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场在思维领域发生的“法国大革命”般的浩荡变革，此时的马克思站在德国这一战场之外旁观这一切斗争的风起云涌。“在这里涉及的是一个有意义的事件：绝对精神的瓦解过程。”[9]黑格尔是他们共同的对手，然而他们却是在黑格尔体系的范围之内，“抓住黑格尔体系中的某一方面，用它来反对整个体系，也反对别人所抓住的那些方面”[10]。从实体、自我意识，到类、唯一者和人，他们推动了黑格尔体系的革命化。总体而论，他们通过将一切现存的关系和观念宣布为宗教、神学和迷信，宣布为某种观念本质的异化状态而对它们加以批判。似乎只要揭示出这些占统治地位的关系在观念形态上的神学迷信性质，通过批判将其转化为某种纯粹的本真的观念，就完成了对现存关系的批判。马克思指出：“根据青年黑格尔派的幻想，人们之间的关系、他们的一切举止都是他们意识的产物，⋯⋯用这一人的、批判的或利己的意识来代替他们现在的意识，从而消除束缚他们的限制。这种改变意识的要求，就是要求用另一种方式来解释现存的东西，也就是说，借助于另外的解释来承认它。”[11]正如在黑格尔的逻辑体系中的“在异在之中只是在自身”的性质一样，青年黑格尔派批判了现存关系的异化的观念形态的统治地位，但却承认了观念的统治地位。虽然青年黑格尔派指出了现存关系具有的神学迷信幻象，但是他们不明白，这些幻象产生的根源并不在于观念上的误认，而在于现实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如果说这些占统治地位的关系是一种宗教迷信，那么仅仅停留于在观念的范围内批判这些观念的幻象，这种做法就进一步沦为某种意识形态。它事实上为观念的统治提供了辩护，而这一观念的统治的形态恰恰就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本质。比如青年黑格尔派最激进的战将施蒂纳宣布意识、宗教、道德、法律、真理、国家、社会、人民、民族、祖国、人类以至世界本身都是旨在通过各种非个人的普遍的东西来奴役个人，并指出要用唯一者的观念来破除对普遍性观念的那种迷信；但是唯一者的观念恰恰就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它用原子式的抽象个人掩盖了资本主义的本质生产关系。而这种停留于观念层面的思维方式也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思维方式，它使人们满足于观念范围的批判，似乎观念有其自身的运动发展轨迹，观念可以扬弃自身的异化形态而实现人的自由的本真状态。而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指出，一切观念都不具有独立性，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活动的产物，是经济关系的反映。建基于物质生产基础上的感性世界的种种关系和反映它们的表象的种种观念不可能通过观念自身的运动而扬弃，唯有通过物质生产的历史性发展才能使现存感性世界的种种关系发生革命。

物质生活的生产与再生产、人口增殖、社会关系是原初历史关系的四个因素、四个方面。其中，物质生活的生产是一切历史存在与发展的前提和第一个历史活动，而在此基础上所形成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是与生产方式相适应的人类共同活动的形式。只有在这些的基础之上，才有意识的产生和由于分工所导致的意识形态的虚幻的独立形态。在这种意识形态看来，观念产生了历史，产生了种种社会关系：“如果在全部意识形态中，人们和他们的关系就像在照相机中一样是倒立成像的，那么这种现象也是从人们生活的历史过程中产生的，正如物体在视网膜上的倒影是直接从人们生活的生理过程中产生的一样。”[12]那么为什么意识形态总是颠倒地反映现存的社会状况，其发生机制究竟如何？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是这样表述的。由于分工，出现了意识“不用想象某种现实的东西就能现实地想象某种东西”的形态，意识开始脱离社会存在而自由地构造纯粹的观念。而青年黑格尔派所面对的观念与现存各种关系的矛盾的根源并不在于观念自身的逻辑运动的环节性，而在于生产力和社会关系的矛盾，或者是一民族的意识和其他民族的实践之间的矛盾。由于分工的存在，使得在现阶段的生产力、社会状况和意识总是存在着矛盾，归根结底，这是普遍利益和特殊利益的矛盾。只要分工还不是出于自愿，那么人的活动对人来说就是一种异己的力量。由于普遍利益和特殊利益的矛盾，国家就成为调和两者矛盾的虚幻的独立的共同体形式。国家的存在掩盖了背后现实的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国家将统治阶级的特殊利益说成是普遍的利益，于是才出现了意识形态的颠倒的虚幻的形态。

事实上，马克思此时对意识形态的发生机制的描述尚不完善。他虽然指出意识是一种第二性的对存在的反映，也指出意识形态的形成是一种基于物质生产活动的历史的产物，并指出意识形态的迷惑性和虚幻性是阶级斗争的工具，但是他没有区分“虚假意识”和“虚伪意识”这两种不同的意识形态的产生机制与内在关系。因此马克思虽然指认青年黑格尔派的理论是一种意识形态，但是对其产生的机制的分析尚不深刻。在《资本论》时期的马克思看来，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被资本主义拜物教这种“虚假意识”所迷惑。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资本拜物教的本质在于他们只能看到市民社会之中物与物的平等交换的关系，而无法透视其背后的剩余价值剥削的生产关系。援引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的观点，这种虚假意识之所以成为资本主义的普遍的意识形态是由于它在认识过程中的“直接性”的特点。这种“直接性”的认识方法是非中介、非历史的。它只能达到对资本主义表层社会关系的直观，那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政治家和青年黑格尔派成员都是如此。因此费尔巴哈只能停留于抽象的感性直观，施蒂纳只能停留于抽象的唯一者，卢梭等只能停留于虚幻的契约国家，斯密等只能停留于虚假的平等交换，他们或者是脱离一切社会关系的抽象直观，或者是停留于表层的交换关系的经验直观，但是这两种理论层面都是资产阶级虚假意识的认识方法。为什么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下必然会产生这种“直接性”的认识方法？马克思将此笼统地归为资本对社会意识的殖民，然而卢卡奇试图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进一步的解读。卢卡奇认为，资产阶级总是天然地满足于这种直接性的思维方式。虽然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现象层面表现出来的直接性，即物化现象，对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来说都是一样的。但是由于阶级属性，资产阶级自认为是社会的主体，因此看不到社会过程的主体与客体的辩证关系，而认为是僵化两分的，走不出二律背反的困境；但是无产阶级的存在的直接性每时每刻都在向它揭示：它一开始就是作为社会实践的“纯粹客体”而出现——仅仅作为生产过程中的一个劳动力商品，一个合理化了的零件——然而另一方面，这种客体性的存在却时时提醒他是一个主客体分裂的存在，从而提醒他对于这种客体地位的意识的主体自觉。[13]而这一点在资产阶级身上是看不到的。因此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必然出现的物化意识这种虚假的意识形态，资产阶级是无法超越的，而无产阶级却因为其自身的特殊地位而有觉醒的可能性。更进一步，资产阶级的这种虚假意识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就转化为“虚伪意识”。“阶级意识——抽象地、形式地来看——同时也就是一种受阶级制约的对人们自己的社会的、历史的经济地位的无意识。”[14]因此它的被决定性和阶级制约性就显露无遗。然而随着历史的发展，当资产阶级“自觉”到他们的阶级意识的意识形态作用时，就使其从“虚假意识”过渡到了“虚伪意识”。平等自由这种对自身地位和社会关系的无意识的误认转化为阶级统治的工具，而国家则成为这一虚伪意识形态的集大成者。它甚至脱离了意识的形态，而转化为一种物质性的国家机器。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就是对这一意识形态工具的深度剖析。而其“教化”机制的“询唤”理论则是一种以虚伪意识培植虚假意识的资本主义文化的内化殖民机制。当然，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在当代学界有了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在此不作赘述。(www.daowen.com)

回到《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指出在方法论上，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之所以是一种意识形态，那是因为它颠倒了生活和意识的关系。如果从现实的人的活动及其生活这一前提出发，“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来描绘出这一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反响的发展”[15]，那么意识形态的独立性外观便自然破除了。马克思指出：“这种考察方法并不是没有前提的。它从现实的前提出发，它一刻也不离开这种前提。它的前提是人，但不是处在某种虚幻的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中的人，而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16]在这样一种考察方法下，历史就不再是僵死事实的汇集，也不是想象的主体的想象活动，而是个人的实际生活的能动的过程。马克思进一步批判了唯心主义脱离现实关系的“抽象”，并指出新唯物主义的抽象只是用来为整理历史资料提供方便，但是这种抽象从来不能脱离具体的现实生活实践。在这种新唯物主义的历史观下，马克思进一步指出了德国思辨哲学的意识形态性质的社会历史根源在于生产力、社会状况和意识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是自然分工的结果。马克思指出，只有消灭这种异己性的自然分工，才能使这三者不发生矛盾，才能消灭意识形态对于现存社会关系的扭曲反映。

马克思对于青年黑格尔派理论的意识形态性质的揭示是不够完善的。他仅仅停留于用分工来说明意识形态出现的根源，并不能进一步解释其形成和作用机制。他也没有明确区分虚假意识和虚伪意识这两种不同层次的意识形态及其相互关系。事实上，如果援引《资本论》时期马克思的成熟的意识形态理论分析的思路，青年黑格尔派运动是可以看作在资产阶级虚假意识内部对资本主义的统治关系以及在此基础上的虚伪意识的一种批判。青年黑格尔派看到了国家、民族这些普遍利益的代名词的虚伪性，但是它们对此的超越方式脱离不了资产阶级的自在的虚假意识这种根植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无意识。这些批判虚伪意识的虚假意识在某种意义上进一步巩固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殖民机制，他使得人们满足于这种批判，而放弃了对现实生产关系层面的革命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