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169—1171年,爱国大诗人陆游在长江三峡地区发生了五大转折:“重商诗歌”、“市民意识”、“公仆行为”、“诗风巨变”、“思想质变”。对古代长期“抑商”政策下人们所鄙视的商人,陆游产生了新的看法:“牛车辚辚载宝货,磊落照市人争传!”明显表现出中古市民对商人、商业的赞赏情绪;与他入峡前简直判若两人:“富商、豪吏多厚积,宜其弃金如瓦砾。贫民妻子半菽食,一饥转作沟中瘠。”他三年任期将满,政府若不再给他任职,他全家马上就要挨饿。故他不得不上书基本上支持抗战派的左丞相虞允文,请求再任他一个官职以糊口:“……固不能归;归又无所得食,一日禄不济,则无策矣。儿年30,女20,婚嫁尚未敢言也。其而不为穷,则天下无穷人!”真是吏者,盖民之役!中央官、地方官他都当过,假如像贪官污吏一样,他何至于穷得连路费都没有,“食粥已逾数月”呢!在古代,30岁的儿子、20岁的女儿没钱结婚!这是何等的清贫与廉洁啊!他原在南宋首都临安时,素有“小李白”诗风。但通过三峡神奇的自然熏陶与人文陶冶,他的诗歌风格迅速转折为“杜甫类诗风”,并且在白帝庙里使他的诗自成一体了:“……邦人祀公孙,力战死社稷……丈夫贵不挠,成败何足论!我欲伐巨石,作碑累千言……下斥乘骡昏!虽渐豪伟辞,尚慰雄杰魂……”陆游赞扬宁死不屈的非正统的公孙述,指斥乘骡向邓艾投降的正统的刘禅,他甚至想当桓温、刘裕式的人物。古代这些人被斥为“乱臣贼子”,而陆游却赞扬他们,由此可见他的爱国思想在三峡发生了巨大的转折:原为封建愚忠,后变为从国家、民族整个正义立场出发的“大忠”。此正是陆游的“批判现实主义”高于许多古人之处。

杜甫在三峡仅生活两年,却赋出430来首诗,占现存杜诗的1/3。量多而思想内容及形式发生了“转折”,非常重视艺术性与音韵、词语等,不时在雕琢词句、寻求音律上下工夫:“晚节渐于诗律细。”所以,“昔人谓杜子美夔州后诸诗盖最工”。诗的思想内容减弱了一些,如长排律诗“秋日……一百韵”等,比起入峡前吟的“北征”、“奉先咏怀”、“三吏三别”等,其内容的确差多矣。而且他还要儿子宗武熟读《文选》,从中寻摘词句。杜甫第二转折是向三峡民歌学习,他的一些“拗体七绝”便开了“竹枝词”之先河。杜甫的艺术转折到底是想向齐、梁工律方向发展,还是想使近体诗的工律向民歌学习,使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达到一个新的艺术境界,后者可能性大些。

白居易过三峡,思想上则由一贯的嫉恶如仇、“兼济天下”转折为“独善其身”。如他在三峡舟中写的五言古风:“……且味随时义,徒输报国诚……险路应须避,迷途莫共争;此心知止足,何物要经营……但在前非悟,期无后患婴;多知非景福,少语是元亨!……昏昏随世俗……知之一何晚,犹足保余生!”(www.daowen.com)

杜、白、陆、李白……等大诗人的转折为什么都发生在三峡呢?这大概与三峡的人文地理和自然地理有关。三峡百姓的苦难,有时能使诗人(如陆游)更重视现实主义文学的不朽价值!三峡的幽美,有时能把诗人“幽囚”起来,加速其在思想上或行动上退隐山林。三峡的奇特、变幻,有时能加剧诗人的喜怒哀乐,正如洞庭湖上的“春和景明”使范仲淹“喜洋洋者矣”,湖上“浊浪排空”使范“感极而悲者矣”一样。比如杜甫生活的环境——峡中多高山,平地少。平临独东屯,距白帝城一里路,接近稻田。杜甫东屯屋前流着晶莹澄澈的溪水,后枕高冈。周围树林郁郁葱葱,气象深秀。可谓名士、诗人、隐贤的住处!杜甫当年特地择此地而居,反映他已“厌嚣尘而乐幽胜”,把这儿作为脱俗超尘、专事文学创作之地。因而“一草一木,尽入诗中矣”,一山一水,均或大或小地影响其诗歌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