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尔·卢埃林亚当森·霍贝尔

当“走兔”提出部落放逐和重新接受“刺猎”的难题时

一次，当所有夏安部落聚会时，“刺猎”独自一人去猎杀野牛了。他对人们说：“我要一个人去打猎。”他在暗示，禁止单独狩猎的规则对他不适用，因为他正在宣布自己脱离部落——成为一个自主的人。

所有的战士首领与部落酋长在一间大棚屋中开会，讨论怎样处理这件事，因为以前从未发生过。他们决定：任何人都不许以任何方式帮助“刺猎”，任何人都不许给他烟抽，任何人都不能和他说话。他们将他与部落隔离。酋长们宣布，如果有人以任何方式帮助他，那个人就必须奉献“太阳舞”。

当部落迁移的时候，“刺猎”跟随着，但人们不认他。他被弃置不顾，这使他很伤心，因此骑着一匹马（他有许多马）到山上去表达哀痛。

他的妹夫是一位首领，很可怜他的哀痛和孤苦，最后对妻子说：“我为你可怜的哥哥难过，我现在要为他做些什么。用我们所有的口条做成丰盛的菜肴吧！”

然后，他邀请各位首领到他的棚屋，并派人将妻兄召来。几年已经过去了，可不是几个月。

当众首领聚齐之后，妹夫开言道：“几年前，你们通过一条规定，任何人都不许帮助这个人。谁要是帮了他，就必须奉献‘太阳舞’。现在是可怜他的时候了，我要奉献‘太阳舞’，让他回到我们中间。我恳求你们让他返回部落，因为他受的苦已经够长了。这个‘太阳舞’将是规模很大的。我宣布，每位首领和所有战士都必须参加。现在你们说，是让我的妻兄在饭前抽烟，还是在饭后抽烟？”

首领们一致地回答：“Ha-ho（谢谢）！我们很高兴你把这个人带回来。尽管如此，还是要让他记住，他将受到战士们为部落制定的规则的约束，他不可以说自己不属于他们。他脱离部落已经很久了，如果他记住这些，就可以回到我们中间。”

然后，他们问“刺猎”是饭前还是饭后抽烟，他毫不迟疑地回答：“饭前。”因为他太渴望烟草了，以至于弄裂了烟杆儿，吸吮里面的烟垢。

棚屋不是很大，容不下来此议事的所有首领，所以他们敞开门，那些进不来的人就在外面坐成一圈。这时，他们装了一大袋烟，点燃之后递给“刺猎”。由于很久没有吸烟了，他咽下一大口烟后，竟然昏了过去。当他倒在地上时，烟从他的肛门冒了出来，他肚子里太空了。首领们静静等待他苏醒过来，然后将烟依次传递给坐成一圈的所有人。

每个人都抽过烟后，“刺猎”说道：“从现在起，我将追随部落。人们说的每件事，我都严格遵守。我的妹夫做了件伟大的事，他宁可在‘太阳舞’中受罚，也要把我带回来。他不会自己受苦的，我也将加入进来。”

过了一会儿，“太阳舞”准备好了。一名战士开始发愁了，因为他身上长了一个难看的肿瘤，他不想让人看到。他是个英俊的小伙子，名叫“黑马”。“黑马”来到首领们面前，请求他们允许他在太阳舞进行过程中独自一人到山上去献祭。

“我们没什么好说的，”他们告诉他，“到发誓人那里去，这是他的‘太阳舞’。”

“黑马”来到“刺猎”的妹夫那里，这位妹夫是他的妻兄。“舅哥，”黑马请求道，“我不想进入棚屋，在你们举行仪式的时候，你能让我一个人去山上献祭吗？”

“不，”他遭到断然拒绝，“你知道我的规矩，所有的人都必须在这里。”

“好吧，舅哥，你看这样好不好，我在山上树一根木杆，把我自己吊起来，直到你们的舞蹈结束？”

他的妻兄这样回答道：“你为什么不向首领们提出来？他们现在全都在这里。我和他们商定，所有的人都必须留在棚屋里。我不想改变规则，我不能允许你出去。”

“黑马”答道：“你没有以我的方式立规矩，现在我要立一条规矩给每个人：这里的每个人都必须像我一样从杆子上悬挂下来。”

妻兄反驳说：“不，开会的时候没有提到这一点。如果你想从杆子上悬挂下来，那随你的便，但其他人没必要这么做，除非他们希望这样做。”

当他们奉献“太阳舞”时，每个人都很愉快。“黑马”是唯一悬挂在杆子上的人。棚屋里人太多，没有足够的地方跳舞，一些人只好在棚屋里坐成一圈。尽管没有跳舞，他们也饿了4天。这个舞蹈发生在怀俄明州的谢里丹(Sheridan)，在卡斯特(Custer)之前7年。那时我只有1岁，不过我所讲的一切都是“麋河”及其他人告诉我的。我们称这里为“首领们挨饿的地方。”“呀呀哭喊”因谋杀“鹰酋长”而遭放逐

“呀呀哭喊”因酒后口角杀死了“鹰酋长”，已经被迫离开部落3年了。首领们因这次谋杀而命令他离去，因此我们在那段时间一直没有见到他。一天，他回来了，牵着一匹马，马背上是几捆陈年的烟草。他停在营地外，派人带着马和烟草去见首领们，为他捎个口信：“我请求回家。”

全体首领聚集起来开会，战士们也被召集过来，因为这是一件重要的事情。大家分配了烟草，首领派出信使邀请战士首领来部落的议事棚屋，因为酋长有话要对他们讲：“这是那个人送来的烟草，现在我要你们这些战士来决定，你们是否认为应当接受他的请求。如果你们决定应当让他回来，那么你们要做的就是让他的亲属确信不会有任何问题。”（“鹰酋长”的亲属曾告知每个人，他们一旦发现“呀呀哭喊”就会杀掉他。他们发誓说：“如果我们看见他，他就再也不能一走了之了。”）战士首领拿起烟草，来到外面集合自己的队伍。每一小集体的人都在各自的棚屋里进行讨论，但他们的仆人来往于他们之间报告讨论的动向。

最后，一个人说道：“我认为这样很好，我相信他的污点已经洗清，就让他回来吧！”这个意见被传开，并在战士中赢得了多数。随后，“鹰酋长”的父亲被邀请来，看他是否接受这一决定。“战士们，”他回答道，“我听你们的，让他回来吧！但是，如果他回来，我永远不想听到他和人争吵。如果他那样做了，我们会一起对付他。至于这些烟草，我不会要他的任何东西，把你们分给我的那一份给别人吧。”

“呀呀哭喊”一向是个吝啬的人，每个人都不喜欢他，但他是个勇猛杀敌的战士。不过，他返回营地以后，一直对人们非常友善。当“走兔”提出难题的时候

一个准备战斗的队伍正在组建。“走兔”来到首领面前提出一个问题：“你真的宣布我们必须步行吗？如果是这样，我希望能够牵一匹马，驮运我的鹿皮鞋和其他可能的物品。”首领回答他说：“我的命令是有理由的，我不用马是为了便于隐蔽我们的行动。不过，你可以牵一匹马。”这样，“走兔”询问了第一晚和第二晚的露营地点，因为他要晚些出发，再追赶队伍。

“走兔”的情人最近嫁给了别人。她告诉自己以前的追求者：“我丈夫不是我原想的那种人。”因此，“走兔”带她加入战斗队伍。（夏安人有句成语描述单身汉娶一位已婚妇女：“穿上旧的鹿皮鞋”。）由此我们知道，他要用马驮运的“鹿皮鞋”是一个女人。

当这个女人出现在军营中，战士们躁动起来。队伍进入山间后停了下来。首领打开烟斗，在离开营地前，他的烟斗一直是满的，但必须等到发现敌人或者知道敌人的踪迹时，才能吸这些烟斗。首领开言道：“携妇人同行不是什么稀罕事儿，但这个人拐走了别人的老婆，这将会发生什么情形呢？”这就是他们要讨论的问题。(www.daowen.com)

首领宣布：“这个人唯一能做的，就是返回去与那位丈夫把问题解决好，然后再追上我们。”

一个战士帮“走兔”说话，他提出建议：“我们为什么不能让他留下来？如果我们缴获一些马匹，可以交给她的丈夫。”这个建议被拒绝了。

最后的决定是，他必须回去。“如果你早告诉我们你这么需要她，我们也许会等你解决了这个问题后再出征，那样，我们就名正言顺地带上她了。如果你真想参加战斗，就一定能够追上我们，我们是步行的。”

然后是三、四位战士的发言，他们每个人都许诺“走兔”一匹马，交给那位丈夫；同时，每个人又拿出了一、两支箭。

与此同时，“走兔”的父亲已经与愤愤不平的丈夫商谈妥帖，既然他们夫妻不和，丈夫也乐于放弃她。“走兔”返回后，告诉父亲战士们的承诺，父亲说：“这样也好，事情已经解决了。那些战士回来后，可以将东西交给女孩儿的父母。你回去追赶队伍吧。”但是，“走兔”更想留在家中。

“走兔”没有外出，他的近亲们搭建了一个大的圆锥形帐篷。当他们听说归来的队伍已经接近时，一切已经准备就绪。

战士们冲这边儿过来，吵嚷着；他们夺取了许多马匹。反政变的首批人员冲在前列。“走兔”的父亲有权出面讲话；他是一个公告宣读人。“不要回家！不要回你们的棚屋！到你们的朋友‘走兔’的棚屋来！”

当他们全都进入这间棚屋后，老人进来告诉他们发生了什么事。“我的儿子回来之前，我已经妥善解决了纠纷。你们送来箭并且许诺了马匹。我把姑娘留在这里，等待你们归来。我将送她回她父母身边，还要带去许多礼物。我期待看到的，正是你们将要做的。”

首领代替部下回答说：“是的，我们将帮助你，我们曾许诺帮助你的儿子。你送她回家的时候，我们会送礼物给她。”那些许诺了马匹的人到外面把马牵了过来，其他的人也给了她夺取的马匹。

伴她回家的礼品，实际是结婚的聘礼，她的亲属们将聘礼全部收下。他们筹集并回赠了礼物。战斗的队伍又被召集起来，将回赠品分给他们。这是一件大事，一个妇人骑在当天得来的敌人的马匹上被送回家，这还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提示与问题

1.在这些事例中，什么是法律？谁是制定者？

2.部落权威的运用与夏安人的公众情感之间的关系怎样？

3.先例制度在这里起作用吗？

4.这些事例中，什么价值观危若累卵？

5.不断变动的地位或利益是如何被描述、认可和保障的？

6.街上普通人的“夏安对等物”，对纠纷的处理方式或者达成的结果有什么可抱怨的吗？

卢埃林得出结论：夏安人在他们的个人信仰与部落权威的运用之间找到了一种和谐，但是，许多现代的美国人可能时常感觉自己与凌驾于他们之上的制度缺乏一致。今天，“制度”和“法律”就在“那里”——有潜在威胁的、遥远冷漠的存在物。虽然林肯惬意地说政府是“民有、民治、民享的”，但今天的美国人可能认为——有时具备绝佳的理由——政府是为某个人所有、所治、所享的。不过，像卡夫卡笔下的平民一样，他们还倾向于将纷乱归咎于“个人问题”而不是制度结构的失败。如果不是这样思考和行动，他们就会采取自己不愿采取的政治立场。这样的立场之一就是无政府主义，公开赞同这种主义的人千不足一。

但是，什么是无政府主义？对绝大多数人而言，它仅仅代表混乱，或者在破坏秩序——宁愿使用暴力——的过程中寻找一种特殊的乐趣。那些轻易否定无政府主义的人，没有意识到它自古以来深厚的学术根基，也没有意识到无政府主义者是尊重秩序的——如果秩序是以正确方式产生和维护，即，如果秩序是民有、民治、民享的话。不仅如此，无政府主义者中有许多和平主义者。

另一种对无政府主义的误解，缘于将其与马克思主义相混淆，这种混淆忽视了无政府主义者与马克思主义者持续了一百多年的相互反感。1917年俄国革命后，布尔什维克的首要任务之一就是肃清无政府主义者的革命！

迈克尔·巴枯宁(Michael Bakunin)，一位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是这样评说卡尔·马克思的——一个他想喜欢而实在无法喜欢的人：

马克思和我在那些日子里（19世纪40年代）是非常友好的。我们经常见面，因为我非常敬仰他的科学和他对无产阶级事业的热忱和一丝不苟的奉献——当然也掺杂了一定的个人虚荣，并且，我如饥似渴地寻求他的教导和睿智的谈话。然而，我们之间没有亲密的关系。我们的禀性各异，他称我为温情脉脉的理想主义者——他是对的；而我认为他虚荣自负、背信弃义而又玩弄权术——我也是对的。^[4]

1846年，约瑟夫·蒲鲁东(Joseph Proudhon)在致马克思的一封信中阐明了马克思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之间的区别，这些区别最终导致了两者持续至今的分裂。如果说，无政府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在权力和财富的不当分配问题上是一致的，那么，他们的显著分歧在于，一旦他们成功地颠覆了这种不当的分配以后，下一步该做什么：

看在上帝分上，在摧毁了所有先验的教条主义之后，不要让我们反过来向人民灌输某种教义；不要让我们反过来沦为你们的同胞马丁·路德的反面……让我们持续开展一种善意忠诚的论辩；让我们给世界树立有学识、有远见的宽容的榜样，但不要让我们摆出一副新宗教的使徒的样子，即使这是一种逻辑的宗教、理性的宗教。让我们兼收并蓄，鼓励各种抗议，让我们唾弃各种专断和神秘主义；让我们永远不要将某个问题视为穷尽了真理，当我们已经使用了最后的论点，如果有必要，就让我们以雄辩和冷嘲重新开始。只有在这种条件下，我才加入你们的组织，否则，不。^[5]

对于无政府主义者来说，马克思主义是令人不快的。无政府主义者相信，不可能有什么未来的“蓝图”。如果竭力强加一幅“蓝图”，无论设计者认为自己多么具有远见卓识，都会复活那先前促成革命的独裁与暴政。如果马克思主义者主张一个无产阶级统治的国家，则无政府主义者就鼓吹根本不要国家。

正是在国家作用问题上的分歧，在两大左派哲学之间制造了鸿沟。无政府主义者比马克思主义者更积极地主张将权力赋予人民，尽管两种主义都赞同将权力从有权者转向无权者。马克思主义者期望权力回归国家，以巩固革命的成果；而无政府主义者则希望人民最大限度地直接行动。如果这听起来像是当前流行的政客的花言巧语，那是因为两大政党的政治家们频繁地发掘美国人厌恶政府的情绪。乞灵于类似无政府主义的口号，通常是可以迷惑人的，因为国防预算、国债和其他温和主义者的举措都不可避免地导致政府的加强而不是削弱。

在两种左派哲学里，法律秩序作为一般性的制度，都不受尊重。在它们看来，法律秩序是一种统治和支配的政体，而不是保护普通民众的资源。为了更清晰地阐明无政府主义思想的独特风貌，我们选取了现代最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彼得·克鲁泡特金（1841-1921）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