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写于《笔记本中的札记》下方，是马克思方法论转折时期的重要过渡性文本。在这一文本中，马克思首次提出了对费尔巴哈的批判，他开始在方法论上扬弃了直观唯物主义和思辨唯心主义的两极，以社会实践为框架建构起自己新的哲学范式。

《提纲》[1]的第一条是马克思对过去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哲学性质的清算：

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因此，和唯物主义相反，能动的方面却被唯心主义抽象地发展了，当然，唯心主义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费尔巴哈想要研究跟思想客体确实不同的感性客体：但是他没有把人的活动本身理解为对象性的（gegenstandliche）活动。所以，他在《基督教的本质》中仅仅把理论的活动看作是真正人的活动，而对于实践则只是从它的卑污的犹太人的表现形式去理解和确定。因此，他不了解“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2]

马克思开始反思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哲学的方法论缺陷。这种直观的唯物主义将对象、现实、感性存在置于孤零零的境地，这种超越主客体关系，超越一切现实社会历史关系的维度实际上恰恰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抽象的观照方式。而唯心主义的方法论却刚好填补了这一缺陷：“能动的方面却被唯心主义抽象地发展了。”这一断语如何理解？

从上下文看，马克思认为唯心主义恰恰是把对象、现实、感性存在置于与人相关的维度中来加以理解。这一点是很好解释的，从笛卡儿开始，近代哲学的认识论特征确定了主体的绝对的地位。黑格尔的哲学虽然是一种客观唯心主义哲学，但是“绝对”也只是将人的理性思维从人的感性存在中分离出来而绝对化为一种客观力量。黑格尔对于事物的观照方式始终是将其置于与主体的相互关系之中来考察的，“事物就是‘我’；在这个无限判断里事物事实上是被扬弃了；事物并不是自在的东西；事物只有在关系中，只有通过‘我’以及它与‘我’的关系，才有意义。”[3]在这种将认识论绝对化为本体论的思路中，事物不再具有独立自在的地位，而通过与“我”的关系而对“我”来说获得了某种主体性的价值和意义。在这种方法论的观照下，事物，特别是现实的实践活动就内在地蕴含了某种主体批判价值，事物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并不是只能依靠外在的价值悬设而在彼岸世界进行批判，而是可以通过主体的实践活动而予以改造的。在主体的对象性活动中，现实才获得其“为人”的价值。从第一条看来，似乎这一人的感性活动、主客体关系还只是从抽象的主体实践的意义上来谈的，其社会维度和历史维度并不明显。[4]但是从马克思批判唯心主义的“抽象”时可知，马克思此时已经是从社会关系的角度来理解这种主体实践的条件性。(www.daowen.com)

唯心主义的“能动”的方面的意义却不仅如此。在黑格尔哲学中，现实、事物不仅仅在与人的关系中获得意义，而且作为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环节而获得现实价值与意义。这一点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才明确地指出。从这一角度看来，任何现实存在都被破除了永恒的意识形态幻象，而只是其自身逻辑发展过程中的阶段性存在。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这一推动现实发展的动力在于分工所代表的社会生产力。但是笔者需要强调的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存在两种分工的逻辑：一种是将分工作为异化的根源的哲学批判逻辑，一种是将分工作为现实生产力发展的客观经济线索的历史性叙述逻辑。可见，马克思虽然已经发现历史是具有其内在发展逻辑的，但是还不能正确指出这一客观逻辑具有必然灭亡的内在矛盾性，而依然延续着异化史观的思路需要依靠外在的异化批判来论证其必然灭亡，这是由他此时经济学研究水平所决定的。[5]

而直到《资本论》及其手稿时期，马克思才真正全面地理解了唯心主义的“能动”的方面，并且批判性超越之。在“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科学认识论的视角中，任何一个范畴都需要在其更具体的形态中加以透视才能真正把握，而任何一个范畴也都将此前的一切发展阶段作为要素而保存其中。只有将这样一种结构关系在历史发生学的逻辑中加以透视，才能解开资本主义“拜物教”的迷雾。比如货币关系必须在资本关系中才能真正把握，而资本关系则将商品关系、货币关系都作为从属的要素保存其中。在资本关系中，资本和劳动交换不再表现为货币关系中的等价交换，而是表现在生产过程中的剩余价值剥削。在剩余价值实现的过程中，表现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包含的矛盾[6]：以广大生产者群众的被剥夺和贫穷化为基础的资本价值的保存和增殖，与无限制的增加生产、发展劳动社会生产力的生产方式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资本主义由于自身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发展的不可调和的矛盾运动而走向灭亡。而这样一种“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科学认识论正是继承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基本内核。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马克思始终没有忘记唯心主义的根本缺陷在于“抽象地”发展了能动的方面。何谓“抽象地”？在德国思辨唯心主义的逻辑结构中，事物的物质性方面都被作为僵死的、转瞬即逝的部分而被忽略。黑格尔虽然从来没有在存在论意义上否认感性存在的独立地位，但他认为这种偶性的存在是没有意义的。但是对这一物质性方面的忽略恰恰出了大问题。因为他们没有意识到，对象的这种物质性方面在自然存在的意义上具有独立的地位，而在社会存在中恰恰是一切人类实践活动所建基的“绝对”条件与关系，尤其是其中居于基础地位的经济关系。如果脱离了这一特定的基础，那么一切思辨的演绎再如何精妙，都不具有任何现实作用，而对象的能动的方面也成了可以任意捏造的笑话。黑格尔他们主动放弃了这一点，而事实上费尔巴哈也没有重视这一点。费尔巴哈虽然强调了感性存在的独立主体地位，但是他的这一感性存在也是脱离具体关系的抽象哲学概念。而马克思却在对经济史和政治史的研究中体认到任何感性存在，以及实践活动都不能脱离特定的社会条件和经济基础。这一“具体性”原则是超越唯心主义“抽象”的有力武器。

由此，必须指出马克思在《提纲》中的实践绝不是抽象的主体活动，而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关系中的社会实践。如果仅仅停留于主体实践的层面上，那么马克思依然还囿于唯心主义的“抽象”的能动的方面，这在《提纲》的第六条中得到了进一步的正面说明。马克思此时对于主体——人的理解，不再是真正的人，也不再是肉体的人，而是一定社会关系中的人。只有这样的主体，才有可能真正进行革命的实践活动，才有可能不仅认识世界，而且现实地改造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