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在这篇札记的第二行和第三行谈到了国家的问题。革命、古代国家、现代国家，这之间有何种关联？联系写于1844年11月的《关于现代国家的著作的计划草稿》，马克思指出：“现代国家起源的历史或者法国革命。政治制度的自我颂扬——同古代国家混为一谈。革命派对市民社会的态度。一切因素都具有双重形式，有市民的因素，也有国家的因素。”[26]可见，马克思是通过研究法国大革命的历史来考察现代国家的起源问题。（马克思在1843年秋天打算写一部《国民公会史》，为此他对雅各宾党人勒瓦瑟尔的回忆录作了摘要。）此外，也许在阅读了施蒂纳书中对国家和革命的抨击和嘲笑之后，马克思进一步巩固了自己的想法。在法国大革命的时代，资产阶级在理论上以古罗马城邦国家为原型构建其现代国家，这是一种政治制度的自我颂扬。事实上，现代的资产阶级国家的性质是由市民社会决定的，而不是通过异化—复归的思辨运动所能回复的某个理性国家的原点。资产阶级为什么要以古代国家为原型而建构其现代国家呢？这是因为在革命中，资产阶级必然要通过将自身利益的普遍化来拉拢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对这一点的作了很好的说明，在革命中，“每一个企图代替旧统治阶级的新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就是说，这在观念上的表达就是：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27]黑格尔的国家理念就是这一过程的产物。资产阶级国家的这种意识形态特点掩盖了其真实的基础——市民社会。革命派总是将市民因素和国家因素分开，似乎市民因素代表了私利，而国家因素代表着普遍利益；而事实上，这种两分是完全虚构的，在现实的社会状况中，只有一种决定性因素，那就是市民社会的基础地位。马克思通过彻底揭露资产阶级的现代国家的虚幻面貌，来论证其共产主义运动的目标——“为消灭国家和市民社会而斗争”[28]

通过对现代国家起源的历史的考察，马克思意识到经验主义的唯物主义的考察方法往往流于意识形态的表象，而只有在一定的具体的历史的社会关系中，才能完成对事物的更为全面的考察。这一方法论的转型是马克思自我批判以及与赫斯的实践哲学的重要界划。从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带有人本主义色彩的对象化劳动来抽象理解人的本真的实践活动，再到《神圣家族》中从现实的工业、生产方式来理解人的现实实践活动，马克思虽然逐步从抽象思辨的思维方式中解脱出来，却又一下子落入唯物主义的经验直观的方法。对比一下施蒂纳的“唯一者”理论就可以清醒地看到，这种唯物主义的经验直观的方法在历史观上就暴露出其超越特定现实历史条件的抽象特性。当马克思在《笔记本中的札记》上写下第三条：“概念”和“实体”的时候，他或许正在思索，思辨唯心主义将概念作为其逻辑演绎的主体，直观唯物主义将实体作为唯一的独立的感性存在，这都是意识形态的误认的结果。在历史观上，它们处于同一个理论水平，都会陷入唯心主义的陷阱。而马克思的新世界观将同时扬弃这两种方法，在具体的历史的社会关系中考察特定的人类实践活动。

然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的成熟绝不是一蹴而就的。马克思虽然已经确立了从具体的历史的社会关系出发来考察事物的方法论原则，但是对于这一“历史”的理解的不同程度也决定了对于事物理解的不同深度。是流于表面现象的前后相继的“历史性”原则，还是透视事物背后的深层历史逻辑的发生学方法，这是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与《资本论》及其手稿时期的理论视域的差别所在。但是对于1845年4月的马克思来说，他的这一方法论的自觉转向是尤为深刻的，这使得马克思彻底告别了青年黑格尔运动的理论阵营。当然马克思的这一转向更重要的契机在于对经济学的进一步研究。在1845年2月开始的《布鲁塞尔笔记》中，我们发现马克思阅读了大量的经济学史。张一兵教授指出，正是在经济史的研究中，马克思产生了某种“顿悟”，而这种顿悟的成果体现在《评李斯特》中，马克思看到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只是给这一社会制度提供相应的理论表现”，而其基础则在于市民社会的特定经济社会关系。推而广之，一切经济学、哲学等等都不具有真正的独立性，而是特定社会经济关系的产物，“不同的经济关系必然导致不同的社会关系，不同的社会关系才形成特定的具体个人生存的规定性”[29]。这一经济史研究中的顿悟与政治史研究的推进同步发生，马克思宣告了此前一切非历史性学说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特征。

这一份《笔记本中的札记》在过去的研究中鲜有人问津。然而对于它的解读刚好填补了马克思在短时间内迅速作出方法论转型的理论空白，由此我们可以补充马克思这一问题式层面转型的更多细节步骤与直接背景。在对此文本的解读中，我们发现，马克思这一转折不仅仅是他经济学的研究推进的成果，也是对黑格尔及青年黑格尔派的国家理论与思辨哲学的持续反思和批判的宝贵成果。马克思的这一道路是相当漫长而极其曲折的，从《莱茵报》时期的“苦恼的疑问”对黑格尔理性国家观的直觉性的质疑开始，马克思到此时才发现黑格尔理性国家的真正错误所在。从彻底批判黑格尔的国家学说的计划开始，马克思最终完成了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全面清算。从这四行札记的内容来看，施蒂纳的理论虽然本身没有太多理论深度，但是对于马克思的问题式转型产生了正面和反面的强烈的影响效应。他引发了马克思对于自己思路的彻底反思，这一点是可以得到确证的。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73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54页。

[3]［德］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140页。

[4]［德］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34页。

[5]［德］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37页。

[6]［德］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41页。

[7]［德］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41页。

[8]［德］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53页。

[9]［德］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93页。

[10]［德］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106页。

[11]［德］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109页。

[12]［德］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119页。

[13]［德］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133页。(www.daowen.com)

[14]［德］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161页。

[15]［德］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204页。

[16]由于《德意志意识形态》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写作（赫斯也参与了写作），并且主要由恩格斯最终誊写，所以大多篇幅无法区分究竟是谁在写作。因此除非能够肯定是恩格斯的言论，否则笔者在行文中一律默认为马克思的观点，这肯定是不符合事实的，但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17]［日］广松涉：《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7页。

[18]［日］广松涉：《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9页。

[19]笔者仅就《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章《费尔巴哈》的内容作为研究对象来讨论马克思批判施蒂纳的主要思路，所用的文本《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也包含了马克思后来在第一章中删除的施蒂纳的相关批判。

[20]［日］广松涉：《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4页。

[21]［日］广松涉：《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4页。

[22]［日］广松涉：《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4—76页。

[23]［日］广松涉：《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22页。

[24]［日］广松涉：《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24页。

[2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31页。

[2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38页。

[27]［日］广松涉：《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0页。

[2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38页。

[29]张一兵：《回到马克思》，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6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