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CNKI中以篇名＝“档案保护”“文献保护”“图书保护”“古籍保护”“文物保护”“藏品保护”等进行精确检索；在Web of Science中以title:“archives protection”(conservation)、“rare books protection”“library material protection”(conservation)、“historical document preservation”(conservation)、“collections protection”“protection des fichiers”(法文)等对相关SCI＆SSCI成果进行检索；并在Google和百度两大搜索引擎中，对title包含上述关键词进行检索，可以看出国内外与可移动文化遗产保护相关的研究论文及关注情况，见表1-2。

表1-2　可移动文化遗产各部分研究成果检索情况

数据库及网页查询时间:2015年9月6日

由表1-2可见，国内外关于可移动文化遗产保护的学术论文都分散于多个相关研究领域，其中国外则主要集中在文物保护、藏品保护方面，而国内主要集中在文物保护、档案保护、古籍与图书保护领域，见图1-1。此外，国内外关于可移动文化遗产保护的学术论文发表数量与分布领域都基本与网络搜索引擎中的统计数据吻合，这反映了学术界的研究重点与整个社会的关注度之间的一致性，这是可移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发展的重要基础。

图1-1　各检索词在CNKI的检索记录

为更深入地总结和分析国内外可移动文化遗产保护学术论文的发展规律和发展趋势，还需要从年代分布角度对上述学术论文进行统计和分析，见图1-2。

详细地描述上述研究成果会偏离本书的研究主题，读者可以参考相关的文献综述^[34]。

图1-2　1998—2014年相关检索词检索记录

对比分析国内外关于可移动文化遗产保护的研究成果可以发现，目前国内的研究仍然存在以下不足:

(1)覆盖领域广，研究成果相对分散(www.daowen.com)

通过文献检索发现，国内关于“可移动文化遗产保护”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以“可移动文化遗产保护”“可移动文物”为主题的直接研究成果中。与之相关的领域，如档案保护、文献保护、图书保护、藏品保护方面的研究成果，也形成了可移动文化遗产保护相关的研究成果，见前文图1-1、图1-2。此外，关于文物保护、文化遗产保护等或多或少地涉及可移动文化遗产保护，或者说，这些方面的研究成果或多或少地涵盖了可移动文化遗产(可移动文物)研究的范畴。由此可见，可移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的成果呈现出广泛分散的状态。如何站在可移动文化遗产保护的平台上，对上述成果进行整合，是学界面临的一个课题。

(2)研究内容丰富，研究主题比较集中

以近年来发表的与可移动文化遗产保护相关的649篇论文为例，其研究主题见表1-3。

根据表1-3，学界对于文献保护问题的研究以保护理论、学科构建、现代保护技术以及各种类型文献保护为研究热点。此外，还涉及外国先进保护理论和技术的借鉴引进、文献保护学科教学方式与内容的改革和创新、国内文献保护学术会议和培训活动的展开、新型文献与传统文献保护技术的比较研究、历年文献保护论文统计分析。总的来说，几乎涉及文献保护领域的方方面面。既有对于过去研究热点问题的深入和细化，也不断有新的问题被提出并展开全面研究。其中，与技术相关的研究成果(含技术研究、技术标准研究、各类文献保护研究、保管环境技术控制研究、国外技术介绍等)所占的比例较大。尽管这种研究成果分布与过去的研究相比发生了一些变化，但总体趋势仍然能够说明我国档案保护、文献保护、图书保护、馆藏文物保护的研究以“技术为主”的基本情况，印证了我国文物保护、档案保护形成的一种惯性认识:保护就是保护技术，保护学是技术性科学^[35]。

表1-3　近五年文献保护研究主题分析表

(3)研究主体各自为政，跨学科研究成果较少

多年来，文献保护技术学更多是对档案保护技术的关注，但是近五年来，随着图书情报档案一体化建设思想的深入，跨学科研究在不断加强。从内容上看，随着图书、情报、档案专业交流日益增多以及上述领域在保护工作中的相似性，研究对象已由档案扩大为档案、古籍和文化遗产。如果对2005—2009年发表的论文分别以“文献保护”“图书保护”和“资料保护”为关键词进行二次检索，得到上述主题的论文数分别为19篇、6篇和12篇，可见不同领域对于保护的共同关注，也表明了“大保护”思想形成的发展趋势。从不同领域刊载论文的数量上看，上述649篇文献保护方面的论文发表在档案学专业期刊上的数目为371篇，图书情报专业期刊上的论文数为120篇，文史类期刊17篇。这表明，文献保护工作不再是档案学专业研究的内容，而是图书、档案以及文化遗产等相关专业领域共同关注的重大课题。

(4)重技术轻管理、重方法轻策略

保护的“策略化”近年来已形成了一种国际化发展趋势。美国盖蒂保护研究所(GCI)的Jim Druzik推出了《预防性保护策略》研究报告，将预防策略分为识别藏品的威胁、证实危险、确定经济合算的方法来检测危险、开发降低或消除危险的方法四个发展阶段^[36]。欧盟的《面向欧洲的预防性保护策略》将其分为基本原理、策略主题、行动纲领和欧洲水平上的建议四个部分^[37]。在此框架下，捷克从培训、信息利用、大众参与方法、政府规定等方面制定了相应的预防策略^[38]。国际文化财产保护与修复研究中心(ICCROM)的Gaêl De Guichen在《预防性保护:微不足道之时尚，抑或意义深远之变化?》一文中提出了一个综合性预防计划，即组织的每个人都参与，对遗产实施明确的、直接或间接的措施，旨在降低自然的或人为的降解原因，增加藏品的预期寿命，并确保它们所载信息的传播^[39]。他还预言，这种综合性预防计划将会逐渐在每个博物馆得到实施。可见，“保护策略”突破了技术性保护的樊篱，在广泛的范围内与社会接轨，使得当代的可移动文化遗产保护建立在技术性保护与保护教育、保护政策、保护合作、大众参与等多个方面并行发展的道路之上。

事实上，在遗产保护领域，非技术手段的运用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之一。以如何改革遗产保护的管理组织为例，谢凝高在《我国世界遗产管理体制亟须改革》一文中提出了建立“国家遗产管理局”的设想^[40]，徐嵩龄在《文化遗产的管理和经营制度应解决四个问题》中总结了文化遗产“分等级管理”的体制^[41]，罗佳明在《我国自然文化遗产可持续发展的组织体系建设》中提出了“网状的组织体系”^[42]，也有研究者认为“管理体制以地方政府为主”^[43]，“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国务院下设遗产管理的国家机构”^[44]。尽管这些关于组织体系的研究并非专门针对可移动文化遗产的保护，但从遗产的内涵出发，这些研究成果或多或少涵盖了可移动文化遗产保护的范围，代表了可移动文化遗产保护组织化建设的呼声。

在可移动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确切地讲是在档案保护、图书保护、文物保护领域，刘家真较早地注意到了保护并不囿于技术性保护。她主编的《文献保护学》将保护政策需要纳入保护研究的内容之列^[45]。蔡斐文在《纸质文物保护管理》一文中指出，“文保工作范围广泛，可包括行政作业、文物环境、典藏维护、文物修护(或修复)、文保科学及文保教育”^[46]。这表明了保护的高度综合性特征。周耀林提出，“保护管理”即“对保护或者保护工作的管理”，其内容可以细化为10个方面^[47]。张美芳等专门出版了《文献遗产保护技术管理理论与实践》，对于文献遗产保护管理进行了系统的论述^[48]。

综上所述，在可移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的过程中，尽管我国已经形成了技术性保护的传统，但近年来，随着国家对于遗产保护工作的加强，广泛分散在不同机构的可移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活动不仅仅涉及技术性难题，而且遭遇了社会环境、管理体制、组织体系、政策法规等方面的桎梏。这时，技术性保护显得力不从心，甚至束手无策。为此，保护界除了继续加强技术性保护外，对于技术性保护以外的方面也着手进行了研究，取得了部分研究成果。这些研究成果表明，人们越来越多地从对技术性保护的关注转移到对有关保护策略、保护管理、保护标准、保护政策、保护教育等方面上来，保护已经成为一种立体化、系统化的工程。然而，总体看来，国内外关于可移动文化遗产保护的研究呈现出两种趋势:其一，将可移动文化遗产研究笼统地结合于遗产保护、文物保护的研究成果之中，即遗产保护、文物保护的研究成果涵盖了可移动文化遗产部分；其二，可移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分散在档案保护、图书保护、馆藏文物保护等保护工作之中，形成了部门化管理的传统，使得联系广泛、可以互通的研究工作出现了壁垒，导致彼此相关的研究建立在孤立的层次上。这两种情形表明，国内外将“可移动文化遗产保护”作为一个主体进行独立研究非常缺乏，专门研究可移动文化遗产保护的成果不多，难以形成系统的研究成果。因此，如何在遗产保护的框架下，在吸收档案保护、图书保护、馆藏文物保护成果的基础上，将可移动文化遗产保护作为一个独立主体进行研究，形成独立的、系统化的可移动文化遗产保护体系研究成果，是一个尚有待于研究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