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学的起源上讲,恐怕任何民族最早出现的都是和音乐舞蹈三位一体的抒情诗,而不会是别的什么形式,然则为何各民族文学史多以描述英雄业绩之史诗(叙事诗)发端,而汉民族文学史却以抒情诗发端?究其缘故,和孔夫子是大有关系的。

各民族现存最早的文学作品,在见于文字之前都经过一个相当长的口头流传阶段。荷马史诗经过300年口头流传才写成文字(若从荷马之前的神话和英雄传说算起,时间更长),又过了三四百年才最后编定。我国少数民族有许多史诗,经过数百上千年口头流传,近年才开始做文字的记录和整理。而抒情诗因为没有故事情节,很难在口头长期流传,即便写成文字亦不易长期保存。古希腊在荷马之后二三百年出现过一个抒情诗的繁荣时期,保留至今的作品却少得可怜。例如当时著名女诗人萨福,柏拉图称之为“第十位文艺女神”,据载写过九卷诗,传下来的却只有两首和一些残句。至于荷马之前的抒情诗,自然更无法见到了。

中国的《诗经》,基本上是一部抒情诗集,2500年前,经编订就被完整地保存下来,流传至今,在世界文学史上实属绝无仅有的现象。这不能不归功于孔子以及后世儒家对它的高度重视。孔子对他儿子说:“不学《诗》,无以言”,又说“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不学《诗》就不会讲话,以至寸步难行,干脆就没法做人!然而,这种重视乃是建立在对它的曲解基础之上的。”《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实则,按照孔子的正邪标准,《诗三百》决非“无邪”。但既然老祖宗已经做了鉴定,后世儒家遂推尊之为“经”,视之为“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的教条,以至认为“关关睢鸠”一声鸟叫就关系“风化天下”云云;固然都是为适应统治阶段的政教需要。这种实用主义态度必然导致对文学作品的歪曲自不待言,但这部产生于两三千年前的抒情诗集因而得以长期保存和流传,却是个积极的结果。(www.daowen.com)

然则,为何汉民族文学史上基本没有史诗?此亦与孔夫子有关。史诗主要反映古代人对自然界和对自身历史的认识,限于当时的知识水平,这种认识要不是建立在神话基础上,亦必羼杂神话的成分,即一方面将自然力人格化,另一方面又将人神化,人神不分;而中国儒家从孔子开始便重人世而忌言神怪,这就使得与神话有关的文学作品很难以其本来面目流传。儒家学说,可用孔子一句话概括:“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有次子路问“事鬼神”,便碰了钉子,回答是“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子路壮起胆子再问一句:“敢问死?”回答仍旧是:“未知生,焉知死!”这种面对现实人生的态度,是很令人感动的。“子不语怪、力、乱、神”,可是,这位老先生又“信而好古”,凡古时传下来的东西都不好断然否认,于是便加以“合理”解释。例如,将“黄帝四面”释为“取舍已者四人,使治四方”,不是说黄帝有四张脸;“黄帝三百年”释为“生而民得其利百年,死而民畏其神百年,亡而民用其教百年”,不是说黄帝活了300年;“夔一足”释为“夔一而足”,不是说他只长了一只脚。后世儒家仿此,于是长着人首蛇身的伏羲、鱼或是熊变的鲧和禹等等,都是成了历史人物。司马迁在写完《五帝本纪》之后感慨地说:“百家言黄帝,共言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余并为论次,择其言尤雅者,故著本纪书首。”这就透露出神话被历史化的消息。这样做不是毫无道理,因为神话产生原有一定史实作依据。但反过来又把神话历史化,其结果必然是对神话传说本身的肢解和破坏。我们现在还能见到的神话记载,范围广泛,均语焉不详,有的几乎只留下个名字,事迹殊少,当初在口头流传时的盛况已无从得知了。别的民族在神话基础上产生了史诗和别的文初在口头流传时的盛况已无从得知了。别的民族在神话基础上产生了史诗和别的文学作品,而我们除了关于三皇五帝的记载外,剩下的就只有散见于各书的神话残骸了。这和儒家“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是有直接关系的。

用我们今天的观点看问题,可以说孔夫子出于坏的动机却办了件好事,出于好的动机又办了件坏事。好事坏事加在一起,便决定了汉民族文学史由抒情诗发端的独特传统。这个发端十分重要,实际上决定了整个封建时代汉民族文学的面貌。《诗经》的传统也就是抒情诗的传统,它不但贯穿整个文学史,始终处于主流地位,并且深刻影响着其他体裁的产生和发展;再者,我们在文学观念上有别于西方的民族特征,也正是由抒情诗传统所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