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不再因其与实践相关联的暴力而承担公开的责任。如果它也体罚，它也杀戮，这不是对它力量的颂扬，而只是不得不予以容忍的一个因素，一个难以解说的因素。^[1]

——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1979年

惩罚是法律实施的核心问题，因为正如本篇引言所论，法律有赖于强制。法律不禁止强制，但又企图将自己组织成一种政府垄断。在这样的体系中，官方的强制是唯一合法的强制。事实上，“暴力”一词典型情况下只适用于非官方使用的强制，从而有别于官方的强制。本章的阅读材料都是将法律视为社会所组织的强制。

罗伯特·考沃（Robert Cover）检视了法律体系是如何将有关“公理”的决定与执行这些决定的“强权”行为区别开来的。他主张，暴力是法律强制内在固有的，而无论这种强制是否正当。他的文章指出了一系列的问题，这些问题是关于法律体系如何为官方的暴力建立正当性的。(www.daowen.com)

克拉伦斯·达罗（Clarence Darrow）探讨了法律实施的经济基础。他认为，美国法律中的“公理”与“强权”是被组织起来保护财产及其所有者的。他的文章指出了对法律进行政治、经济分析的重要性。

斯坦利·戴蒙德（Stanley Diamond）运用许多案例从历史人类学角度对法律进行了分析。他比较了作为社会规则模式的“法律”与“习惯”，就广泛的时间、地点和情境中的社会组织提出了问题。

这些文章带我们深入到法律实施的世界中——从通常的管理到总体结构以至历史时代。这些阅读资料所提出的问题都与全部的法律实施有关：“公理”与“强权”的关系怎样？法律与社会的关系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