能好好休整一下，而无辜者则对认罪后出狱感到压力巨大。无辜者受难，社会受难。

“如果被告们真的聚在一起，他们就真的给这个制度出了个难题。如果他们都决定不认罪，并坚持一直不认罪，又会是什么样子呢？建议的刑期会越来越短——6个月、3个月。如果这还不奏效，他们仍不认罪，也许法庭会挑15或20个人去审判，给他们最重的量刑。而如果那还不管用——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被告们有主动权，而一旦他们发现了这一点，你们就麻烦了。”

两个工人站在绳索吊着的脚手架上，在“坟墓”的楼墙外向下降着。厄德曼自言自语：“封好窗子，否则会有人逃跑。”

那个顽固的圣地亚哥已经浪费了他40分钟，现在出现另一个问题。厄德曼的一个叫理查德·亨德森的委托人，说他正在福利机构的廉价居所睡觉时，突然一个男人手持木棍向他“扑来”，而这个男人却说自己正努力叫醒亨德森，可亨德森“像长耳大野兔一样猛然跳起”，当胸刺了他一刀。亨德森被控未遂谋杀。

厄德曼在法庭门外通往看守所的过道上与亨德森谈话。天开始下雨了。竖铰链的窗子，不透光线，又没关严，冷风凄雨直灌进来，使亨德森觉得很凄惨。他是个吸毒者，21岁，瘦瘦的，有一副深沉、失落而又迷茫的眼神，有一张悲伤而没有生气的脸，好像所有牵动笑容、蹙额、恐惧或愤怒的肌肉都被切除了。他站在那里瑟瑟发抖，穿一件肮脏的白衬衫，没穿袜子，没有鞋带儿，鞋后部被踩下去，像拖鞋一样，双臂僵硬地把手插在没有腰带的卡其布裤兜里。他沉静地告诉厄德曼，他想接受审判。

“好，你当然有这权利，但如果你有罪，我跟法官说了，他会给你1年的刑期，以前关押的日子也可折抵刑期。你在这里多久了？”厄德曼翻着文件夹，找寻日期。“半年。这样的话，如果你表现良好，再过4个月就期满了。这就看你是不是有罪。”

亨德森点头说：“对了，这就是为什么我希望陪审团审判。”

“为什么？”

“确定我是不是清白无辜的。”

“难道你自己不知道？”厄德曼又看了一眼卷宗，亨德森在医院做过心理检查，被认为法律上是精神正常的。

“我不知道。不过我有意见。”他的眼神离开厄德曼，开始仔细看着过道。他退出谈话。厄德曼望了他一会儿后，将他带回来。

“你的意见是什么呢？”

“我无罪。”

“好吧，如果你接受审判，你可能要等上4个月，然后你赌0到5或10年的刑期。即使你被无罪开释，你仍然要再过4个月。”

亨德森移动的脚步在发抖。“我明白，”他胆怯地说，“所以我想最好还是那么做。”

“怎么做？”

“接受审判。”

厄德曼就这么看着他，没有像对圣地亚哥那样有气，但却不无疑惑，想要弄个明白。

“我想最好还是有审判。”亨德森说。

厄德曼离开他，走回法庭。“准备审判吧，”他宣布说，“不必费心传唤他了。”雷特曼在文件上做了记号，他们开始进行下一个案子。

厄德曼坐在陪审团席上，接下来的几个被告有私人律师，所以他就等在那里：观察着，微笑着，他的凸眼温和地嘲笑周围那些不知就里的人，觉得很好笑。

法官在问一名被告从哪儿搞到那支子弹上膛的手枪。“找到的。”厄德曼在这个男人回答之前小声说道。

“我找到的。”那人说。

“在哪儿？”法官问。

“某个人给他的。”厄德曼说。

“某个人从我身旁走过，塞给我的。”被告说。

厄德曼微笑了。“真令人惊奇，”他自言自语，“有多大可能性让人追赶着将东西塞在被告手里——枪、手表、钱包，等等。”

另一位地区检察官叫瑞奇·洛，一位黑人——年轻，瘦高个儿，双排扣衣服，时髦，梳着非洲发型。黑人被告们进入法庭时会迅速环顾四周，他们看到一位白人法官、白人辩护律师、白人书记员、白人速记员、白人法警，然后是坐在桌子紧那边儿的一个黑人，庭上唯一的黑人，而他，却是一个敌人。洛是个从圣约翰法学院毕业的黑人小伙子，坐在有华尔街父亲、达特茅思和耶鲁法律背景的百万富翁厄德曼的身边。

但这种具有讽刺意味的对比只是表面的，在内心中，厄德曼鄙视自己的背景。他称自己与父母相比是“极左派”，而他在青年时代花了大量的时间努力让父母激进起来。法学院毕业后，他去“一家令人窒息的华尔街律师事务所”，在那里，他的首项业务是去发现佛罗里达州一家赌场是否合法地拒绝一位女委托人的长毛狗入内。他退出了，“二战”期间参了军，并加入了法律援助社。“当我碰到一个记不清在哪认识的人时，我就说：‘又见到你了，真高兴，你什么时候出来的？’不管他是从大学和军队出来的，还是从监狱出来的。”

法警带进一个上了年纪没有牙齿的黑人，他有一头蓬乱的头发和数之不尽的犯罪记录：强奸、袭击、鸡奸和武装抢劫。他被控试图强奸一个4岁的波多黎各女孩。一些人驾车经过时发现这个人正坐在一段矮墙上，一个女孩儿在他两腿之间挣扎，他们解救了她。厄德曼、洛和施威特泽尔法官谈了一会儿。法官建议1年刑期。洛又看了一遍陪审团的听证记录，他一般总是附和施威特泽尔的意见，但这一次他提出反对：“我不同意，阁下，我不同意。”

厄德曼讲了一些劝解的话，但洛不让步。他说：“不，我不同意，阁下。如果不是这些人坐车经过，看到了那女孩儿，一切都可能发生，一切。”

施威特泽尔本人迫于地区上诉法院的压力，要了结这些案件，他给洛施加压力，礼貌而温和。他指出女孩儿并未受到伤害。

“我不同意，阁下，”洛说，“不能同意，这真令人憎恶，这——”

施威特泽尔插话：“这也令我憎恶，我们仅仅是在案件日程表的意义上讨论本案。”

“阁下，我们一直在依案件日程表为法庭腾出空间。这次我不能，我不能。”他将案卷塞回夹子。“准备庭审吧，阁下。”

他回到起诉方的座位，向记录人大声宣布：“人民已经为审判做好了准备。”

厄德曼一言未发。当他经过洛的座位走向陪审团席时，洛问他：“马丁，我不理智吗？”

厄德曼停了一下，非常严肃地摇摇头。“不，我不认为你不理智。”

洛很沮丧。下一个案件尚未传唤，他就绕过桌子，边摸索着案卷夹，边大声说道：“阁下，如果他当即服罪，我给他1年刑期。”(www.daowen.com)

法官怒视了洛一眼。“你只能建议1年刑期。由我来给他1年刑期。”

厄德曼在辩护席上对被告说话，洛不住地晃着脑袋，他正遭受痛苦，他向法官席跨了一步，绝望地说：“他应该得到3年的刑期，至少3年。”

施威特泽尔说：“我知道他应该。”

厄德曼现在站起身，为记录起见，做了惯常的发言：“阁下，此时被告希望撤回其无罪申辩，对第二项指控表示服罪，二级未遂袭击，E级重罪，这一服罪涵盖整个指控。”

现在轮到洛代表人民做接受认罪的发言，接受为E级重罪，即刑法中最不严重的重罪。他站起来说道：“阁下，人民谨建议接受这一服罪申请，深感这为法庭施加刑罚提供了足够的空间，并且——”他停下不说了。下一句话应是“以正义的名义”。他坐下去，假装在卷夹上写什么东西，然后轻声地，像是希望别人听不到，低头向着桌子说：“……以正义的名义。”

他向一位旁听者走去。“你有何感想？”他问，“我有苦难言。他企图奸淫一个4岁的幼女，才判1年刑。”

施威特泽尔退下去吃午餐了，而洛和厄德曼乘电梯下楼，洛仍然心情沉重。“如果女孩的妈妈打电话，希望知道那个试图强奸她女儿的家伙怎么处理了，我能说什么呢？”

厄德曼玩世不恭地笑笑。比小麦做的更好的面包。“告诉她：‘别说英语，别说英语，别说英语。’”

曼哈顿的刑事法院大楼在东区偏南，这里是“小意大利”和“中国城”的碰撞处，一块种族意义上的无主之地，到处是纽约城最好的意大利餐馆和中国餐馆。不过，每到午餐时候，厄德曼忽略这些餐馆，继续向北走两个街区，直到运河街（Canal Street），这里是拥塞的交通要道，到处可见鲍威利街（Bowery）流落出来的乞丐。他在纽华克（Newark）以东最肮脏的餐馆里就餐，这里弥漫着杯盘的嘈杂，充斥着福米卡（Formica）抗热塑料。没有什么威吓、侮辱或论争可以说服他到别处去就餐。每天要一勺用酸奶做的软干酪、一片西瓜、一片黑面包加奶油。（他们会给顾客两片，不管你要不要，可他从不让步。）今天，他与一个朋友同桌就餐，这朋友不是律师。朋友问他：在法庭上为一个明知有罪的人辩护，并让其获得自由，那是一种什么感觉。

“好极了！绝对美妙！你在空中起舞，并对自己说：‘这怎么可能？我一定做了非常出色的工作！’这是一种欣快的感觉。当陪审团负责人宣布‘无罪’时，只要看看法官脸上震惊的表情，就觉得值。这贪婪的感觉，就如同你以15比1赌赛马一样，你战胜了几率、真知灼见和精明的人。”他大笑着说下去：“胜利的喜悦，使你任何的道德情感都黯然失色了。”

朋友问：“但是，如果你为一个奸杀5岁女孩的人辩护，他被无罪开释，1年后又因奸杀另一名5岁女孩而被捕，你又会怎样呢？你还会以同样的热情为他辩护吗？”

“恐怕会的。”

“为什么是恐怕？”

“因为我认为绝大多数的人会不赞成这么做。”

“你在乎吗？”

“不在乎。”

“这不让你关注吗？”

“我不关注已发生的犯罪或者被放掉的罪犯。如果我关注，就无法执业了。我关注的是，看到每一委托人都能得到最好的辩护，如果他有20万美元的话。我不希望他受骗，只是因为周围没有人留心不让他被骗。如果你是一名医生，希特勒找到你，说你是世界上唯一可以治好他的病的人，你会为他治病的。”

“这里有多少自我的成分？”

“百分之九十九。”

厄德曼吃着他的软奶酪。一个老叫花子——满脸胡须，没有牙齿，嘴唇肿胀——把他要饭用的托盘放在厄德曼身旁，坐下喝汤，眼睛瞧着没动过的那片面包。

午饭后，厄德曼在法院的大厅里停步，买了一包糖。有人说在《时报》上看到一则消息，在这个牌子的糖中发现了啮齿动物的毛之后，正在回收5千包这个牌子的糖。厄德曼笑着又买了两包。

一位法院工作人员看到厄德曼顺走廊过来，喊道：“哎，马丁，法官已经到了，开始叫你的案子了。”

厄德曼说：“那你认为我该怎么做，跑着进去吗？”

狱警带进一个21岁的姑娘，被控持刀抢劫。厄德曼在辩护席上与她谈话，这时洛走过来说：“马丁，E级，1年，怎么样？”

姑娘看着洛。“他说什么？他是谁？”

洛一边走开一边说：“别听我的，我是敌人。”

她想知道为什么她要进监牢。厄德曼告诉她：“不管是对是错，人们认为不应该被抢劫。因此，一旦他们被抢劫，他们就给出一点时间用来关押抢劫的人。”她问这1年刑期能否吸收她的另一项暂缓执行的量刑。厄德曼问洛，洛表示同意。她仍在犹豫，最后拒绝了提议。

“怎么了？”洛说，“她要1年，我给她1年，她要吸收其他的罪，我也同意。这真不可思议。他们告诉我们他们想要的，而我们却被认为是卑躬屈膝。”

“约瑟·桑切兹！”书记员叫道。一起贩毒案。

“阁下，他还没有被会见过。”厄德曼说。

施威特泽尔对洛说：“让我看看案卷。”

厄德曼又说：“阁下，我还没有会见过他。”

“好吧，现在就让我们看一看，马丁。”法官说着，一边翻阅洛的案卷。“只卖了一次，马丁。他没有抢劫、夜盗、小偷小摸的行为。基本上都是毒品，我想给他定E级罪，1年刑期。”洛表示同意。

厄德曼走向通往看守所的过道，狱警带来一个被告人。厄德曼对他说：“他们提议定E级罪，判1年刑。只为那一次贩毒，大约——”

被告迷茫地看着他，没说话。狱警插话说：“这不是桑切兹，马丁，这是菲尔南德兹。”

厄德曼厌烦地垂下双臂，一言不发地转身回到庭上，坐进陪审团席。一个被告人竟然在律师知道他长得什么样以前，就被审判、定罪、量刑。

法庭上的事结束后，厄德曼返回自己的办公室，艾丽斯·施莱辛格走了进来，简略对他讲了自己的一个委托人的情况：一名妇女，明天要进施威特泽尔的法庭。艾丽斯说：“她绝对没有罪。”她走后，厄德曼的微笑变成了怅惘和怀旧。他自言自语道：“对谁有罪谁无罪有一种绝对的感觉，这一定非常美妙，我真希望还有这种感觉。”

阿德勒走进来，他问厄德曼：“我能对他们说什么？杰克说他要离开，因为工作在嘲弄他。他说他原以为是在为被蹂躏者辩护，但却发现他们充满敌意，还对他撒谎，所以他要离开。艾丽斯过来对我说：‘这个制度对罪犯来说太美妙了，对无辜者却是一场灾难。他们中的一些人一定是无辜的。’对此，你能说些什么呢？”

“你什么也不用说，”厄德曼回答，“因为这都是真的。”

“不，你要说在一个好的政府制度下，绝大多数人得到公平的对待，但不可避免有少数人得不到公平的对待，”他看着厄德曼，“你认为这太伤感吗？”

“我认为你是一个盲目乐观的人。”^[21]

阿德勒转向办公室的另一个人。“他说我伤感，叫我盲目乐观的人。你知道为什么？因为这是真的。”

厄德曼笑道：“那有什么区别？”

那天晚上，厄德曼回到家，躺在摇椅上喝了3杯苏格兰威士忌，与一位前法官共进晚餐时又喝了两杯。借着酒力，出现在这位前法官主持的纽约大学法学院晚间讲座上。10名学生坐在有靠垫的不锈钢转椅上，会议室里铺着红色的地毯，所有的一切都新颖、豪华和摩登。人们希望他讲一讲陪审员的遴选和庭审中的战略战术。在这些题目上，他被公认为是大师级的人物。

他打开一包烟，点燃了，俯身在桌上。有两个学生是女孩子。大多数的男生穿着牛仔裤，蓄着长发。厄德曼了解他们眼中的目光。他们认为会有无辜的委托人，他们认为将服务于同胞、社会与正义。他们不明白，他们将要为之服务的是这个制度。他希望给他们讲一些生活的事实。他开言道：“你们是推销员，你所要卖的产品是没有人特意去买的。你要卖的是一个非常有可能有罪的被告人，”他们望着他，“所以你要伪装你的产品，用正义来包装它，使它成为正义的符号。你要让陪审员相信你是真诚的，相信你所卖的产品其实不是这个被告，而是正义。你必须让他们相信，受审的不是被告，而是正义。”

学生们留心听着，没有人做笔记。“你的工作在庭审之前和之后，——陪审团遴选和辩论总结。两者之间是一堆丑陋的证据。在选择未来的陪审员时，你要在他们看到你的产品之前，在他们听到证词之前，卖出你的产品。你还要种下辩护的种子，软化控方的打击。如果你知道一位警官将作证说，被告刺了一个老太太89刀，你不能回避这一切。你最好自己提出来，告诉他们将要听到一位警官作证说被告人刺了老太太89刀，然后，当作证来临时，你就不会突然倒抽一口凉气了，甚至可能给陪审团留下一个警察在撒谎的印象。”

一个女孩子提到“坟墓”里的暴动，问厄德曼怎样才能给予在押人迅速的审判。在暴乱中，在押人要求少些拥挤，改善饮食，消灭老鼠和害虫，这些甚至都得到友善的狱警的支持，但他们所谓迅速审判的要求，尽管得到新闻界强烈的支持，却是不那么真诚的。“坟墓”里的在押人基本上每个人都是有罪的，或者是被控的罪行，或者是稍轻的相关的罪行。在押人知道，他或者认罪，或者在审判后被定罪，并且还要服刑。他还知道，延迟对他是有益的。证人消失，警察遗忘，被害人失去复仇的愿望。随着检察官看到自己案件的萎缩，他们不断降低要价。同时，“坟墓”里在押的时间，可以折抵量刑后的刑期。厄德曼想向学生们解释这一切，但他知道不会有太多的人相信。

他说：“让我来纠正你们的错误想法，你们以为‘坟墓’里的在押人希望受到迅速的审判。其实，他们中绝大多数都犯有某种罪行，他们最不想要的就是审判。他们知道，如果每个案子都能在60天内进行审判，那么，承认武装抢劫所换得的1到3年的刑期，就会升到15到25年。”

一个学生问：“保释的被告又怎样呢？”

“保释在外的人几乎永远不必接受审判。如果你能让你的委托人获得保释，即使有审判，那也至少是3年以后的事。案卷会从一个地方检察官的抽屉深处转到另一位检察官的抽屉深处，直到它化成灰烬或者地方检察官同意折抵刑期的申请。”

一位学生问到辩护律师对诚实的责任，这引起了厄德曼的微笑。他说：“我仅有的责任是对我的委托人的，我自己不作伪证，不说谎，而我的委托人，愿怎么扯谎就可以怎么扯谎。”

法院深陷困境，以至于在押人感到像在噩梦中一样，在司法浑沌的流沙中下沉隐没。在骚乱后的惊恐中，为了缓解“坟墓”的过分拥挤，成立了一个特别法庭，以利于让那些因各种上诉而被带到“坟墓”里等待听审的被告人尽快回到州监狱去。一个被告满怀愤怒地走进法庭，他因用雨伞将人刺死而被判在星星监狱（Sing Sing）服刑20年至终身监禁。1年前，他被带到纽约进行上诉审的听审。他没有得到听审，11个月来没见过律师。最后，在法庭上——说不准什么时候他还要重来一次，如果能够重来的话——他愤怒地向法官大声叫喊。警卫向他围拢过来。

法官将事情搞定，安排在下周进行听审，被告被带了下去。在“坟墓”这个地狱外缘（limbo）又待了1年，他终于得到了判决。法官等到门在囚犯身后关上后，看着厄德曼，又看了看地区检察官和厄德曼的身后。他说：“现在这人得到了喊冤的机会。”

自从理查德·亨德森的案件之后，那个不知道自己是否有罪的贩毒者准备接受庭审了。他每天都回到施威特泽尔法庭下面的看守所里——等待那几乎不存在的审判机会，因为他的律师、地区检察官、法官和法庭必须同时为审判做好准备。每天，他坐在看守所里，等待上面法庭叫他的案子，等到了，又被忽略过去。除了明天再来，没有任何确定的结果，再一次被叫到，也不过是为了再一次被忽略。像这样过了几天之后，厄德曼再一次跟他谈话，看他是否改变了主意。他还是老样子——同样的衣着，同样的死无表情，同样疯狂地坚持庭审。厄德曼试图鼓励他服罪：“如果你犯有某种罪行的话。”

亨德森仍然要求审判。

“今天会怎么样？”他问道。

“不会怎么样。他们会另定审判日期，而那个日期，意味着像他们定的任何日期一样长。你只好排队等候。”

亨德森找出臂上一个蚊子咬过般大小的伤疤。“其他囚犯威胁我，”他说，“他们不断问我的案情，我做了什么，我应得什么处置。”

“你怎么说？”

“我没回答他们，我不想谈这个。”

亨德森是顽固的。厄德曼离开他，走向法庭。

厄德曼对法官的不尊重（施威特泽尔是个例外）是强烈的、广泛的，以至于时常可以归结为阶级仇恨。当厄德曼手下一个年轻律师被判藐视法庭罪并罚金200美元的时候，他离开施威特泽尔的法庭，冲过去救援。他与法官争论，哄骗他撤回定罪处刑。等到出了法庭来到走廊上时，厄德曼神情中充满嘲讽，愤愤地说：“他是个恶霸，我要把塔克尔（厄德曼手下的一名高级律师）派到这儿几天，对他说‘没有服罪请求’，让他尝尝苦头。”他做了一个记录，然后又团成一团。“不，我要亲自来，这次要记录在案。”厄德曼记起来，两天以前，那位法官的小轿车在法院门前被盗了。“我本该告诉他不要因卡迪拉克被盗而过分伤心。”

厄德曼说：“只裁决法律问题，而把罪与非罪留给陪审团去裁决的初审法院法官太少了，地区上诉法院的法官也好不了多少。他们是摇身一变为夫人的妓女。”

你想做一个法官吗？

“我想——那还要看我是不是能成为我心目中的那种法官。但你成为法官的唯一办法是玩儿政治或者买政治——而我甚至不知道时价。”

厄德曼还在走廊里大骂那个藐视什么的鸟罪名。这时，一名律师跑过来说，一个被告因杀人被关在“坟墓”里5个月了，却拒绝了折抵刑期和缓刑的建议。厄德曼急忙回到法庭上。被告人和他的女友一起玩一种“打了就跑”的黑人区游戏，游戏者轮番用铅管击打对方。他说他游戏时喝醉了，不知道打他女朋友有多重。他们两人都晕过去了。第二天早上醒来时，她已经死了。他没有前科，法官考虑一个极轻的刑罚，律师和地区检察官也同意了。无论法官、检察官都没有心情听被告进一步讨价还价。厄德曼与被告交谈，很快让他认了罪。杀人只判5个月。当他离开法庭时，一位地区检察官说：“马丁，你放跑了谋杀犯。”

厄德曼兴奋地说：“我总是放跑谋杀犯。”

他回到办公室，艾丽斯·施莱辛格经过他的办公桌时，厄德曼记起早上《时报》登载的有关安东尼·霍华德的消息，他与一名精神失常的人关在一个牢房里，这个案子厄德曼3周前安排给了艾丽斯。

“喂，艾丽斯，”他向她打招呼，“祝贺你赢了第一个案子。”

她耸耸肩。一位名叫詹姆斯·芬奇的律师走过来，厄德曼对他说：“别忘了祝贺艾丽斯，她刚赢了第一个案子。”

“真的？”芬奇说，“太棒了。”

“是的，”厄德曼笑了，“被告叫安东尼·霍华德，他的同监狱友昨晚勒死了他。”

每天晚上，马丁·厄德曼都穿城而过，到剧院区一家法国小餐馆就餐。他总是坐后排角落里那同一张桌子，背朝着其他顾客，没有别的客人时他格外高兴。餐馆老板和老板娘总是乐意见到他，一旦他不来，他们会打电话到他的公寓，看是否有什么不对劲儿。

不久前，他很不情愿地同意一名记者和他共进晚餐。记者问：25年来，他为之辩护的人中只有一个无辜者，他是否依然乐观。

“你永远也不能明白，知其有罪比知其无辜更容易。无论如何，如果你知道被告有罪，那辩护就容易多了，你没有使其免于不公正刑罚的责任。”

“你对今天的法院和司法制度有何感想？”

“我认为是向人们说明实情的时候了。每个人都这样胆怯，没有人愿意告诉公众：原拟用来清理混乱的那些最低限度的措施现在不管用了。如果只有两条路进出纽约，而某个人问‘我们有什么办法解决交通问题’？回答将是‘没有，除非我们修更多的路’。你只调整一下红绿灯是无济于事的。只对法院修修补补也是无济于事的，我们需要更多的法院，更多的地区检察官、更多的法律援助机构和更多的法官，这将花掉很大一笔钱。如果平均每人50美元可以保证不遭行凶抢劫、夜盗和强奸，那么我不知道你能凑多少钱。纽约有800万人吧？你能凑2千万美元吗？如果你为了提供一个有效的刑事司法体系而要花2千万，你能得到多少？人们更关心的是平安而不是公正。他们为法律和秩序而花钱，否则他们会遭行凶抢劫。”

“出路在哪里？”

“我从不认为这是我的难题。直到今天，一切都是有益于被告的，他也是社会共同体的一员。当你说‘人民诉约翰·史密斯’的时候，约翰·史密斯也是人民的一部分。作为一名法律援助律师，我认为让一切平滑运转，以便给我的委托人更长的刑期，这不是我的难题，这是法院的难题。”

他停住不说了，想了一会儿，心潮起伏。“这是错误的态度，我觉得是这样。不过，地区上诉法院从未征询过我的意见：如何为被指控者改善司法环境，推进正义。他们从未问过这个问题，就只关注如何清理案件日程表，就只关注如何让这帮坏蛋尽快入狱，并在里面待得更长。不是问这些话——肯定不是。这许多年里，他们从未问过如何让被告得到更多的正义。这就是为什么我不太关注这个制度。”他气愤、冷漠，不再说话，只关注一块羊肉。

“我一累了就喋喋不休。”他说。

几分钟后，他又开言了：“你听着，其实我不认为这个难题有什么解决，不会比交通难题解决得更好。你只能在难题之内尽其所能。”

“会有一天，车都根本没办法走了吗？”

“会的，如果每个被告都拒绝辩诉交易而只要求审判，1年之内，这个制度就会垮掉。需要3年延迟才能等到审判，监狱骚乱也会持续，被告将列队上街了。”

“当这一切发生时，您将做什么呢？”

“这是个有趣的问题，到那时做什么都晚了。过不了多久，一切就太晚了。”

每周五，厄德曼只让自己用半天时间在法庭处理案件日程表，下午1点35分乘公共汽车去康涅狄格州的丹伯里（Danbury）。从那里驾车去到罗克斯伯里（Roxbury）的别墅，整个周末就在那里散步，在小花园里种点什么，“并且和自己聊聊天”。他有一座三层的小楼，和一个堆满杂物的阁楼，一个地窖装满几年前就保存好的水果酱，可能从来不吃，有一间图书室，散放着没有读过的书籍和杂志。一条小溪从一片欧洲赤松林流出，流过他的花园，经过一座小桥流到下游的村里。他沿着小溪走过，驻足在桥上，望着水中的鳟鱼。他从不在那里钓鱼，他说：“它们是我的朋友，你不能抓自己的朋友。”

周末的大部分时间，他都用来哄骗鲜花和蔬菜与他合作。“我最关心西红柿，因为我喜欢吃。最难种的是玫瑰，它们需要不断呵护，所以我不再种了。”他喜欢郁金香，花了近来的4个周末，将朋友从荷兰寄来的400棵郁金香球根种下。“它们不难弄，你只要挖400个小洞，把它们种下去，明年开春就长出来了。唯一的问题是鼹鼠。鼹鼠翻地找害虫吃，而老鼠却利用鼹鼠翻地，去吃郁金香的球根。几年前，我曾拿着喷枪去寻老鼠，随即意识到，老天，这是大自然啊，老鼠可不知道人不希望它们吃郁金香球根，所以我放弃了喷枪。我不能和某种出于自然本性做事的东西作对。”

郁金香都种下了。上午9点，厄德曼回到办公室，翻阅《时报》。他注意到一则短消息，说的是法律援助社以前的一位委托人，25岁的同性恋者雷蒙德·赖文·摩尔，被指控在酒吧里枪杀一名警察。他曾在“坟墓”里10个月，在法庭露过24次面，坚决不认超过轻罪的任何罪。他进“坟墓”时205磅，慢慢瘦至155磅。他以前未曾入狱。他被5次移送医院进行心理观察，每次又都被送回“坟墓”。他两次自杀未遂。因为与狱警动武，摩尔被罚在一个小铁箱中单独禁闭20天，唯一可见天日的是铁栅的小窗和门上一个4英寸宽的玻璃孔。上周末，当厄德曼面朝土背朝天地为郁金香球根挖400个小洞时，摩尔脱去床垫外的罩布，结成一根绞索，吊在铁窗栅栏上自杀了。

厄德曼慢慢合上卷宗，面无表情地递给隔桌的律师，他什么也没说。

那天中午，厄德曼回到施威特泽尔法庭下面的看守所，透过栅栏问一个贩毒者，是否有人愿意为他担保。

“我在这里无法与任何人取得联系，伙计。”

“我能为你去联系吗？”

“能，我妈在辛辛那提。”他正要把电话号递给厄德曼，这时狱警要开门塞进更多的人，厄德曼向一旁让开。其中一个在押人是理查德·亨德森，那个想要审判的毒贩。他走进来，面色迷蒙，无精打采。他一气儿走到牢房中央，停在那里，向前直视。足有3分钟，既不挪步，也不旁视。然后，他两步走到长椅边，坐下，将双手放在膝间，在那里搓着双手。

5个小时后，施威特泽尔法官就要结束这一天的案件了。旁听者都离开了，只剩下法庭工作人员。每个人都疲惫不堪。为了加快进度，施威特泽尔告诉狱警把今天没有处理完的看守所里的人都带到法庭门外，等待叫他们的名字。出现了5个人，他们的案子都已被延期，现在只不过是清点一下，以确保没有遗漏。

最后一个是亨德森。一名狱警架着他的胳膊走了进来，一个人说：“这是亨德森，他被延期了。”

狱警刚往法庭里跨了几步，听到这句话后，迅速让亨德森回转身，带他走向门外。亨德森迅速经过法庭时，留下了像是挥鞭甩出的弧型。他以狱警为轴环望一周时，死寂、麻木、僵尸般的眼神，其中有着某种东西触动了在场的每个人，看来非常怪诞，又陌生，又可怜，每个人都禁不住苦笑了一下。

提示与问题

1.厄德曼说：“我们需要更多的法院、更多的地区检察官，更多的法律援助和更多的法官……”又说：“就只关注如何清理案件日程表，就只关注如何让这帮坏蛋尽快入狱，并在里面待得更长。……这许多年里，他们从未问过如何让被告得到更多的正义。”如果正义不仅是一种“清理案件日程表”的行动，提供更多的法院之类的东西，如何会导致更多的正义？

2.你觉得如果厄德曼相信被告没有得到正义，就阻挠地区检察官和法官，直至司法体系瘫痪，这样做是否合乎正义？

3.为什么法官和律师很在乎让被告在法庭上公开陈明自己服罪？

4.辩诉交易的主要目的是什么？是恢复原状、威慑、报应或者其他？

5.那些对监狱制度丧失信心的法官或律师，允许被告通过辩诉交易离开监狱，这样做适当吗？狱中的境况影响量刑的过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