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那些神灵的利己主义者相对立的利己主义的“唯一者”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施蒂纳在此书的第二部分用冗长的篇幅向我们解释了这个唯一者的过“人”之处。在解除了宗教、道德、法律、真理、国家、社会、人民、民族、祖国、人类以至世界本身等等迷雾般的关系之后的“唯一者”，就是“我”自己，“‘我’把无当做‘我’的事业的基础”。它既不是费尔巴哈那种要依靠对象来确证自身的抽象的感性存在的“我”，也不是鲍威尔的精神世界中的自我意识，而是一个彻底的利己主义者，即解脱出所有关系，仅仅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努力争取的“我”。这个世界是“我”的创造物和所有物，“我”是这个世界的尺度。“我”的权力不是什么法律所认可的天赋人权，而是“‘我’决定，一件事在‘我’之中是否是有其权利的，在‘我’之外就不存在什么权利。”[15]遵从我的个性是最大的自由，任何道德、法律、国家都是“我”的束缚和敌人。“我”不需要为了别人作出任何牺牲，而是夺取“我”自己想要的任何东西。“我”也可以爱，但是这种爱不是为了某一崇高的目的的自我牺牲，而是出于自己的利益主义目的——让“我”幸福而去爱。而代替国家、社会的利己主义者之间的联盟就是以这种爱为基础的交往，即一种“互惠”。对于施蒂纳而言，他并不是创造了什么新的社会理论，而只是把笼罩在资本主义社会之上的含情脉脉的面纱揭掉了。作为德国小资产阶级的代言人，他直白地宣告了自身的欲望和诉求。

当马克思在笔记本中写下这行札记的时候，可见施蒂纳的思想对他产生了一定的震动。施蒂纳在何种意义上影响了马克思？这不仅仅体现在《德意志意识形态》[16]中马克思花了几百页逐字逐段批判了这本《唯一者及其所有物》，不仅仅表现为马克思在读完此书后对费尔巴哈、蒲鲁东等人评价的瞬间转变，更体现在马克思对自己思想问题式层面德国唯心主义残余的彻底清除。施蒂纳思想的影响与马克思本人的经济学历史学研究相互参照，共同推动了马克思新世界观的诞生。

虽然在马克思的文本中，我们所能见到的都是马克思对于施蒂纳的批判，但是首先，我们不能否认施蒂纳的思想对于马克思思想转折的问题式层面的深刻影响。麦克莱伦认为在施蒂纳大杂烩般的书中，要找出对马克思产生直接影响的地方是很难的，施蒂纳的很多思想都是当时德国思想界的陈词滥调，比如异化、剥削等等。但是马克思为什么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要花费如此篇幅来批判施蒂纳？显然施蒂纳的理论是有其价值的。笔者认为，施蒂纳的理论至少在以下两个方面正面影响了马克思。

首先是施蒂纳的“中迷者”理论对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诞生的启发作用。施蒂纳将宗教、道德、法律、真理、国家、社会、人民、民族、祖国、人类以至世界本身当作加之于利己主义的个人身上的观念束缚，这一思想马克思是部分认同的。特别是施蒂纳对于国家的洋洋万言的批判，让马克思进一步肯定了他在《论犹太人问题》中就已经指出的资产阶级民主国家平等自由的虚幻本质。但是施蒂纳并没有指出这些“迷”的现实历史基础，也没有指出“解谜”的现实可行路径。在施蒂纳的论述中，这些观念的统治具有前后相继的历史发展顺序，马克思指出，这是施蒂纳受到黑格尔理论影响的错误知觉。事实上，意识形态本身没有历史。笔者认为，正是受到施蒂纳思想的直接影响，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完整阐发了其意识形态理论。

其次是施蒂纳对于费尔巴哈与蒲鲁东等人的批判，让马克思意识到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线究竟在哪里。施蒂纳指出了费尔巴哈与蒲鲁东也是抽象的观念论者。这使得马克思在《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首次出现了对两人的批判。也使得马克思开始思考，什么样的唯物主义才是彻底的唯物主义。马克思意识到，并不是以感性存在作为对象的理论就是真正的唯物主义理论，费尔巴哈的直观的唯物主义在社会历史领域恰恰就退回到唯心主义的阵营中，关键在于以怎样的方法来认识感性存在[17]；并不是以人为前提的理论就是真正的革命的共产主义理论，费尔巴哈以“共同人”的规定为基础的共产主义言论让共产主义运动退回到抽象的范畴[18]。马克思在经济学研究之余，反思自身理论的唯心主义残余，确立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线：原初历史关系的四个因素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意识与分工理论。(www.daowen.com)

在确立了新世界观的基本框架之后，马克思才开始重新彻底清算德国唯心主义哲学的理论错误与实践影响。这其中的对象当然也包括施蒂纳。虽然施蒂纳的理论无疑影响了马克思的思想转折，但是他的方法论思路在此时的马克思看来并没有离开青年黑格尔派的基本逻辑，而且其经验直观的理论基础相当薄弱。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我们看到马克思对施蒂纳的批判主要集中在历史观和主体理论上。[19]

施蒂纳的历史观是马克思的主要诟病之处。《德意志意识形态》是马克思用新的历史观对思辨唯心主义历史观的彻底批判，而施蒂纳的历史观除了完全应和马克思对于青年黑格尔派历史观的整体批判以外，还在逻辑思路上特别糟糕。马克思对施蒂纳历史观的批判主要有二：第一，施蒂纳的历史是观念的历史，而非现实生产的历史。这是青年黑格尔派哲学家的通病，而施蒂纳最为明显。他将社会批判转化为宗教批判，将一切占统治地位的现实关系转化为宗教关系。在施蒂纳的书中，所有历史线索都以观念的不同发展阶段而呈现，似乎这些意识形态的历史阶段本身是具有历史发展的内在线索的。而马克思指出，意识形态并不具有独立性，而是建基于特定的现实生产条件和社会状况之上。之所以出现这种似乎是观念成为历史运动主体的错觉，是由于他们不能认识历史本身的真正发展动力而产生的幻想，这被马克思称之为“德国式的历史编纂学”。[20]马克思还揭示了证明精神在历史上的最高统治的戏法的三个步骤：第一步是把进行统治的经验的个人或阶级的思想同他们本人分离开来；第二步是使这种思想统治具有某种内在联系和秩序；第三步是为了消除这种观念统治的神秘外观，把它变成某种人物，比如“自我意识”，而这些人又被看作历史的制造者。马克思称：“这样一来，就把一切唯物主义的因素从历史上消除了，于是就可以任凭自己的思辨之马自由驰骋了。”[21]其二，施蒂纳的历史完全是胡编乱造，是为了其目的有意利用和歪曲历史。马克思指出，黑格尔第一次将全部人类历史纳入其思辨逻辑之中，“没有巨大的精力和远见是不可能的”，但是施蒂纳之流只是满足于利用和改造历史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在那种情况下，完全不要求有任何历史知识”。这尤其体现在施蒂纳对于黑格尔教阶制的歪曲利用之中。[22]

施蒂纳将“唯一者”定位为真正现实的人。而马克思指出，这种离群索居的纯粹的“个人”是超历史的抽象存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前提是处于一定社会关系中的人。马克思指出：“各个人的出发点总是他们自己，不过当然是处于既有的历史条件和关系中的自己，而不是意识形态家所理解的纯粹的个人。”[23]在资产阶级社会中，由于分工而产生了社会关系的独立化，有个性的个人和阶级的个人出现了分离，但这只是一种现象层面的误认，事实上，“他们的个性完全受到特定的阶级关系的制约”。“在资产阶级统治下，个人被设想的比先前更自由些，因为他们的生活条件对他们来说是偶然的，事实上，他们当然更不自由。这是因为他们更加屈从于物象的强大力量。”[24]而施蒂纳的“唯一者”恰恰就是资产阶级条件下这种误认的产物。反对中迷者的施蒂纳本身也是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中迷者。

反观《笔记本中的札记》，作为出现在青年黑格尔派阵营中影响了马克思的最后一人，施蒂纳被恩格斯在11月19日写给马克思的信中称作“从唯心主义的抽象概念跌到了唯物主义的抽象概念，结果一无所获”[25]。但是至少，他将马克思进一步引向了现实的起点，虽然这个现实还是在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误认之中的经验直观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