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全面清算了费尔巴哈直观唯物主义的方法论缺陷。在第一条中，马克思批判了费尔巴哈对对象事物采取直观的方法，而不是把对象放在主客体活动的关系中加以理解，更没有将对象放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加以考察。

我们知道，在费尔巴哈的新哲学中，区分了两种直观，一种是表象直观，一种是感性直观。费尔巴哈在《未来哲学原理》中指出：“人们最初看见的事物，只是事物对人的表现，而不是事物的本来面目，并不是在事物中看见事物本身，而只是看到人们对于事物的想象，人们只将自己的本质放进事物之中，并没有区别对象与对象的表象。表象在无教育的、主观的人看来，要比直观易于接近，因为在直观中他被排除于自己之外，在表象中他却保留于自己之中。但是对表象怎样的，对思想也是怎样的。”[7]费尔巴哈认为，过去的经验论从表象直观开始，即从对象对于人们的表现开始认识，将对象转化为观念或思想。而表象直观恰恰是思辨唯心主义取消事物独立存在地位的第一步。在表象直观中，人们所认识的并不是事物本身，而只是主体对于对象的想象而已。因此，思辨哲学从一开始就是从思维的想象和主观创造开始的，而与对象本身无关。比如黑格尔哲学就是从存在的概念开始，而非从存在开始。

费尔巴哈认为，要对事物本身进行正确的认识，必须对思辨哲学的方法论进行起源学上的批判。“只有那种不需要任何证明的东西，只有那种直接通过自身而确证的，直接为自己作辩护的，直接根据自身而肯定自己，绝对无可怀疑，绝对明确的东西，才是真实的和神圣的。⋯⋯直接认识的秘密就是感性。”[8]费尔巴哈的方法论原则就是感性直观，“新哲学是转变为理智的心情”。在费尔巴哈的新哲学中，任何一种感性存在都具有独立的主体地位，所谓的主体客体的区分仅仅是“我”以及“我”的对象的区别。而感性直观，就是主体在与对象打交道的时候，并不是将对方消解在主体的认识之中，而是通过对对方身体性的感觉和体验，通过爱的情感，来感知对方本身，也确证主体的存在。这种感性直观必须在人与人的直接交往中才有可能，这是一种无中介的，直接的感性体认，“人与人的交往，乃是真理性和普遍性最基本的原则和标准”[9]

费尔巴哈之所以提出感性直观，就是为了批判思辨哲学的抽象思维完全脱离感性存在而任意建构世界的僭越，而在费尔巴哈看来，思维不能完全反映现实存在是很正常的，因为思维是普遍性，而现实存在是个别性，因此思维和存在之间的分离和对立很是正常，而如果将其对立消解在思维的统一性之中，这就是思维的僭越了。具有客观真理性的思维应该允许被感性直观所打断，并由此而修正自己。在这样的认识论原则下，真理的标准不再是与本质上只是思维本身的理念的同一，而是直观，即以感性存在、感性交往为基础的感性直观：

（感性）直观在最广泛的意义下了解事物，思维则是在最狭隘的意义下了解事物，直观给事物以无限制的自由，思维则给事物以规律，但是这些规律常常只是强制的，直观使头脑清明，但是不作任何规定和决定；思维则规定头脑，但是常常也限制头脑；直观并无任何原理，思维自身是没有生命的，法则是思维的事情，法则的例外则是直观的事情。由此可见，既然只有为思维所规定的直观，才是真正的直观；反过来说：也只有为直观所扩大所启发的思维，才是真实的现实界的思维。[10](www.daowen.com)

然而从根本上说，这一感性直观是无法规定的，它只在人与人的相互交往中达成理解，而无法传达关于感性存在的“知识”。因此费尔巴哈的感性直观虽然奠定了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即重新确立了感性存在的独立主体地位，而将思维从第一性的创造性原则退回到事后的一种被动性的表达形式。但是对于这一原则如何在现实生活中有效贯彻，费尔巴哈却又回到了抽象的哲学概念的建构中。因此，一旦赫斯将费尔巴哈哲学引入现实社会的批判中，费尔巴哈哲学的这种神学性就越发醒目。费尔巴哈建构其唯物主义新哲学的失败经历告诫马克思，这种以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为基础的唯物主义哲学必须依托现实的社会关系，而非再次回到抽象的哲学乌托邦的建构之中。因此，并不是在抽象的肉体的人及其交往的基础上完成存在与思维的统一，而是以具体的社会实践为沟通思维与存在，或说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中介桥梁。

受到施蒂纳的批判的启发，马克思发现，思维的此岸性并不是通过对感性存在的直观体认这种经院哲学的认识论方式而得以确立，而唯有通过社会实践活动，才能证明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才能真正实现思维与存在的统一：即通过革命的实践活动而改造现实世界。对于现实世界的异化状况也不能通过将其分裂为本真的世界和异化的世界这种抽象的哲学两分法来克服，而必须从这个现实世界的内在矛盾中来发现克服其异化状态的方法，即通过革命的实践活动现实地消灭这个世俗世界。因此马克思说：“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11]而从这种现实的实践活动的视角出发，马克思新世界观的认识论原则就不再是抽象的直观，也不是思辨的神秘主义的逻辑演绎，而是将这个现实世界中的各因素置于具体的社会关系之中加以考察的方法。在直观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原则下，最多只能达到对个体和市民社会的直观，这就是施蒂纳所达到的层次，但是这一层次只是对市民社会的现象层面的意识形态误认，而从这种新的社会实践基础上的社会关系视角出发，个体的个性只是假象，而唯有阶级属性是其本质，市民社会的追逐利益的自由公平竞争也是假象，而其背后的经济关系是导致这种现象的根源。从这种新的认识论原则出发，市民社会的内在矛盾会引发革命实践，从而引导人们推翻现实世界而走向“人类社会”。

但是必须强调，马克思此时将整个哲学从过去的认识论框架转向现实的社会实践框架并且在实践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社会关系维度的认识论方法虽然宣告了问题式层面的断裂，但是对于其中的具体原则还有待进一步深化。对于市民社会的内在矛盾，在《评李斯特》中，马克思笼统地指出“一种劳动组织就是一种矛盾”，参照《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还是从异化批判的角度来理解这种矛盾，并将市民社会的分工理解为异化产生的根源。可以看到，马克思此时已经尽力在说明这种异化现象出现的现实必然性，它一定是源于某种市民社会的经济关系的内在矛盾。但是对于这种矛盾的理解，马克思依旧停留在市民社会表层的经济关系现象分析中。在这种交换—分工的斯密式经济关系视角中，马克思无法发现市民社会的内在本质性的矛盾，而交换—分工所导致的社会矛盾又无法成为推动市民社会灭亡的本质性力量。因此马克思此时特别强调革命实践，他是想依靠无产阶级的意识觉醒，引导他们发现市民社会的异化现象源于其经济关系的内在本质，是无法轻易克服的，只有发动革命推翻这一制度。因此马克思在这一文本中反复强调，只有通过革命实践，才能完成存在与思维的真正统一，走向“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

马克思此时虽然建构起实践范式以区别于以往一切哲学在解决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统一性问题上的缺陷，但是他的实践概念本身就包含着模糊的矛盾性。它既强调革命实践的主体性，又强调社会物质生产的客观矛盾性。这是因为马克思虽然早在《神圣家族》中就开始逐渐脱离主体的本真的对象性活动，而研究尘世的物质生产，但是他此时的经济学研究尚不足以发展出一条独立的依靠现实的内在矛盾运动来完成现实自我超越的思路，因此马克思还需要从主体性上入手，希望通过对主体的强调来唤起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通过对这一实践概念的矛盾性的解读，可以发现马克思尚不足以完全脱离人学价值悬设的外在批判的思路。其主体性的价值批判与客体性的现实矛盾线索还无法内在结合起来。而随着其经济学研究的深入，马克思的历史观将从社会实践的基础过渡到物质生产的基础，并从物质生产的表象深入剖析其经济关系——从商品关系，到货币关系，再到资本关系，最终在具体的生产过程中发现剩余价值剥削的秘密，从而发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本质性矛盾必然会推动这个充满着“卑污的犹太人的实践”的市民社会的最终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