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对蒲鲁东的思想也表达出一点不满，即他只是在政治经济学异化的范围内完成了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但是与鲍威尔兄弟和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相比，马克思认为蒲鲁东的发现是革命性的，“从政治经济学观点出发对政治经济学进行批判时所能做的一切，他都已经做了”[20]。与此后的《哲学的贫困》和《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相比，马克思对蒲鲁东的评价是过高了。究其原因，除了因为《神圣家族》一书主要是针对鲍威尔兄弟等思辨哲学家这一批判对象以外，更重要的是因为马克思此时本人的理论层面并没有彻底超越从抽象价值悬设出发的现实批判思路，这导致他无法作出对蒲鲁东的客观评价。

我们知道，《神圣家族》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了彻底清算思辨哲学的理论错误，消除其恶劣的实践影响而写作的一部具有明确现实针对性的批判性著作。而在此中对于蒲鲁东的阐述与评价是通过批判埃德加·鲍威尔对蒲鲁东的歪曲为中介的。马克思的主要论争对象是埃德加·鲍威尔，与鲍威尔相比，蒲鲁东从现实经济现象的分析入手，对于平等的理念进行历史性考察的理路刚好与鲍威尔将现实的矛盾引向思辨逻辑演绎的思路形成了鲜明对比。因此从论战的策略上讲，马克思刻意拔高蒲鲁东，以贬低鲍威尔兄弟，也是情有可原的。事实上，马克思虽然批判鲍威尔将蒲鲁东歪曲为一名思辨哲学家，但是从蒲鲁东思想的问题式层面看，确实与思辨哲学的思路存在某种家族相似性，都属于唯心主义的理论视域。

虽然埃德加·鲍威尔被马克思指责为不懂经济学范畴的概念内涵，但是蒲鲁东对于价值、资本等等范畴的理解也都是表面化的。我们先看看马克思对蒲鲁东的这一段评价：

在蒲鲁东那里，地租、利息和利润都消失了，因为在他那里私有财产消失了。于是剩下的只有劳动时间和预支费用。蒲鲁东既把劳动时间，即人类活动本身的直接定在，当做工资和规定产品价值的量度，因而就使人成了决定性的因素；而在旧政治经济学中决定性的因素则是资本和地产的物质力量，这就是说，蒲鲁东恢复了人的权利，虽然还是以政治经济学的、因而也是矛盾的形式来恢复的。[21]

首先，在马克思看来，蒲鲁东不从政治经济学的范畴地租、利息和利润出发考察问题，也就是摆脱了私有财产。这样的看法表明了此时的马克思与蒲鲁东的天真，他们以为在研究中不使用这些政治经济学的范畴，也就在现实中摆脱了私有财产的桎梏。可见，马克思对于思辨哲学家的批判也适用于他此时的自己。再看下面，蒲鲁东把摆脱了私有财产的限制的劳动实践当作工资和价值的量度，从而使人成为经济活动中的决定性因素。在马克思看来，这一点是蒲鲁东完胜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的地方。而在我们看来，蒲鲁东这种脱离现实经济关系抽象地谈论劳动时间与价值的关系，并不具有现实的可行性，而只是具有外在价值批判的抽象作用。马克思还援引斯密的判断“在私有制确立以前，也就是在不存在私有财产的条件下，劳动时间曾经是工资以及与工资尚无区别的劳动产品的价值的量度”[22]来确证蒲鲁东的正确性，因为马克思本人的思路正是要回复到私有制之前的本真状态。当然，马克思此时还没有看到斯密所谈论的是私有制以前的社会现实状况，而马克思所设想的那种本真的实践活动是脱离一切历史时期与现实关系的空中楼阁。而蒲鲁东对于价值的这一判断刚好正合此时的马克思的心意。甚至，当马克思认为普鲁东“以政治经济学的，因而也是矛盾的形式来恢复”[23]人的权利的时候，认为蒲鲁东在消除私有制的道路上走得还不够彻底。由此可见，如果以理论的抽象程度而言，此时站在人性论立场上的马克思比蒲鲁东更甚。(www.daowen.com)

蒲鲁东的思路从根本上来说也具有唯心主义的理论特征。而此时的马克思也并没有摆脱人本主义异化史观的理论逻辑，虽然马克思在《神圣家族》这一文本的很多地方出现过许多类似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但是仔细分析其上下语境，就发现不能过高估计马克思此时的思想层面。

比如笔者在上文已经分析过的在“批判性的评注2”中的一段阐述私有制灭亡的著名论述：“私有制在自己的经济运动中自己把自己推向灭亡，但是它只有通过不以它为转移的、不自觉的、同它的意志相违背的、为客观事物的本性所制约的发展，只有通过无产阶级作为无产阶级——这种意识到自己在精神上和肉体上贫困的贫困、这种意识到自己的非人性从而把自己消灭的非人性——的产生，才能做到这点。”[24]过去学界据此认为马克思此时已经从客观经济发展的层面看到了私有制的必然灭亡的机制，但是笔者认为，从马克思此处的上下文语境中看，他并不是在对客观经济关系的分析中得出私有制的必然灭亡是历史运动的矛盾结果，而是在费尔巴哈人性论的支点上，套用了黑格尔自我意识的辩证法的模式而得出的结论。在另一段著名的论述中，马克思这样说：“难道批判的批判以为，它不去认识（比如说）某一历史时期的工业和生活本身的直接的生产方式，它就能真正地认识这个历史时期吗？⋯⋯，（笔者注：马克思批判）认为历史的发源地不在尘世的粗糙的物质生产中，而是在天上的云雾中。”[25]确实，马克思此时已经具有这样的观点，即从现实的物质生产、工业、生产方式出发来理解历史，但是，对于物质生产的理解程度决定了马克思此时的理论层次。事实上，马克思此时只是从经验直观的角度来理解物质生产的表象，马克思并不想要深入这一现实过程去研究其内在的超越可能性，而是将其作为回复到共产主义的本真状态所要抛弃的异化阶段。马克思所谓的从物质生产中来理解历史，他真正的用意是要让人们看清这个现实社会的异化特征，即这种异化是现实存在于尘世之中的，而非仅仅是思辨逻辑中的对立。马克思从这种现实的生产方式中只是看到了人性的异化，而没有看到别的。对于此时的马克思来说，现实生产方式的异化就像一件穿在人的本真的对象化劳动身上的衣服，一旦无产阶级的意识觉醒，他就能脱掉这件衣服，回复到本真的对象化劳动。他还不知道在现实的经济关系中，这件异化的衣服与对象化劳动本身是深深融为一体的，这就是黑格尔意义上的“外化”。私有制的灭亡不是无产阶级意识觉醒的直接结果，也不是抽象的这种人的对象化劳动的结果，而是客观经济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这样的观点是与他此时的经济学研究水平相称的。而事实上，这种对于现实物质生产的表象直观的视角是永远无法内生出超越性的批判逻辑的，而只有透过生产方式的表象直观，发现历史运动的内在矛盾机制，才能同时抛掉对异化的批判，和对对象化的依赖，形成彻底的新世界观。

可见，虽然在《神圣家族》这一文本中出现了很多对“物质生产”“生产方式”等等的强调，但是从根本思路上来说，马克思此时的理论层面并没有超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人本主义异化史观。当然，对于现实物质生产的进一步关注和对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深入会引导马克思逐渐完成对人本主义异化史观的彻底解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