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德恩里科

1973年，《法律之门》的出版标志着美国法律教育的一个历史性时刻。编著者们在一所美国大学，位于阿默斯特的马萨诸塞大学，开创了文科法律研究系。

我们都是从事法律工作的，在当时称为“工商管理学院”的地方教书。我们一直努力超越课程设置的限制，希望给整个大学的学生而不仅是学工商管理的学生授课。

我们深知法律对于美国工商业的重要性，我们也深知这只是更宏大的法律叙事的一部分。法律权利、先例论点、课本阐释、辩护、管辖和司法独立都与美国的法律过程有着整体的相关性。我们的兴趣也不仅在于法律实践，而且在于法律哲理。

我们意识到范围极为广大的、与法律相关的文学和社会科学研究，我们深信它们的研究视角对于进一步理解法律是至关重要的。我们对于美国20世纪早期的一批法律现实主义学者的作品非常熟悉，这些学者主张，法律与其说以正式的规则为基础，不如说以社会利益和公共政策为底蕴。像这些学者一样，我们有意运用法律之外的观点和资料，以便更清晰地阐释法律。

在《法律之门》诞生前，几乎所有与法律有关的教学资料都是为律师的职业训导而设计的，都是有关合同、侵权、刑法、财产等的书籍。人们认为，在法学院之外讲授法律是不适当的；人们还认为，在法学院之内讲授非法律的内容也是不着边际的。导致的结果，只能是法律观点的狭陋。

我们深信，法律教育的狭隘对于法律和社会都是有害的。律师学习了案例和规则，却没有得益于不断成长的对行动中的法律的社会学研究。律师的职业准备是针对迅速变迁的世界中的法律现实的。不仅如此，尽管法律几百年来一向是大文学的学科之一，但法学院的课程却从未将这一文学包括在内。

进而，法科以外的学生所得到的，只不过是些粗浅的法律观点。他们并不被期望理解法律的理论或实践，即使他们作为公民的生活是与法律制度息息相关的。他们在文学或社会科学中学习法律，但却不准备让他们将其对法律的理解用于法律的实际运作。

我们力图在法律研究、社会科学和文学之间架起沟通的桥梁，为每个研习美国法律过程的人提供多种机会。我们希望改变法律的研习方法。因此，进入《法律之门》的作品超越了传统的学术边界：超越了与工商相关的法律领域，超越了职业法律教育的传统课程，也超越了决定谁研习法律以及如何研习的狭窄分类。

我们得益于在大学里一起工作，而这所大学的管理又对教育革新持开放的态度。我们的工作有时不免招惹一些比较传统的同事，不过，许多渴望新资料的学生以及其他学院的教师，却鼓励我们继续推进我们的课程。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种鼓励反映了那一时期的社会动荡，当时，有利穷人的平民政府计划和一场不受欢迎的战争，都刺激了人们了解法律的愿望。

我还记得我们分享全新教学体验时的兴奋。我们每个人都带着一堆阅读资料进入课堂。我们将不同的文章和案例杂糅、匹配在一起，寻找将传统的法律资料与文学、社会科学结合起来的方法，以展示法律过程的本质。当我们发现材料结合很有效果时，就在另一批学生中尝试这种结合。我们每个人都试验不同的阅读安排，以探索不同的可能性。

几个学期之后，我们逐渐整合了最能引起学生兴趣的资料，这些资料显然将法律与其他学科沟通起来。我们深信，我们正在建立一套资料，形成一种教学法，它们对于其他师生也是有效的。我们开发出一门课程，最终成就了《法律之门》。

我们将本书建立在这样一个预设的教育前提之上：法律，只有透过跨学科的镜片，才能得到最好的理解。我们不认为任何一种社会科学具有揭示法律真理的特权，我们坚持每一种社会科学都与法律密切相关。我们也没有忽视通常的法律资源，比如判例和制定法，我们一贯将其视为法律研究的原材料。

《法律之门》反映了一种教育信念和一种教学方法，它将法律现实主义与关键方法论结合起来。我们的美国法律研究先哲包括卡尔·卢埃林这样的法律现实主义伟人，他借鉴人类学，发现了“法律方法”是如何被植入社会习惯当中的；还有杰罗姆·弗兰克，他对于法官如何工作的洞见则是以心理学研究为基础的。

我从我们的译者邓子滨博士那里得知，中文版有一个不同的书名，意思是“通向法的大门”，而你们知道，我们的英文书名，直译为“法的门前”，则是来自捷克律师和作家弗兰茨·卡夫卡，他以其小说中的法律批判而著称。作为一名律师，他是从内部理解法律的；而作为一位文学家，他能够从外部描摹普通公民所遇到的法律，其梦幻般的喻世笔法，捕捉了生动的现实，其存在论的视点，有助于评价法律对人生和社会的影响。我们采纳了他未完成的小说《审判》中一则故事作为开头文字，并且将这个故事完整选入，以示我们对人文批判的推崇，因为这种批判是从社会影响和意义方面评价法律的。(www.daowen.com)

由于我们的法律研究方法是跨学科的，并且有赖于一种提问法——苏格拉底教学法，因而《法律之门》不是一本通常意义的学术教科书。我们不要求，也不指望读者从头至尾阅读全书，而是鼓励读者依其兴趣和教学需要尝试各种阅读次序。初读本书的人可以从前言、导言和引言中获益，理解本书在哲学和教学上的前提预设，不过，每一位教师或学生都会很快找到独特的阅读路径，这在跨学科的阅读框架中是必然的。

书的“目录”体现了本书对主题的一种组织形式，但这种组织却仅是材料安排的多种方式之一。“索引”按照字母顺序帮助查找主题，不过中文索引有自己的顺序安排。贯穿全书的“提示与问题”则意在提供指导和建议。我们认识到，不一定每个教师都熟悉我们的方法，他们不一定喜欢通过问题来提出和串联主题的想法。

苏格拉底教学法实际是一套提问策略。我们相信，每一文本都需要解释和说明，而法律文本，像宗教文本一样，可以同时被看成是“神圣的”和学术的。任何权威的文本都有一种神圣气息，它被接受为社会关系的基础之一。但是，社会不是停滞的，如果社会要存在下去，每一权威文本都不得不是灵活的。一种关键的方法可以将法律化为提问，并且提供各种发展和变革的可能性。我们同样相信，我们的教学方法反映了美国法律过程的真实运作。

美国法律过程的公开秘密在于，它是一个充满论争的领域。没有硬性的答案，虽说在任何给定的时刻都有法律统辖着许多特定的事项。不仅没有答案，毋宁说美国的法律过程是一套由问题、对峙和困难构成的体系。规则和原则是存在的——从宪法到地方法院的实务规则，但是，它们既不是静态的，也不能免于争论和解释。法律不是作为冲突的答案而存在，而是作为疏导冲突的手段而存在。

在美国法中，当两个或更多的人在行为、财产、合同或其他关系、利益方面发生分歧时，一个案件或者争议就开始了。每一方都搜集有利于自己的法律素材。在通向判决或解决的路上，布满了更多的有关纠纷实质和处置纠纷的程序的素材和论点。一个案件的初始步骤是建立在一系列论点之上的，它们事关管辖，也事关这一分歧究竟是否堪称一个案件。

在历史的和技术的独特语境下，比如普通法、制定法和宪法，美国的法律过程可以被理解为一个多层的重叠体系，在一个论证框架内展示并解决冲突。争讼者须提出基于判例法、制定法和一般衡平原则的论点。法官则须在争讼者提供的论点范畴内，基于先例作出判决。这些不只是法律，而且是社会期待，它们使法律过程具备了可预测性。换言之，一个冲突将在法律讲论中得到解决，而独立于外来的政治和经济动机。

美国法系的运作受制于一些重要的制度性因素，包括获得辩护的难易，辩护律师的能力大小。这些甚至可以成为争论的基础，比如，辩护律师的无能和司法的偏见都可能成为法律争点，需要在先例的意义上加以解决。

《法律之门》旨在展示美国的法律过程，不只通过描述，而且通过让读者置身于你来我往的争辩之中，而强调法律讲论的重要意义，则只在部分意义上是规则的一种功能。本书的资料安排意在让每一观点都能与其他观点相比对。我们鼓励读者纵览各种论点和立场，以发现具有支配意义的过程，其间，各种论点和立场被提出、评价、解决或者决定。每一文章和案例都提供了探索人的紧张关系的机会。正是以这种教学法，《法律之门》模拟了美国法律过程的实际运作，打开了进入法律和社会的大门。

《法律之门》所提供的法律规则、原则和案例，都是社会科学、历史和文学等知识语境中的论辩和讨论素材。本书信奉的哲学是，法律判决应当经由询问而生成，而一个纠纷的所有方面都应当被检视，以便获取最广博、最特别的观点。不仅如此，本书的设计是为了达到这样一个效果：某一阅读材料中知识要点的解决都扩展了思想范畴，以便更好地研究其他阅读材料；正如法庭就某一案件的判决都潜在地扩大了未来的论证范围，因为该判决已经成为整体法律讲论的一部分。

《法律之门》是来自同一所大学的一个小的教师团队的教育创新之作，它的出版成功地实现了我们的意图：鼓励其他院校师生的创新。法律的跨学科研习不再是某个院校的实验，而是许多院校的一个共同做法。法律研究的方法已经推广到整个美国的教育之中。我们感觉非常欣慰的是，这本书在中国也起到了有益的作用，并且成为美国法律过程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

彼得·德恩里科

荣誉退休教授

于美国马萨诸塞州阿默斯特

2006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