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与鲍威尔兄弟和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的比较中，马克思认为蒲鲁东的学说在政治经济学的范围内克服了政治经济学的异化。鲍威尔兄弟将现实中的现象和矛盾转化为思辨哲学的范畴，并在思辨逻辑的演绎中克服了现实的异化状态。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则把私有制作为当然的前提，从不对这一前提加以进一步的研究或质疑。“蒲鲁东则对政治经济学的基础即私有制做了批判的考察，⋯⋯这个进步使政治经济学革命化了，并且第一次使政治经济学有可能成为真正的科学。”[10]

马克思发现，把私有制关系当作合乎人性的经济关系的政治经济学经常与自己的前提——私有制发生矛盾。而事实的研究表明，私有制是一种完全违反人性的制度。当碰到这样那样的矛盾时，政治经济学家也攻击个别形式的私有制，但是大多数情况下，他们都是不顾人性，而在纯粹的经济关系中讨论问题。蒲鲁东结束了政治经济学的这种不自觉的状态，“他认真地对待经济关系的合乎人性的外观，并把它和经济关系的违反人性的现实尖锐地对立起来”[11]。马克思高度评价了蒲鲁东的工作：“蒲鲁东不同于其余的经济学家，他不是把私有制的这种或那种个别形式，而是把整个私有制十分透彻地描述为经济关系的伪造者。从政治经济学观点出发对政治经济学进行批判时所能做的一切，他都已经做了。”[12]在《什么是财产？》一书中，蒲鲁东从“公平”这个抽象法权的理念出发，认为财产所有权是一种盗窃，私有制就是造成贫困的根源。所以蒲鲁东的结论是必须废除财产所有权。蒲鲁东认为，要以“占有”来取代“所有”。在蒲鲁东的著作中，他认为“占有”是与“所有”不同的一种经济制度。米歇尔·奥奇埃-拉里贝认为，蒲鲁东对于“所有”与“占有”这两个概念有着独特的区分方式。他将“所有”认作“万恶之源”，而对“占有”的描述则是完全出于他个人的想象和偏好。米歇尔·奥奇埃-拉里贝分析了传统学界对于“所有”和“占有”这两个术语的内涵界定，认为二者虽然在学理上有区别：所有权是指“一种完整的、绝对的、永久的、可以转移的权利”[13]占有是指“一种事实现象，即离开所有权本身而独立行使所有权的行为”[14]但是蒲鲁东将两者对立起来的做法就会使人迷惑。米歇尔·奥奇埃-拉里贝猜想，可能是占有的以下两个特点让蒲鲁东对占有发生好感：即“有限的期间和占有人在使用托付给他的东西时不得滥用的义务”[15]。蒲鲁东认为，在“占有”的形式下，所有人可以监督“占有权”，可以收回“占有权”，这就使得“占有”受到公平正义的约束。但是在蒲鲁东的书中，所有人就是“社会”，就他同意“遗产制”和“只有在犯罪的情况下才能将占有权收回”[16]的观点看来，他的“占有权”实质上就是“所有权”，只不过是突出了“由社会来限制、监督和分配”的特点。而至于这样的体制究竟应该如何操作，普鲁东并没有给我们提供答案。

普鲁东的观点从平等、正义的抽象法权出发，揭示了政治经济学和私有制本质上的不平等，指出要废除“所有权”，而实行“占有权”。在马克思看来，普鲁东虽然批判了私有制违背平等原则的实质，要求废除私有制，但是他用“平等占有”来代替“所有”，依然是不彻底的，是在异化范围内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和克服。马克思站在人本主义异化史观的层面上，认为要废除私有制，就必须彻底征服人的物役性，必须回复到人与物的这样一种纯粹的本真的关系中：“实物是为人的存在，是人的实物存在，同时也就是人为他人的定在，是他对他人的人的关系，是人对人的社会关系。”[17]在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实践中，他已经超越了这种从抽象法权出发的社会批判阶段。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他就是从平等的罗马共和国的体制幻想中来寻找新的理性国家的原型，但是不久之后，他就意识到所谓的政治平等只不过是资产阶级政治国家的幻象，根植于追逐私利的市民社会的政治国家怎么可能实现真正的政治平等？马克思意识到，只有扬弃了私有制之后的共产主义社会，只有复归于真正的人和费尔巴哈意义上的“社会”，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私有制的不平等现象。

此时马克思虽然已经站在自己的理论平台上表达了对于蒲鲁东思想的不满，但是客观地说，他并没有找到蒲鲁东不可能完成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的根本所在。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这样评价蒲鲁东的观点：(www.daowen.com)

法国社会主义者⋯⋯他们论证说，历史迄今为止企图以适合自由和平等的真实性质的方式来实现自由和平等的一切尝试都失败了，而现在他们，例如蒲鲁东，发现了用这些关系的真正历史来代替他们的虚假历史的真正秘诀。对于这些社会主义者必须这样回答：交换价值，或者确切地说，货币制度，事实上是平等和自由的制度，而在这个制度更进一步的发展中对平等和自由起干扰作用的，是这个制度所固有的干扰，这正好是平等和自由的实现，这种平等和自由证明自己本身就是不平等和不自由。认为交换价值不会发展成为资本，或者说，生产交换价值的劳动不会发展成为雇佣劳动，这是一种虔诚而愚蠢的愿望。这些先生不同于资产阶级辩护论者的地方就是：一方面他们觉察到这种制度所包含的矛盾，另一方面抱有空想主义，不理解资产阶级社会的现实的形态和观念的形态之间必然存在的差别，因而愿意做那种徒劳无益的事情，希望重新实现观念的表现本身，而观念的表现实际上只是这种现实的映象。[18]

虽然蒲鲁东在《什么是财产？》中正确揭示了私有制的本质就是一种盗窃，但是正如米歇尔·奥奇埃-拉里贝所指出的，蒲鲁东的“占有”从根本上来说还是一种所有权。蒲鲁东对于所有权的改良并没有涉及私有制的根本，也不可能动摇其根本。其原因正如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所指出的，所谓的平等、自由的理念传统本身就是奠基于资产阶级社会之上具有欺骗性的意识形态，基于这种意识形态出发对于资产阶级社会的批判性改良是绝不可能动摇这个社会现实的根本的。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虽然已经看到蒲鲁东在政治经济学的范围内不可能完成对政治经济学的根本性批判，但是他是基于自己人性论立场而得出的结论，如果顺着马克思此时的思路，那么只有在那个与现实私有制社会完全割裂的费尔巴哈意义上的“社会”的彼岸，才能完成对私有制的批判，这种脱离资产阶级社会的语境而奢谈人性批判的理论层面是被马克思很快就抛弃了的。而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指出“交换价值不会发展成为资本，或者说，生产交换价值的劳动不会发展成为雇佣劳动，这是一种虔诚而愚蠢的愿望”[19]。这是立足于资产阶级社会的客观经济关系的分析中指出了蒲鲁东这样的法国社会主义者观点的抽象性与虚伪性。

可见，蒲鲁东错误的真正根源并不仅仅在于对于那些政治经济学的范畴作了想象性地错误理解，对于工资、价格、商业、货币这些政治经济学的前提没有自觉进行批判性地剥离，而是在于蒲鲁东根本无法理解这些经济学范畴的本质关系。无法从私有制的本质的经济关系中发现其历史地扬弃自身的客观矛盾动力。而走到《贫困的哲学》中，蒲鲁东只能借助于黑格尔主义建立起经济学的“形而上学体系”。由蒲鲁东的思想历程可以推知，从抽象的理念出发对于现实社会的批判最终还会走回抽象的观念领域。而马克思此时虽然还站在人性论的抽象平台上，但是借助于对黑格尔与青年黑格尔派的持续批判，使得马克思始终警惕着掉入思辨哲学的深渊。随着他对黑格尔哲学越发深刻的研究和领会，也随着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深入，才使得他能够走出抽象的社会批判的问题式框架，完成向历史唯物主义的深刻蜕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