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行政长官的一切权力都来自人民。

——亚布拉罕·林肯：“第一次就职演说”，1861年

当财主老爷经过时，聪明的农民深深地鞠躬，暗暗地放屁。^[1]

——埃塞俄比亚格言

在上帝的佑护下，这个国家将获得自由的新生。我们这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将永存于世。

——亚布拉罕·林肯：“葛底斯堡演说”，1863年

谁将手放在我身上，想统治我，他就是一个篡位者、一个暴君。我宣布他是我的敌人。

——约瑟夫·蒲鲁东

在一个离经叛道之风迅速蔓延的时代，人们开始关注人民何时可以觉醒，摆脱政府和法律的束缚。那些怀着足够的信任去定期投票的选民，并不幻想他们的选举可以左右乾坤。离经叛道在19世纪要少一些，彼时学者们热衷于追溯法律的起源和法律制度的演进。他们相信，法律是由人们的风俗习惯发展而来的。起初，惯例反复出现，不可言传的情绪在一群人中被意会和感觉。但人们尚未意识到，某些行为是正确的，或者是仅有的他们能容忍的行为。经过一段时间，特别是在偏离先前惯例的一些场合，一种(a)行为方式变成了这种(the)行为方式，以往的习惯变成了法律。

早期文献的读者会有这样一种印象：法律和习惯之间存在着有机的联系。法律由习惯而来，或者换言之，习惯包含着法律的萌芽，一旦意识达到了适当的水平，惯例就逐步完善起来。本书第四章中“损坏的辣椒案”说明，人与他们的纠纷解决体制并非总是不和谐的；而本章中有关夏安族(Cheyenne)的几个事例也启发我们，在权威运用和习惯之间存在着有机的联系。

随着社会日趋庞大和日益复杂，人们感到自己的理解力与周围的制度越来越不吻合。尽管一个夏安人可以熟知部落的大部分“法律”，但现今的美国公民实在不可能知道太多影响他们生活的法律，更不要说认同它们了。可以理解的是，“他们能那么做吗？”这种表达替换了“这就是我们处置这一局面的方式”；等级、迷惑、憎恨和恐惧，替代了共鸣、理解、宾服与爱意。

当代人类学家斯坦利·戴蒙德(Stanley Diamond)摈弃较早的关于习惯与法律有着紧密联系的理论，他将习惯与法律的关系描述如下：(www.daowen.com)

通过外在政治权力使良知立法化的努力是习惯的对立物；习惯性举止精当地结合了社会行为中传统的、道德的和宗教的方面。简言之，惯例的和非法律的方面。换句话说，习惯是社会的道德。习惯和法律的关系基本上是一种矛盾的而非接续的关系。^[2]

对戴蒙德而言， 法律的来临是社会崩溃的征兆，而并非良知与礼仪提升的标志，法律之下的生活舒适程度减少了，而一般人生活的舒适程度也没有增加。

阐明法律与公意的关系会遇到许多的困难。谁堪称其意愿因法律的创制和施行而得以表达或者受到压制的人民？在前面几章里我们已经看到“恶风不吹善”，也就是，为了了解法律的影响，人们考察问题时，必须跨越所有社会阶层和所有其生活受法律触及的群体。

人民，可能意味着数字上的多数、有影响力的精英、穷人、曾被称为“沉默的大多数”的中产阶级、黑人及少数族群、妇女、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中的白人男性、青年、老人，等等。尽管这些群体在许多问题上都有共通的情感，但还是有着巨大的差异。

公意是如何表达的？选举？街头抗议？抵制？“公共利益”集团？美国产联的政治行动委员会？国会、行政机构或立法机关的游说者？公投？策略、诉讼和结果之间的关联是怎样的？

行动主义者的意图是制定法律，还是消除法律？人们需要的是更好的法律，更多的法律，不坏的法律，还是根本没有法律？对人与法的关系做贴切的表述是困难的，这使人们宁愿完全放弃对这个问题的探究，或者至少将阐释局限于“简单的”社会。然而，有太多的人与制度之间关系紧张的场合，使这个问题不能被放弃。在北卡罗来纳州有关配偶虐待的那些案件中，无论那些判决今天看来多么具有沙文主义味道，法院——除非愚笨而凶暴——肯定考虑过判决被接受的可能性。同样，在第四章的“达克镇案”中，法院肯定是害怕关闭工厂将会引起当地各阶层人们的震怒。

尽管普通人对法律的影响一直是零星而分散的，但公众施压的著名例证还是有的。19世纪，人民党主义采用的形式是：提倡用准备金不足的弱币偿付债务，对抗铁路的强权，努力使工会和集体谈判获得承认，以及要求妇女的平等法律权利和政治地位。毫不奇怪，那些寻求改变身份地位的人们——从农业劳动者到工联主义者，再到黑人和女权运动主义者——已经发现他们自己逾越了法律。试举一例，在《谢尔曼反托拉斯法》——据称为克制大企业的权势而制定的法律——颁行的头7年，联邦法院确认工会有12次违反该法，而企业却只有1次！我们熟悉的围绕街头示威者的警察警戒圈，传达了一个不太敏感的信息：示威者处在犯罪的边缘。

过去30年在历史上留下一笔的事件有：黑人运动，反越战，农业劳动者为争取平价制度而进行的罢工，妇女运动，同性恋权利法案动议，反核示威，以及更近期的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所反对的行为艺术、堕胎、同性结婚和禁止校内祈祷。

20世纪80年代后期，经济问题从众多令公众不安的因素中突显出来。变动的经济，资本和工业为了更高的利润而转向国外，这一切使许多工人被长久解雇了。小企业，尤其是使用自有房屋者，经历了“大萧条”以来最高的破产率。一流土地上的农业劳动者，在一个饥饿的世界里掌握着立可兑现的农作物，竟然发现自己身陷低价泥沼，迫使许多人放弃了农业经营。90年代的公司合并与裁员，迫使一批中层管理者也要拼命保住现有的工作。

此外，妇女、少数族群和在美外籍人士，他们在就业机会、充分医疗、住房和上学等方面从未得到真正的制度性优待，竟然被宣布为享受了过分的优遇，因而正在遭受仇视的冲击，其中的部分原因是惟恐权力和财产被分享而无从垄断。

当人们主张自己时，他们通常被视为罪犯、失控者、疯子或者革命者。对权威的挑战达到了瓦解现存秩序的程度时，行动主义者至少暂时成了无政府主义者，也就是愿意公然宣称与“现存制度”不甚和睦的人。对制度及其声称的有益功效，怀疑越是深刻，无政府情绪就越是高昂，这是本章后半部分要深化的主题。但是让我们首先关注：在号称简单的社会里，习惯―法律―政府是如何运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