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于黑格尔的历史观进行了彻底清算。马克思指出：“黑格尔完成了实证唯心主义。在他看来，不仅整个物质世界变成了思想世界，而且整个历史变成了思想历史。它并不满足于记述思想中的东西，它还试图描绘它们的生产的活动。”[1]过去马克思致力于批判黑格尔逻辑体系的思辨唯心主义特点，这一次，马克思从历史观上入手。他是什么时候开始关注“历史”的呢？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形成了人本主义异化史观。在其中针对黑格尔辩证法批判的段落，他肯定黑格尔否定的否定的辩证法“将人的自我产生看作一个过程”，并指出黑格尔的历史“不是作为一个当作前提的主体的人的现实的历史，而只是人的产生的活动、人的形成的历史”[2]而与之相应，马克思提出了自己的历史观，即扬弃私有财产的异化阶段，而复归人的类本质的“现实的人”的历史。我们知道，马克思的这种历史事实上也只是脱离现实历史的一种哲学逻辑的抽象演绎。但是从其中可以发现一个重要的事实，那就是马克思对于“历史”的定位从来都不仅仅只是在经验历史的堆砌的意义上来谈的，他的“历史”是一种蕴含着逻辑必然性的运动的过程。毫无疑问，这一点是受到黑格尔哲学深刻影响的结果。我们知道，黑格尔将其历史哲学定位为“历史的思想的考察”[3]。黑格尔指出，本来哲学和历史的旨趣是背道而驰的，历史追求史实的真实，而哲学的范围则是与存在无关的观念领域，如果以哲学的方法来治史，“不免把历史当作是一种消极的材料。不许它保存本来的面目，逼迫它去适合一种思想”[4]。这种治史的方式似乎本身就是一种矛盾。转换成通俗的说法，就是要想在惰性的经验历史的长河中去追寻人类价值的终极意义，本身就是一种矛盾。如果从经验的物质实践的考察出发，是无法生长出人类自由的价值内涵的。然而如果抱着对于理性的绝对信仰，“世界历史因此是一种合理的过程”[5]。在黑格尔颇具宗教意味的逻辑建构中，“理性”就是唯一的实体，是绝对的存在。它不是仅仅存在于人们头脑中的空洞的抽象的思维能力，而泛化为万事万物的本质。正是在其自我展开也是自我认识的同一的过程中，自由才得以实现。在这样的历史观中，社会实践的物质性因素被剥离殆尽，因为黑格尔认为有这种物质性因素的制约性存在，人们永远无法获得自由，而唯有将物质实践看作理性精神的载体，看作人类价值的外化，才可以在思想中获得自在自为的自由。虽然黑格尔的历史观是脱离现实物质实践的，但是他始终将历史看作一个具有逻辑必然性的过程的观点深刻影响了马克思。

马克思继承了黑格尔将逻辑与历史结合起来的大致框架，这使得马克思的历史观始终包含着深刻的人文意蕴。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即是如此，那么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呢？当马克思的人本主义异化史观初步解体时，这一“历史”又该如何定位？我们发现，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德意志意识形态》时期的诸多文本中，“历史”并不是马克思的一个显性的关注点。马克思研究经济学，研究政治学，当他越走近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越深入市民社会的交换—分工的经济关系的研究，他似乎就离那种具有逻辑必然性的历史越远。因为在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语境中，资本主义的一切生产关系都是永恒的，而非历史的。当时仅仅站在斯密经济学平台上的马克思很难突破这种视域的局限。但是马克思始终坚信，私有制并不具有永恒的自然必然性，然而这种具有逻辑必然性的历史信念与马克思在经济学政治学研究中接触到的唯物主义的经验历史观如何嫁接呢？在布鲁塞尔时期对经济史的研究中，尤其是对李斯特著作的批判性研究中，马克思意识到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比如斯密萨伊等人理论的抽象性，他们的理论脱离具体的政治历史环境，从而呈现出一种永恒必然性的形态。受到这一思路的启发，马克思意识到如果脱离具体的社会关系，那么一切理论都是抽象的。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正是因为没有对其根植的市民社会的经济社会关系的自觉而沦为一种具有欺骗性的意识形态的幻象。而从历史的观点看来，一定的理论总是根植于特定的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没有理论的这种历史性的自觉，那就是一种意识形态。至此，“历史”重新回到了马克思的视野中，这次它不是作为抽象的哲学逻辑的必然性出场，而是作为前后相继的历史性的考察方法而成为马克思新唯物主义的核心。(www.daowen.com)

马克思提出了原初历史关系的四因素，它们是一切历史存在的前提和基础。“人们之间一开始就有一种物质的联系。这种联系是由需要和生产方式决定的，它和人本身有同样长久的历史；由此可见，对于‘历史’来说这种联系不断采取新的形式，因而就表现为历史。”[6]作为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前后相继的这种物质生产的历史，是马克思此时理论的基本视域。过去学界认为，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似乎已经关注到社会关系，但是却没有关注到“历史”，而到了紧接其后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的新“历史观”突然就出现了，其实这一出现并不突然，因为马克思此时对历史的理解仅仅就是在社会关系的框架之内，它仅仅强调了经济关系、社会关系的前后相继性，在这种历史观的基础上，已经可以很好地揭露黑格尔和青年黑格尔派历史观作为资产阶级理论的意识形态性，却还不能在更深的学理层面上真正超越黑格尔的观念的历史观。

我们先不急着指出马克思此时历史观的局限性，而是来看看其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黑格尔历史观的批判。马克思从此时自己的历史观出发，对黑格尔历史观的合目的性形态进行了分析：“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然而，事情被思辨地扭曲成这样：好像后来的历史是先前的历史的目的，⋯⋯于是历史便具有了自己特殊的目的并成为某个与其他人物（像自我意识、批判、唯一者等等）并列的人物。其实，历史的‘使命’‘目的’‘萌芽’‘观念’等词所表明的东西，终究不过是从后来历史中得出的抽象，不过是从先前历史对后来历史发生的积极影响中得出的抽象。”[7]于是，明明是现实的物质生产推动了历史进程，就变成了观念、意志的有目的的创造行为。这种观念的历史观的现实基础是黑格尔他们从没有正面回应的，反过来说，正是忽略了物质生产和社会关系的客观制约性，使得黑格尔的历史观永远只能在精神世界中解决问题。而马克思指出：“只有通过实际地推翻这一切唯心主义谬论所产生的现实的社会关系，才能把它们消灭；历史的动力以及宗教、哲学和任何其他理论的动力是革命，而不是批判。”[8]我们知道，黑格尔恰恰就是把存在问题消解为价值问题，而超越了康德理论的主客两分架构，被黑格尔认为是偶性的毫无意义的物质性因素在黑格尔的体系中被剔除掉了，因此在黑格尔的历史观中，市民社会的种种矛盾被认为是可以通过伦理层面的具有逻辑必然性的精神的运动过程而自动扬弃的。他将物、他人消解在与“我”的关系中，于是以理性、精神形态出现的“我”成为了绝对的主体，成为逻辑运动的唯一主体，于是“我”便在与物和他人的关系中获得了超脱和自由的可能性。但是黑格尔忽略了一点，当“我”与“物”不是处在思维中的抽象的主客体关系中，而是处于现实的历史进程中时，“物”与“我”的关系就表现为现实的生产关系，他人与“我”的关系就表现为现实的经济关系、社会关系，这种关系对于“我”的一切行动和观念等等都具有先在的外在必然性。它是无法通过转化为“我”的对象性存在这种外化和外化的思辨扬弃来消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