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货币章”中，马克思依然从交换价值的角度来理解价值，也是从交换价值的中介性来理解“社会关系”。马克思说：“每一个商品都等于一定劳动时间的对象化。它的价值，即它与其他商品相交换或其他商品与它相交换的比例，等于在它身上实现的劳动时间量。”[1]显然，马克思依然从交换的比例上来定义商品的内含劳动量，即价值。殊不知交换只是实现价值的必要手段，而非决定价值的因素。

如果仅止于此，那么马克思的理论还是停留在现象层面，其“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科学认识论也无法得到贯彻。“货币”还是一个抽象阶段，其许多秘密要到作为其丰富和具体化的“资本”阶段来寻找答案。马克思在“资本章”的“资本和劳动的交换”节中就指出：“在资本和劳动的交换中第一个行为是交换，它完全属于普通的流通范畴；第二个行为是在性质上与交换不同的过程，只是由于滥用字眼，它才会被称为某种交换。这个过程是直接同交换对立的；它本质上是另一种范畴。”[2]可见，资本和劳动交换具有两个层次的含义：第一个层次是现象层面的等价交换，而第二个层次是一种占有，本质上就是对剩余价值的剥削。当然，对这个占有、剥削的理解，马克思也不是一蹴而就的。比如在同一章节的稍后部分，马克思说：“劳动是酵母，它被投入资本，使资本发酵。”[3]可见，此时的马克思尚不是从剥削的角度来理解占有，而是从劳动不得不依附于资本，成为资本的一个要素这一强制性上来理解占有。当然，马克思稍后也意识到了剩余价值的存在，要不然资本增值就无从谈起。然而对于这个“剩余价值”，我们不如称之为“剩余价值量”。马克思依然是以交换价值为尺度来衡量这个劳动量。[4]事实上，马克思此时对“价值”的理解依然是模糊的。对于价值、使用价值、交换价值的关系，还不甚清晰。[5]以至于在整个《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末尾，他意识到要补入“价值”这一章节，却又戛然而止。

事实上，直到马克思发现劳动力商品的特殊性之间，他都无法得出科学的价值概念，而只能从交换价值这一交换的比例的角度来理解价值。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指出货币转化为资本，必须既在流通过程之中，又不在流通过程之中，而要解决这个矛盾，唯有在货币与劳动力商品的交换中才能实现。因为劳动力商品是一个特殊的商品，它的交换价值大于价值。也就是说，在这个劳动力商品身上，其价值必然是某种区别于交换价值的东西。那么这个东西究竟是什么呢？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指出了商品中所包含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矛盾，而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指出：“在本章的开头，我们曾经依照通常的说法，说商品是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严格说来，这是不对的。商品是使用价值或使用物品和价值。⋯⋯商品的价值形式或价值表现由商品价值的本性产生，而不是相反，价值和价值量由它们作为交换价值的表现方式产生。”[6]如果仅仅停留在以交换价值理解价值的水平上，那么就无法得出劳动力商品这样一个特殊商品的性质，即交换价值不等于价值，也就无从说明剩余价值的来源。这样的考察方式是无法深入资本主义的特殊生产过程中，而仅仅只能停留在一般交换关系中。作为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的人类的劳动，价值是幽灵般的概念，是一种哲学的抽象，是对一种纯粹的社会关系的哲学抽象。它不再如交换价值那样是对普遍交换关系的抽象，而是对全社会的普遍劳动的抽象，它体现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人们在劳动生产领域的普遍依赖性。马克思指出：“对象化在商品价值中的劳动，不仅消极地表现为被抽去了实在劳动的一切具体形式和有用属性的劳动。它自身的积极的性质也清楚地表现出来了。这就是把一切实在劳动化为它们共有的人类劳动的性质，化为人类劳动力的耗费。把劳动产品表现为只是无差别人类劳动的凝结物的一般价值形式，通过自身的结构表明，它是商品世界的社会表现。因此，它清楚地告诉我们，在这个世界中，劳动的一般的人类的性质形成劳动的独特的社会的性质。”[7]价值——作为一个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才有可能被抽象出来的经济范畴，它在自身中表现出了资本主义生产力的社会化大生产的进步性质。(www.daowen.com)

从剩余价值的剥削关系，马克思才得出了对于价值的逻辑设定，于是再反过来从价值概念出发演绎其全部经济学体系。劳动力商品是一个特殊的商品，其与资本的等价交换过程背后，本质上是使这一价值差额被无偿占有的过程。似乎资本家已经支付了工人的劳动价值，剩余价值都是由生产资料所创造的。而商业资本和生息资本则进一步掩盖了资本拜物教的秘密。而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三位一体公式恰恰反映了资本主义的这种颠倒的假象。在这一点上，马克思理论的批判精神显露无遗。然而，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剩余价值的实现是两个过程，“二者不仅在时间和地点上是分开的，而且在概念上也是分开的。前者只受社会生产力的限制，后者受不同生产部门的比例关系和社会消费力的限制”[8]。而在剩余价值实现的过程中，表现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包含的矛盾。[9]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所包含的矛盾必然导致危机，甚至灭亡。因此，马克思说，以广大生产者群众的被剥夺和贫穷化为基础的资本价值的保存和增殖，与无限制的增加生产、发展劳动社会生产力的生产方法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资本主义由于自身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发展的不可调和的矛盾运动而走向灭亡。

马克思正是从资本主义的特殊生产关系出发，来透视建基其上的交换关系等等经济关系，以及资本主义此前的一切经济关系。这正合了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导言中所指出的，只有在资本主义自我批判开始的时候，才可以透视此前一切经济关系的方法论要求。正如笔者在前文中指出的，这样一种方法始终将资本主义这个具体整体作为研究的前提，从这个具体整体的结构中得出科学的抽象，以及相关范畴的相互关系，并在历史的逻辑中再现这些范畴和关系的发生过程，从而在思维中再现这个具体整体的复杂联系和有机结构。在这一意义上，马克思意识到黑格尔的辩证法有其合理性。只有当马克思深入到生产过程中，发现了剩余价值剥削的秘密，发现了劳动力商品的特殊性，揭示出价值这一潜藏在商品中的社会抽象，并以此透视整个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的时候，他才能理解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性。而如果没有对资本主义这个具体整体的经济关系的深入分析，没有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彻底批判，而停留在一般历史进程中，停留在一般的生产关系，即交换关系中，那么马克思是最多只能理解黑格尔辩证法中历史的自我扬弃的积极意义，而无法从方法论上理解作为历史自身扬弃运动的内在动力所在——矛盾的辩证运动形式的深刻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