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一条即批判了唯心主义“抽象”地发展了事物的能动的方面。对于黑格尔哲学的“抽象性”，此时马克思是从其思辨的逻辑演绎脱离感性存在，也就是说在现实生活中脱离具体的社会关系来理解的。黑格尔是看到了市民社会的现实矛盾的，即基于交换—分工的经济关系的市民社会以特殊性为其原则，而即便是“看不见的手”发挥着调节性的普遍性原则的作用，但是这种普遍性也只是作为保障特殊性原则的手段，市民社会作为“外部的国家”是无法在自身内部克服其固有的缺陷的。黑格尔没有像其他启蒙时代的思想家那样满足于建立一个保障市民社会自由主义原则的契约国家，而是为了解决市民社会的内在矛盾，构建出一个“理性国家”阶段。黑格尔以古代国家为原型而建构的“理性国家”作为一种伦理理念而在人们的精神世界中自觉克服着市民社会阶段的种种矛盾。虽然在黑格尔的理论体系中，从市民社会到国家是一种必然性的逻辑演绎，但是这种逻辑演绎只存在于从理念到理念的思辨逻辑关系中，因此它只是在理念的世界中完成了绝对精神的逻辑演绎，而与现实无涉。而在现实层面如何克服市民社会的固有缺陷，依然是一个难题。

马克思就是从这一问题出发，而致力于批判黑格尔的法哲学的。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依据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原则批判了黑格尔脱离现实的逻辑神秘主义方法，并指出“对现代国家制度的真正哲学批判，不仅揭露这种制度中存在着的矛盾，而且解释这些矛盾，了解这些矛盾的形成过程和这些矛盾的必然性。这种批判从这些矛盾的本来意义上来把握矛盾。但是，这种理解不在于到处去重新辨认逻辑概念的规定，像黑格尔所想象的那样，而在于把握特有对象的特有逻辑。”[12]虽然马克思已经提出了这样一种基于现实本身的内在矛盾来批判现实的原则，但是对于这一方法论原则的具体运用，马克思的思考远未成熟。他此时对于黑格尔理性国家观的批判只是直观地指出了黑格尔以“古代国家”为原型的“理性国家”与现实的普鲁士国家的巨大差别，从而证明黑格尔就是为了粉饰封建普鲁士国家而进行了脱离现实的思辨逻辑演绎。马克思此时的观点是，理性国家并不应该向普鲁士现状倾斜，而应该完全按照古罗马共和国的模式，废除私有财产，才能成为真正自由平等的现代理性国家。此时马克思本人的逻辑也是完全脱离现实矛盾的恣意建构。而到了《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就发现了这种资产阶级民主国家自由平等的虚幻性，他意识到建基于自由主义原则的市民社会基础上的政治制度依旧被私利所制约，于是他放弃了理性国家的黑格尔式理想，转而寄希望于“人类解放”的乌托邦诉求。而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发现了黑格尔辩证法对于劳动过程中人的主体性价值的彰显的意义，在费尔巴哈人本学的影响下，马克思发现私有制的市民社会是一种颠倒了人的本质的异化的状态，而只有废除这种以分工—交换为基础的私有制，才能废除异化劳动，从而复归人的本质力量对对象世界的重新占有。在如何废除私有制的关键问题上，马克思虽然看到了“自然科学却通过工业日益在实践上进入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并为人的解放作准备，尽管它不得不直接地使非人化充分发展。”但是他人为地将这种私有财产和工业的性质一分为二，推动社会进步的是其中的人的对象化力量，而造成社会关系非人化的是其中的异化力量。马克思此时的逻辑就是废除异化，而复归对象化。如何废除异化？马克思认为就是要进行共产主义运动。而如何进行共产主义运动，就是要废除异化——马克思在这一关键问题上陷入了循环论证。因为从私有财产的此岸世界到人道主义的彼岸世界，马克思还真找不到什么跨越的可行途径，事实上这也不存在。而沿着工业、私有财产作为人的对象性力量的确证这一思路，马克思在《神圣家族》和《评李斯特》中，逐渐将人本主义的对象化劳动沉降到现实经济生活表层的物质生产，并发现了物质生产中的经济关系存在着矛盾性因素。但是这样一种摆脱了人学批判的经验实证的视角也就和马克思社会批判的夙愿——对人的主体性的彰显脱节了，因此他始终希望要唤起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让他们认清这个社会的异化现实，从而走出摆脱异化的第一步。在《神圣家族》、在《评李斯特》中都是如此，因此，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也依然反复强调“革命实践”的重要性。这不是单纯因为现实的生产实践的内在矛盾可以推动现实自我超越，而是希望依靠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力量来废除异化的私有制。

可见，马克思还在依靠人学批判的拐杖，从其思想根源上来说，他对思辨唯心主义的批判还是不彻底的，进一步说，这是因为他对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的理解也还不够深刻。确实，黑格尔哲学是脱离现实存在的精神世界的逻辑演绎，这对于此时站在现实社会关系维度上透视市民社会的马克思来说黑格尔是抽象的，但是黑格尔将现实生活中的各个因素看作朝向某种理念而沿着某种必然性的逻辑轨迹不断运动的过程中的环节这一发生学思路，却能将价值批判与历史发展内在地结合起来。虽然黑格尔的理性国家有其脱离现实的虚幻性，但是它预示着市民社会的内在矛盾沿着其固有逻辑的运动将会必然灭亡，而唯有在一个更高的阶段上才能解决市民社会的内部矛盾。但是由于黑格尔对市民社会的矛盾的理解是基于斯密式的分工—交换逻辑，而在这样一种理论层面上，虽然已经能够看到“看不见的手”作为一种强大的现实力量推动着社会的进步，并且与市民社会的特殊性原则处于一种对立统一的制衡关系中，从而保障了市民社会的持续发展。但是黑格尔已经在逻辑学的规定中，预示了这种依靠相互制衡的外部性因素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市民社会的缺陷。因此在市民社会中的契约国家作为一种外部的国家无法摆脱市民社会的经济关系，它作为伦理理念的自为阶段尚不完善。黑格尔的这种预言虽然表面看来仅仅具有逻辑必然性，因此被斥之为逻辑神秘主义，但是如果将其与现实经济关系的剖析联系起来，却可以发现这是黑格尔的天才式洞见。因为一般的思想家如果站在交换—分工的平台上，是无法发现市民社会的内在缺陷的，他们只会在异化中觉得很自在，因为在交换—分工的基础上，只会展现自由平等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幻象，比如以斯密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而即便如马克思，他此时也已经站到了交换—分工的经济关系的理论平台上，但是他超越私有制社会的思路也依然在依靠外在的人学批判。因为从交换—分工的理论层面无法发现私有制经济关系的本质性的内在矛盾，也即推动这一制度自身灭亡的矛盾性因素。

此时的马克思与彼时的黑格尔遇到了同样的理论瓶颈。黑格尔是这样克服的，他放弃了对现实的经济关系的进一步研究，而沿着其逻辑自身的必然性轨迹建构其理性国家观，他为了其天才的逻辑体系而牺牲了理论的现实性，当然这也是因为黑格尔当时历史发展的阶段限制了其理论视域的进一步拓展。而马克思却深入市民社会经济关系的层层剖析，最终在最为本质和具体的资本关系中发现了资产阶级社会的本质性矛盾，从而现实地解答了这一历史性难题。从这一更深刻的哲学视角出发，黑格尔的抽象性不仅仅在于其脱离现实感性存在的思辨性，而其背后的根源在于其所站立的市民社会分工—交换的理论平台的抽象性。黑格尔的国家理念作为一种“预言”式的逻辑结论，是一种超越时代和自身视野的天才洞见。

[1]笔者以马克思1845年的稿本为研究底本。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4页。

[3]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下卷），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295页。

[4]光看这第一条，马克思的实践很容易混同于赫斯的那种抽象的主体实践，但是联系第六条，可知马克思此时的实践已经是一种处于特定社会关系中的实践。

[5]参见翁寒冰、唐正东：《马克思哲学路径中的“两条线索、三重逻辑”》，《南京社会科学》，2012年第10期。(www.daowen.com)

[6]《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78页。

[7]《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74页。

[8]《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70页。

[9]《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73页。

[10]《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79页。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6页。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