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已经提及，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科学方法论是马克思将黑格尔的思辨辩证法批判性地改造而来的。黑格尔的这一方法的合理内核在于，它区别于形式逻辑的知性思维方法，而将思维的过程、概念的达成看作一个辩证发展的过程。在黑格尔的辩证法中，所谓的概念，是扬弃了抽象的思维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对立之后的具体的概念。它并不满足于停留在形式逻辑的层面上的那种作为对事物特殊性的共性予以普遍性的抽象的概念，而是从抽象的概念出发，进展到具体的概念。当抽象的概念在人类的认识过程中遇到外在表象的时候，通过将外物放在与我的关系之中考察，从而使得外物领有作为认识主体的价值，此时，外物就不再是具有独立性的偶然的东西，而是成为主体的外化，被纳入一种合理性的过程。在这一抽象的思维与外物碰撞的过程中，外物的表象与思维本身发生了对立，而当思维意识到，这种对立不过只是自己作为思维的普遍性与自己所外化在对象中的特殊性质的对立，它就扬弃了这一异在的状态，而复归到自身之中，在更高的思维环节扬弃了这一对立。因此，思维就在更高的具体的概念的环节实现了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概念的辩证发展过程。这一过程作为在认识论领域的概念的辩证法是有其合理性的，如果说黑格尔错了，那就是黑格尔有将这一认识论过程本体化为事物本身的发生创造过程之嫌。于是外在事物的独立性被从根本上撇除了，事物的真理性和存在的本质都被归之于精神，在这一意义上，事物是要被精神再建构之后才能获得其现实的存在。当马克思说，黑格尔陷入了幻觉，将实在理解为思维自我运动的结果，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来谈论的“实在”。然而在现实的社会历史领域中，黑格尔的这一思路始终是局限在抽象的思维的领域的，正因为他撇开了外物的独立存在的物质性因素，他的这种概念的辩证法与现实世界的客观存在没有任何关系。现实世界并不因其概念领域的思辨运动而有丝毫改变。从这一意义上说，黑格尔的辩证法在现实历史领域就是一种抽象的逻辑。因此黑格尔虽然完成了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概念的辩证法，然而从更深的问题式层面看，这种在认识论平台上的抽象的主客体关系维度中来解决问题的方法，依旧具有唯心主义的意识形态性质。

马克思的辩证法却是更彻底的辩证法。在马克思看来，思维只是第二性的，因此如果说概念辩证法是合理的，那么其合理性恰恰在于社会历史领域的辩证法。这样一种激进的、革命的思路是黑格尔都不曾具有的。黑格尔始终只将哲学看作一种事后之思，事实上，他对现实是没有建构功能的，马克思认为这是黑格尔的理论的弱点，而黑格尔认为这恰恰是他理论的自觉。那么马克思企图将黑格尔的概念的辩证法移植到社会历史的现实领域中，是否是一种僭越呢？

马克思认为，恰恰是社会历史的本身的发展，创造出了对于社会历史的这种辩证认识方式的条件和可能。只有到了资产阶级的社会，价值这一最抽象的概念才得以出现。马克思指出：“亚里士多德没能从价值形式本身看出，在商品价值形式中，一切劳动都表现为等同的人类劳动，因为是同等意义的劳动，这是因为希腊社会是建立在农奴劳动的基础上的，因而是以人们之间以及他们的劳动力之间的不平等为自然基础的。价值表现的秘密，即一切劳动由于而且只是由于都是一般人类劳动而具有的等同性和同等意义，只有在人类平等概念已经成为国民的牢固的成见的时候，才能揭示出来。而这只有在这样的社会里才有可能，在那里，商品形式成为劳动产品的一般形式，从而人们彼此作为商品占有者的关系成为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关系。”[13]虽然等价交换在历史上很早就出现了，但是要发现这一等价交换背后的秘密，必须到资产阶级的社会才有可能。因此科学的抽象的得出，既不是形式逻辑的归纳演绎的产物，也不是黑格尔思辨逻辑中思维自身的产物，而恰恰是社会历史的产物，是在社会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在对这个具体社会结构的分析和批判中，才能找到的解开历史之谜的钥匙。因此马克思说：“资产阶级经济学只有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自我批判已经开始的时候，才能理解封建的、古代的和东方的经济。”[14]

何以如此？何以历史阶段的各种秘密非要到更高的阶段才能加以理解？因为历史本身的发展就将此前的一切阶段的各种关系作为从属的关系而包括在目前的结构中，当然是以“发展了的、萎缩了的、漫画式的种种形式”来加以有机结合的。比如对于商品和货币的关系，这一关系在资产阶级社会结构中是很难看清的，要真正理解这种结构关系，必须将其还原到历史逻辑中加以考察，而在历史的逻辑发展中[15]，这种在结构之中“压缩”到平面的关系才能在过程中完整地展开出来，它不仅能解开在历史上从商品到货币的发展演变之谜，也能够帮助我们真正理解在资产阶级社会中商品和货币的谜一般的关系，从而帮助我们摆脱资产阶级社会“拜物教”的迷雾。(www.daowen.com)

当我们将结构中的关系还原到历史逻辑中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辩证过程中时，我们就可以站在更高的概念的发展阶段来透视此前的阶段，从而真正理解此前的发展阶段。比如在资产阶级社会的结构中，我们就货币而谈货币，是无法真正理解货币的。马克思指出：“从简单意义上理解的货币关系中，资产阶级社会的一切内在的对立在表现上都看不见了。”[16]作为交换者的双方在主体，都是平等关系，因此“货币制度实际上只能是这种自由和平等制度的实现”[17]，而当我们将货币与资本的关系还原到历史的辩证发展过程中，就可以发现“作为资本的货币是超出了作为货币的货币的简单规定的一种货币规定。这可以看作是更高的实现；正如可以说猿发展为人一样。⋯⋯无论如何，作为资本的货币不同于作为货币的货币。这个新的规定必须加以说明。另一方面，作为货币的资本，看来好像是资本倒退到较低级的形式。其实那不过是资本处在这样一种特殊性上，这种特殊性作为非资本，在资本以前就已经存在，而且是资本的一个前提”[18]。在这一段黑格尔式辩证意味十足的论述中，马克思指出货币、资本都不过是发展中的特殊阶段而已，如果站在资本的平台上，以资本来理解货币，那么“作为货币的货币”的许多规定都可以得到更本质性的揭示。

在流通领域，存在着一个为卖而买的总公式，即G—W—G'，在这一过程中，货币就转换为资本。资本在流通过程中追求着自身的价值增值，然而这一增值额在流通的领域中只能是实现，而无法产生，因为在货币的流通领域遵循着等价交换的原则。这就形成了矛盾。马克思指出，“因此，资本不能从流通中产生，又不能不从流通中产生。它必须既在流通中，又不在流通中产生。⋯⋯我们那位还只是资本家幼虫的货币占有者，必须按商品的价值购买商品，按商品的价值出卖商品，但他在过程终了时取出的价值必须大于他投入的价值。他变为蝴蝶，必须在流通领域中，又必须不在流通领域中。这就是问题的条件。”[19]这个问题在劳动力商品的交换中得到了解决。劳动力“它的使用价值本身具有成为价值源泉的独特属性。”[20]因此在资本与劳动力交换的过程中，表面上看起来资本家按照劳动力商品的价格支付了工资，而实质上在生产过程中，资本通过对劳动的占有而剥削了劳动者所创造的剩余价值。因此马克思说，资本从本质上说不是一种关系，而是一个过程。正是在生产过程这一特殊的交换过程中，资本产生了自身的增值。而在普通的商品流通领域，只是将这一增值部分实现出来而已。可见，如果以资本来理解货币，那么作为货币的货币的等价交换的幻想就彻底破灭了。

在整部《资本论》中，马克思从商品开始，一直进展到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就是从蕴含在商品中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的潜在矛盾出发，而演绎出了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逻辑展开过程。这样一种逻辑推理不仅仅是从开端到终点的层层环节的必然性演进，更在反向的运动中不断回复到自身的开端的自我认识和自我说明。孙伯鍨先生总结到：“辩证认识的运动是前进的，又是倒退的、返回的，它一方面指向最终结果，指向复杂的、具体的东西，另一方面又指向开端，指向单纯的、抽象的东西。”如此，辩证的认识方法就形成圆圈套着圆圈的层层结构。这种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辩证认识方法正是《资本论》的根本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