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1848年前后几年间革命的失败给马克思上了现实的一课。在《法兰西阶级斗争》和《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这两个文本中，马克思总结了1848年革命失败的历史教训，也反思了自己在过去的理论研究中过于乐观的态度。在《法兰西阶级斗争》中，马克思认为，这一系列革命虽然结果都失败了，但是它却让革命者清醒地看清了自己意识深处所未能完全清除的意识形态幻想。在1848年的二月革命中，无产阶级是革命的主力军，工业资产阶级利用无产阶级战胜了金融贵族，却在革命胜利之后又抛弃了无产阶级，甚至诋毁和攻击无产阶级。二月革命的胜利为法国带来了资产阶级共和国，马克思指出，“它（无产阶级）所获得的只是为自身革命解放进行斗争的基地，而绝不是这种解放本身”[8]。法国工人阶级沉浸在幻想中，幻想站在资产阶级身旁能够谋求自身的解放。马克思指出，法国的无产阶级之所以如此依赖资产阶级，是因为法国的生产关系还没有发展到足够强大的程度。它的工业资产阶级的统治在二月革命之后才刚刚建立，而工业的发展由于受到英国在世界市场的阻碍而没有得到完全展开，因此法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条件尚不成熟，其无产阶级也没有充分的能力展开自身的革命。在二月胜利之后，为了摆脱无产阶级的纠缠，为了建立彻底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资产阶级纠集了一切势力，决定用武器来反对无产阶级。在6月22日的斗争中，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完全暴露了。无产阶级不是出于自身的要求和能力，而是由于资产阶级的逼迫不得不起来起义，在这一场失败中，完全打破了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的统治下实现自身解放的空想。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还认为资产阶级的统治已经制约了生产力的发展，无产阶级已经可以起来推翻这种“过时的”的所有制关系了，但是1848年革命让马克思意识到：“在这种普遍繁荣的情况下，即在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力正以在整个资产阶级关系范围内速度蓬勃发展的时候，也就谈不到什么真正的革命。”[9]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马克思从主体角度揭示了1848年革命失败的根源，他发现，在真正的革命条件成熟之前，无产阶级很难突破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谎言，它总是被它之上的各种阶层所利用，在各次斗争的失败中削弱了自身的实力。马克思意识到，在革命的主体维度，即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与革命的客体维度，即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条件之间的微妙关系，他指出：“1850年是少有的工商业繁荣的年头，所以当时巴黎的无产阶级有充分就业的机会。可是1850年5月31日的选举法根本剥夺了无产阶级参政的权利，甚至断绝了他们接近战场的机会。这个法律使工人回复到他们在二月革命以前所处的贱民地位。面对这样的事变，他们却让民主派来驾驭自己，为了一时的安逸而忘记了自己阶级的革命利益，他们放弃了作为致胜力量的光荣，屈服于自己的命运，并且表明，1848年6月的失败使他们长期丧失了战斗能力，最近的历史进程又要撇开他们而向前发展了。”[10]在这样的微妙关系中，要想从主体方面唤起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突破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幻象，并不是通过几句革命鼓动的口号就能成功的，而只能依靠客体维度条件的成熟。1850年间，资本主义并没有因为过去的危机而灭亡，相反迎来了新的繁荣时期。因此，摆在马克思面前的新的理论任务就是进一步研究资本主义的内在经济规律，只有当客体维度的条件成熟之后，资产阶级的物质拜物教和理论拜物教形态才会自动消解，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才能真正被唤起，无产阶级革命的条件才真正能够成熟。这样一种成熟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不再是客体维度的资本主义矛盾运动与主体维度的哲学批判叠加衔接的形态，而是在历史自身的矛盾发展中内含着必然性和超越性的哲学意蕴之科学逻辑。

马克思于1850年9月到1853年8月又一次投入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留下了大量的摘录笔记和手稿，被称为《伦敦笔记》。唐正东教授指出，在这一时期，马克思在货币理论、再生产和危机理论以及价值理论三个方面取得了新的突破性认识[11]，为《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写作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在《伦敦笔记》中，马克思开始突破《哲学的贫困》中以分配领域的不平等来理解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的思维模式，而开始从分配领域所根植的生产过程，这一资本主义的特有生产关系中来考察资本主义的经济规律等内容。在对经济危机的货币理论研究中，马克思指出：“商品不再是货币，它们不能再换成货币。当然，这种缺乏被归咎于货币制度，归咎于货币制度的某种特殊形式。这是以货币制度的存在为基础的，同样，货币制度又以现有生产方式为基础⋯⋯在货币制度的存在中不仅包含着【商品与货币】分离的可能性，而且已经存在着这种分离的现实性，并且这种情况证明，正是由于资本同货币相一致，资本不能实现其价值这一状况已经随着资本的存在，因而随着整个生产组织的存在而存在了。”[12]同时，马克思也开始对于“价值”理论有所涉猎。他批判了李嘉图虽然看到了资本和财富的区别，但是没有从（交换）价值这一资本主义的特殊的、本质的层面上来理解资本，而是以物的形式、以材料的形式来理解资本。[13]而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的全部目的就是为了追求价值。此外，在价值的余额这个问题上，马克思已经指出它是来自于流通之外的领域，即在生产的领域就已经被创造出来了，并且它是由工人阶级的劳动所创造的[14]。然而，马克思此时对李嘉图的内在价值论并不能完全理解，往往还用交换价值来理解价值。马克思依然延续《雇佣劳动与资本》的观点，认为资本增值的秘密在于获得不平等的交换价值，因此马克思是在增加生产的意义上理解提高生产力，而不是在剥削剩余价值的能力上来理解生产力的提高；其次，他此处依然是从交换价值来理解价值。不能区分交换价值只是价值的实现，而决定价值的因素是内含的劳动量。事实上，马克思的价值概念并没有完成从经济学概念向哲学概念的提升这一本质性的蜕变。而在随后逐渐深入的经济学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如何一步步深入到资本主义本质性的生产关系，甚至是生产过程的层面，在经济学研究的逐步成熟中，完成哲学方法论层面的新的蜕变。在这一科学逻辑的探索过程中，马克思再一次重新审视了黑格尔的历史哲学。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5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4页。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4页。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5页。

[5]马克思将这一“生产关系”称为‘生产和交换在其中进行的关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7页。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7—278页。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8页。(www.daowen.com)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83页。

[9]《马克思思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71页。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32页。

[11]唐正东：《基于经济学视角的现代性批判及其哲学意义——以马克思的“伦敦笔记”为例》，《哲学研究》2006年第12期。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58、159页。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09—111页。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3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