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伊·格鲁特曼 比尔·托马斯

对某些人……律师是每日的必需品；而对另一些人，需要律师就像需要一次大手术一样，是巨大的恐怖。当委托人雇请了一位律师，他们通常就觉得万事大吉了，但是……律师不仅必须为案件做好准备，而且还要使他们鼓足勇气打持久战。

为了获知我将与怎样的人合作，我给自己的所有新客户一个简单的精神压力测试。首先，我让他们尽可能告诉我所有关于他们自己及其案件的事情；然后，利用这些信息，劈头盖脸地侮辱、讽刺他们。一些人垮了，回家了，再也没回来；只有严肃认真善于论争的人留了下来。

审判是两个律师之间的较量，看谁的神经更坚强，谁的当事人更有必胜的信念。人们相互控诉是为了施加痛苦，这是自然而然的。在某种程度上，审判意味着报复。然而，对不断增加的当事人而言，诉讼不仅是一种复仇形式，它们已经成为发财致富的门路……

几个世纪前，正义是由我们自己去实现的。如果有人伤害你，你就伤害他。没有律师，没有法官，没有陪审团，一般说来，结果是迅速的、终局性的。对公正的急不可待，还刺激着人们在法庭上打出个结果来，只是今天人们要用较长的时间才能看到结果。

迁延的原因之一在于法律过程本身的性质，在美国，任何人都可能为任何有效的理由而起诉你；另一个原因是利害攸关的经济回报。法庭的一个主要职能就是通过重新分配财富将善与恶区分开来。如果一个人伤害了别人，并且被裁定应当承担责任，那么他必须赔偿。如果一家公司的产品损害了某人，而且该公司有过错，那么它也必须赔偿。几乎每个去法院打官司的人……都期望带着钱走出法院的大门。

这是因为，一次诉讼就是法律经济中的一项投资。将某人诉至法院，并不是一种简单的敌对行为，它是律师及其委托人的一次复杂的资本冒险。只要浏览一下各大报纸，就不难发现打官司是多么有利可图。如果没有官司可打，律师除了写写遗嘱和搞搞不动产交易，就无所事事了。人们惧怕起诉和被诉的威胁，而只要有惧怕，律师们就会为它寻找更快更好的回报。

寻找得最起劲儿的，要属疏忽过失案律师（negligence lawyer）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们为寻找客户，恨不得把大街小巷都用梳子梳一遍……

律师追着救护车到医院并等在急救室外，这情景成为民间法律文学的一部分。显然，任何自尊的救护车尾随者都不愿被人看到时至今日他们还在以这种方式兜揽生意。一些律师付钱给警察和医务人员，让这些人在事故现场为自己分发名片；另一些律师雇用“托儿”，让这些人去医院巡视，寻找官司有的可打的患者。“托儿”们利用报上登载的六七位数字的损害赔偿的故事，诱使患者签署委托书，从而获得酬金。这种做法在大多数州是违法的，但每年仍然有几百万这样的生意可做。

撇开方法不论，专打疏忽过失和人身伤害官司的律师，为他们的委托人提供了一种变不幸为金钱的法门。像中世纪号称点铁成金的炼金术士一样，他们兜售的是暴富的许诺。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所提供的服务，界定了每一律师与当事人关系的主要经济因素。

此外，还有一条心理纽带将律师及其所代表的人联结起来。每天都有人受伤害、被欺侮，世上其他人可能对他们折断的骨头和破碎的心灵漠不关心，而律师则不仅倾听他们的悲怨，还使他们成为关注的焦点……

绝大多数人聘请律师和聘请医生的理由是一样的，都是为了修复他们生活中某些受损害的部分。但在法庭上，损害在陪审团的眼中，因而胜诉总是有赖于一名律师如何动听地描述当事人的故事，而无论这个故事多么不可思议。

曼内·凯茨（Manny Katz）是我所熟悉的纽约一位人身损害赔偿律师，他说自己相信“现实的痛苦”。问题在于，怎样将这一相信传达给陪审团。痛苦，除了亲身体验者外，是抽象的。为了说服法庭相信他的当事人所遭受的苦难理所当然应该得到赔偿，一位律师不得不将它变成真实，要生动地描述一幅煎熬与悲伤的图景，生动得使陪审团无法拒绝赔偿的请求……

某些律师在法庭上连哭带嚎地传达他们的信息，另一些律师则带来成群结队的专家证人。曼内·凯茨的招数是制作了名叫《某某生命中的一天》的写实录影带。这部特别易获战果的作品表现了他的当事人，一位领福利救济的母亲，在有代表性的一天里照料一个严重痴呆的婴儿的情景，而与此同时，她的健康的孩子们正在背景里欢蹦乱跳。她正在控告孩子出生的医院，诉称医生们在她分娩时使孩子发生了窒息。这是一起复杂的案件，索要几百万。6位医师出庭作证，但陪审团需要看的唯一证据就是这部影片。影片播完后，陪审团的绝大多数已经泪流满面了。

陪审团特别易受悲惨电影的影响，毫无疑问，影像能够最有效地传达信息。然而，在法律职业群体中仍然残留了一些有语言纯正癖的人，他们依靠口头的表达来达到目的。

让没有偏见的陪审团对一个真正需要帮助的人置之不理是不容易的，但是，对某人寄予同情与给他50万美元是有区别的。为此，律师要把一个悲伤的故事讲得如此具有感染力，以至于唯一的同情反应是现金。拥有这一技巧的大师之一是曼哈顿的律师莫·列万（“MO” Levine），他从未遇到他不喜欢的被害人。

在描述失去的收入时，列万的声音会深情地哽咽。他能让汽车挡泥板的损坏听起来像是世界的末日。在一个特殊的案件里，他代表一个在事故中被锯掉双臂的男人。被告在早上进行了法庭辩论后的总结陈词，下午轮到坚信想象的力量的列万了。

“女士们，先生们，”他向陪审团发言了，“我刚刚和我的当事人一起用过午餐。”然后，他一字一顿地说：“他……像……狗……一……样……吃。”

句号。这就是他全部的总结。陪审团目瞪口呆地静坐在那里，想象着那顿午餐的情景。在评议了不到半小时后，给了列万的当事人所有想要的东西。

列万如此优秀，以至于可以靠出卖他在法庭上最后陈词的录影带来赚外快。他每次陈词后都有人涕泪满衣。一些律师买回这些录影带，逐字背诵他的话语。然而，没人能复制莫·列万全能的悲剧感……

坠机、火灾和建筑物倒塌就是为那些懂得如何创造一个案件的律师们准备的。贿赂医生夸大伤情是抬高赔偿金数额要求的通行做法。一些律师为了赚钱甚至公然蔑视医学。1986年，位于波多黎各的一家度假旅馆起火烧毁后，灾难大师梅尔文·贝雷（Melvin Belli）被罚5千美元，因为他代表一个死去的男人提起诉讼，诉称原告之妻在火中受伤，未能“履行她作为配偶的义务”，并引证了由于这女人丢掉工资而使家庭收入遭受的损失。一位稳重的法官确认，这个男人不可能授权贝雷起诉，因为在本案开始时他已经死去12年了。

可悲的是，这些鬼把戏到处都在上演。当律师费以律师为当事人打回多少钱为依据时，这些鬼把戏尤为猖獗。这不是指那个没有必然而重要收益的诉讼绩效收费制度，如果没有这一制度，穷人在法庭上何以得见天日？……

富有的当事人，无论他们多么不受欢迎，总能找到优秀的律师。原油泄漏、化学污染、飞机失事，对于大企业而言，可能意味着坏消息，但对出类拔萃的律师事务所来说，则意味着唾手可得的金钱。绝大多数的律师事务所乐于代表任何付得起费用的人，它们对此没有任何道义上的顾虑。

“叫我，我就是一部出租车，”西蒙·里福坎德（Simon Rifkind）这样说。他是令人敬佩的纽约保罗威斯（Paul， Weiss）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之一，也是美国最出色的争讼者之一。不过，任何出租车都不免费载客，而优秀的律师也很少不图回报。即使在有关慈善机构的案件中，当事人的选择也可以是一种商业决定。律师们喜欢恭维这样的想法：任何个人、公司或外国都不应被剥夺聘请律师的权利。然而，从布帕（Bhopal）到贝德福德—斯图文森特（Bedford—Stuyvesant），他们拼得最起劲儿的，都是那些将他们引向银行的案件。

一位依靠诉讼绩效收费过活的疏忽过失案律师，就像一位只有打胜了才能取得报酬的拳击手。“在我们的职业中，你不需要‘常春藤联盟’（Ivy League）的职业教育，”一位新泽西州的律师说。业内人士都为他的胜绩而自豪。“大学优秀学生ΦΒΚ联谊会（Phi Beta Kappa）永远无法赢得陪审团，”他补充说，“为此，你不得不用街头智慧。”……

所有的律师基本上都是自信的人，有些人为此受益，更多的人为此受苦。他们贩卖的是这样一种信任：只要付一定的费用，他们就能解决当事人的问题，并且将现钞放到当事人的口袋里。在多数情况下，问题解决得并不尽如人意，金钱经常向相反方向跑去。但是，认识到这一点并不能阻止某些人一出了问题就去请一位律师。

我们生活在一个并不完美的世界里，而律师属于这个世界的一部分。然而，一个并不完美的社会却充满了经济机会，一旦得到正确的法律建议，一个人就会改换门庭。

纽约斯卡登律师事务所（Skadden， Arps）的乔·弗洛姆（Joseph Flom）可能是美国律师中酬金最高的。这位受过哈佛教育的兼并专家永远不会疲于奔命，不过他每年因公司倾轧而净赚三五百万美元。

一代人以前，美国企业界比现在要和平得多。银行家和总经理以及他们的律师在乡村俱乐部里像在他们的总部一样谈成许多生意。竞争遵循着符合运动精神的一套规则进行，而充满敌意的接管——购买别人不想出卖的企业——是被严格禁止的越界行为。

斯卡登律师事务所改变了这一切。在弗洛姆领导下，接管兼并成了公司通常的战略——他的事务所的所有装备，就是为了能够随心所欲发起这种攻击。

将祖父般慈祥的弗洛姆和血腥的代理战作为隐含的威吓，斯卡登律师事务所将人们对于不友好的买断的恐惧转化为一台私人印钞机。如果一名律师为你工作，他就不可能再帮别人搞掉你的企业。这是一种利益的冲突。因此，还是安全为妙，据说各公司每年付给斯卡登律师事务所两千万美元预聘费，以避免与弗洛姆对簿公堂。请注意，这只是斯卡登律师事务所收取的预聘费，一旦真正开始法律工作，收费就会直线攀升。

通常，律师事务所按照兼并总值的1%收取费用，斯卡登和阿普斯的收费要高得多，但对企业来说无所谓。不难看出为什么，它的客户中包括臭名昭著的公司袭击者詹姆斯·戈登斯密（Sir James Goldsmith）和卡尔·伊克恩（Carl Icahn），他们在弗洛姆的帮助下成功兼并了环球航空公司（Trans World Airlines），这件事启发了电影《华尔街》的拍摄，也足以鼓励大多数公司签约付钱。

各家公司生活在对弗洛姆的恐惧之中，甚至那些雇用他的客户也不喜欢谈论这种恐惧。在今天的公司界，弗洛姆就是蛮荒西部枪手的现代翻版。当他骑马进入小镇时，每个生意人都希望成为他的朋友，因为其他任何选择都意味着自杀。

“兼并保险”就是斯卡登律师事务所的保护服务之一。如果一场公司大战进入法院，律师事务所就是一支敢死队。一个友善而儒雅的世界是不需要来自斯卡登事务所的律师的。他们对底线的本能是传奇式的，他们对收费的本能也是传奇式的。收费的构成是为了一并反映他们花在案件上的时间和他们的表现，客户的利益越大，斯卡登的律师们提取的也就越多。

像疏忽过失案律师一样，兼并专家们都是些卑鄙无耻而又胆大妄为的家伙。一些帮他们做事的投资银行家说：“看这些事情的完成过程，就像看一群醉醺醺的司机在除夕之夜冲上高速公路一样。”他们的伎俩之一是焦土政策，运用无休止的文件和数据来耗尽对方的资源。办理兼并事宜的律师都是精于此道的专家，他们在专司兼并的律师事务所被委派的活计，就是制造信件，将对方埋葬在纸堆里。案件中的法律问题已退居次要地位，重要的是用越来越多的信息来轰炸被锁定为攻击目标的公司，直到这家公司最终投降为止。

防御战略被称为“驱鲨剂战略”，它需要更加机智灵活。手段之一是所谓“南茜·里根防御术”，各公司对于买断人的出价“只说不”。另一种更加精妙的措施叫做“洋葱防御术”，是为南加利福尼亚石油公司（Unocal）设计的，当时，该公司成为兼并大王布恩·皮肯斯（T.Boone Pickens）垂涎的目标。纽约的萨利文和克伦威尔律师事务所（Sullivan & Cromwell）设计的这套洋葱防御术需要制造一系列处于“南加利福尼亚石油公司”和现在的“加利福尼亚联合石油公司”（Union Oil of California）之间的控股公司。依该战略计划，如果皮肯斯成功买下“南加利福尼亚石油公司”，他只是取得了一个徒有其名的企业，每次他把目标对准一个控股公司，另一家又冒了出来。像剥洋葱一样，皮肯斯需要穷年累月地寻找真正的“南加利福尼亚石油公司”。

当公司债台高筑时回购其股份，从而与皮肯斯和解时，“南加利福尼亚石油公司”主席弗雷德·哈特利（Fred Hartley）以胜利者的姿态描述这场漫长的战斗及其结局：“疯狗咬人，人也回咬疯狗。最终，人以其优势的智力，咬败了疯狗。”不过，这一次疯狗声称带走了几百万美元。

避免被兼并的另一种技巧具有更多的残忍而不是聪慧。一次，约瑟夫·弗洛姆所代表的一家公司削减了2万7千个工作职位，以避免一次不友好的买断。他后来解释说，这一决定是为了“公司的最大利益”。

弗洛姆在业余时间可算是个慈善家，他在最近的一次凯旋之后，为自己及其客户的谋财之道做了这样的辩护：“这就是资本主义，我认为利润就是一切。”

可是，律师并不能为经济增值，他们只增加了消耗。在企业兼并过程中所耗费的金钱是令人瞠目结舌的。当一家律师事务所1个月可赚1500万时——这在兼并案中不足为奇——像成本与劳动这样的现实便失去了所有的通常含义。

一位兼并专家说：“我记得有一次花了几个月时间进行一次10亿美元的兼并收购，我们谈论七位数的收入，好像在咀嚼钞票。一天晚间，我的妻子抱怨每样东西都那么贵，当她说到金枪鱼罐头涨到5元一个时，我对她说，涨到百万元时再告诉我吧。你累不累啊？”

依照乔·弗洛姆最大的客户之一卡尔·伊克恩的说法：“兼并风潮治愈了损害美国生产率的病疾：臃肿而无能的管理。”从另一角度看，兼并狂们像贪欲无度的疏忽过失案律师一样，只不过是不同疾病的症状。在提高公司效率的烟幕下，收购成为从事具体操作的投资银行家和律师重新分配资产的一种方式。1988年，奈贝斯库（RJR Nabisco）有240亿美元的兼并数字，产生了总计超过10亿美元的“专业服务费”，其中大约2/3跑到银行家的口袋里，其余1/3进了律师的腰包。那么，生产率又怎样了呢？

这是一个“掮客的年代”，以前从未有如此之多的人劳动越来越少，赚钱却越来越多。券商和专攻兼并的律师是相反意义上的企业家，他们买下公司是为了拆解它们，出卖它们的碎片。像伊克恩所称，如果说生产率因管理不善而受到损害，那是因为收购和赚钱本身已经变得比生产商品更加重要。(www.daowen.com)

在一种你死我活的敌对环境中，律师们是生意兴隆的。作为一种惯例，对阵的双方越是不友好，他们的搏斗时间就越长，因为对律师来说时间就是金钱，延长的冲突可以成为滚滚财源。快速出击的收购兼并而又获利颇丰，肯定会上《华尔街日报》的头条新闻。不过，拖拖拉拉的法律战事才是律师的真爱。

将伊克恩这类客户吸引到斯卡登这类事务所来的掠夺心理，与律师们所赖以制造生意的心理是同一个东西。对付乔·弗洛姆的唯一方法就是雇用他，同样，防备别人律师的最好办法就是聘用自己的律师。

无论案件所涉及的是人身伤害，还是涉及几百万美元的兼并，一名律师总是恐吓和施加损害的武器。养一名律师的最强动因是想到一旦没有律师将会在你身上发生什么事情，正是这种恐惧被律师用来恫吓他们的对手，并从他们的客户那里获取利益。

讼事的第一步，通常也是最后一步，是通知对方诉讼即将开始。一般是发出一封信，其主要目的是威吓收信人尽快投降。

最近，我代理西雅图一位被爱情撕碎了心的女士起诉她的妇科医生。这位医生刚刚终结了他们的一段风流，留给她的只是可恶的疱疹。通常情况下，主张这种赔偿的妇女很难在法庭上举证，但是，在他们分手之前，她将自己与这位医生的一次交谈录了音，医生在谈话中不仅承认自己将疱疹传染给她，还承认与其他女性患者有过韵事。

妇科医生无路可走了。他不得不承认，只有迅速而悄悄地解决此事才是他最好的出路。下面是我发给他的信（当然，真名都被隐去）：

［首先是坏消息］

亲爱的琼斯大夫：

我们作为简·史密斯的律师，已经取得她的授权，在必要的时候，迅速对您提起法律诉讼，以挽回您给她造成的损害。

［其次是两难选择］

为了以最清楚的方式向您陈明史密斯女士的创痛，随信寄去一份草拟的起诉书，一旦您不能尽快给予此事以应有的重视，这份起诉书将于两周之内对您不利。

［然后是解决的途径］

我们邀请您和您的律师在下周彼此方便的时候，尽早与我方讨论庭外和解的可能性。

［又是两难选择］

我们对起诉书中的主张进行了充分的调查，我们还完全知道它们涉及您所不愿公之于众的高度敏感的材料，这些材料可能导致对您的严重损害。

［然后是一个警告］

此事不可置之不理。我们已经掌握了无可争辩的证据，可以排除任何合理怀疑地证明起诉书里的主张都是事实，真实的事实。

我们所指的证据部分出自您的自白和自认。我们还有证据表明，我的当事人由于您而受到的痛苦，并不是孤立的事件。

［最后是握手和最后通牒］

我们代表史密斯女士准备与您一起以合作的精神解决此事。如果您肯为此赏光会晤，我们将进行理性的处理，但如果您一意孤行，那么您只能为可能出现的不快后果而责备自己，这一后果对我们而言，似乎是不可避免的。

相信您或您的律师将在下周回复我们。

您忠实的朋友

为了保护自己及其声誉，这位大夫别无选择，只有与我的当事人和解。尽管如此，有时候风水轮流转，这一次轮到律师需要保护了。律师与当事人的协议类似于军事同盟，其目标是打败敌人或者至少是将敌人赶回自己的领土。对于某些当事人而言，胜利永远是不够的。他们想要消灭对方，其结果通常是将怒气发泄在律师身上，并且拒绝付费。

一次，我为佛罗里达州一位房地产商做代理，他坚决要报复他以前的生意伙伴，以至于他聘请了5家律师事务所进行追剿。他的计划是将冤家对头逼疯，由于太多的律师相互猜忌，这个想法不久便适得其反。经过了几年，也经过了几家律师事务所之后，这位地产执行人仍然执迷于毁掉他的前任合伙人，不过，发疯的仅仅是那些尚未收到报酬的律师。

需要律师的人们，或者愤怒，或者恐惧。那些恐惧的人可以通过发怒来战胜恐惧，而那些发泄愤怒的人只能把事情搞得更糟。

遇有法律难题时，那些视找律师为“不得已之恶”的当事人，在问题解决后，经常发现他们没有理由支付律师费。事实上，他们一点儿都不感恩戴德。我们都以为律师是通过赢得论战和征服对手而获得报酬的，实际上，他们得到报酬是因为当事人觉得满意，而在某些案件里，这是永远不可能的……

在每一法律案件中，有两点是至关重要的：利润和原则。所有当事人各得其所的时候，这套体制运转得到最好，但这不是偶然发生的。在律师坐下来杀价之前，他们总是将“要点”与底线加以区别。律师与当事人真正采取行动之前所做的同一件事，就是商定谁得到什么利益。这样便减少了误解的可能性，因为原则有时会因金钱而妥协，而金钱又通常少于每个人的预期。

律师与当事人的成功关系，所要求的不是相互喜欢，而是相互信任。我曾有过不讲一句实话的当事人：与男人乱搞的女人，却声称受到了性骚扰；商人窃取了别人的金钱，却反咬一口；令我终生难忘的一件事是，一个被开释的谋杀者，竟然要求我对指控他犯杀人罪的地区检察官和对他不太友好的报纸提起诽谤之诉。这个家伙认为，他犯了罪——他毫不掩饰地承认——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审判给他带来不便，他决心让每个与此有关的人付出代价。当然，我拒绝帮助他。

对当事人来说，律师做得永远不够。如果他输了官司，那永远是律师的错；如果他赢了官司，律师本应从对方得到更多。唯一可以预见的事情是，在法律上不得志的人，总是将最大的不满和沮丧发泄在律师身上。

来到律师面前的当事人所怀揣的抱怨，有些是合乎情理的，有些是被夸张的，有些则完全是凭空臆造出来的。有些人确实需要帮助，而有些人之所谓需要帮助，则是一种慢性病的表现。这后一种人花钱购买律师的法律建议并没找对人，他们真正需要的是心理治疗。

几年前，我的一位当事人认为自己被来自火星的间谍跟踪了。他的臆想是可笑的，不过对他而言，却是非常真实的。他把可恶的上司、以前的配偶或者公司兼并者都当成火星间谍。这种家伙正是可以让律师大赚一笔的偏执狂。对大多数人而言，律师才是所谓火星间谍——侵入人们生活的来自另一行星的神秘动物。打败他们的唯一法门是加入他们。这个寻求帮助的家伙真是找对了地方。

他在我的办公室坐定后，我拿起电话，装模作样地给联邦调查局打电话。

“埃德加吗？我是罗伊·格鲁特曼……我很好，你怎么样？……好极了。听着，埃德加，我这里有个人被火星间谍盯上了。对，火星来的。你能不能……能吗？……12个特工？……我肯定他愿意。万分感谢。好，我告诉他……你也保重，埃德加，工作顺利。”

这是早已死去的联邦调查局长。我安慰这家伙说，局长答应立刻把所有的事情搞定。

几个星期后，他特地来向我道谢，显然是为上次来访的结果而高兴。“火星来的那些间谍还在跟踪我，”他说，“但我高兴地看到，联邦调查局的特工也在跟踪他们。”

这次服务是免费的，但我办的案子从来没有过如此令人满意的结局。

提示与问题

1.你怎样认为法律是个大赌场的比喻？谁是赌博者——当事人、律师，或者他们都是？他们玩儿的是哪种游戏——二十一点、扑克、老虎机？老虎机或者抽彩赌博是从众多参赌人那里每人取一点儿，积聚起来再返还给一小部分人——当然，要减去抽头。在二十一点、色子和轮盘赌中，参赌人是与设赌人赌博，当然，胜算大大倾向于设赌人。扑克牌的玩家是相互赌博，设赌人要从每个玩家身上收取服务费。法律案件所具有的哪些特点相似于这些赌场游戏？比如，你如何将人身伤害、索要保险金、离婚、刑事案件或者拆解大公司的反托拉斯案归类？

2.无疑，关于个案，写得最出色的一本书是乔纳森·哈尔（Jonathan Harr）的《一起民事诉讼案》（A Civil Action）。作者讲述的故事是马萨诸塞州沃本镇的几户居民控告两家大公司的一起环境污染诉讼。这几个家庭中的一些孩子和其他成员先后死于由该镇地下水引起的癌症。简·舒里克曼（Jan Schlichtmann），一家小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他被几家居民的悲惨命运深深打动，答应以诉讼绩效收费方式（以胜诉后的判决所得的一部分作为报酬，如果败诉则分文不取）代理此案。诉讼开始于1966年，终结于1990年。最后，舒里克曼和他的两个合伙人不得不花费480万美元，来获取原告方所需的科学和医学证据。被告花了700万律师费与和解费。最后，每个原告家庭取得了不到50万美元，舒里克曼最终破产了。清理环境的费用估计有6900万美元。这是一种什么赌博？

3.那些想进一步了解乔·弗洛姆及斯卡登律师事务所的人应该读一读林肯·卡普兰（Lincoln Caplan）写的《斯卡登：权力、金钱与法律帝国的勃兴》（Skadden： Power， Money， and the Rise of a Legal Empire） 一书（New York： Farrar， Straus， Giroux， 1993）。如果想知道一个庞大的律师事务所（格鲁特曼也有一份）垮掉的故事，则可阅读史蒂文·卡布（Steven J.Kumble）与凯文·拉哈特（Kevin J.Lahart）合著的《不当的行为：芬利卡布的兴衰》（Conduct Unbecoming： The Rise and Ruin of Finley， Kumble）一书（New York： Carroll & Graf， 1990）。

格鲁特曼笔下的律师和他们的当事人都主要是为了钱而进行法律实务的。托克维尔的“法律贵族”和有道德原则的“勇敢的辩护律师”都靠边儿站了，这在某种程度上是真实的。法律机制是三权分立政府的一个组成部分，另外两个是立法和行政分支，但除了法官和政府律师，法律机制中的绝大多数人都不过是在做生意。下文的作者认为，法律的高昂代价背后，有更高昂的社会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