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批判了鲍威尔兄弟用思辨哲学的逻辑方法解读和翻译蒲鲁东《什么是财产？》这一著作所导致的种种谬误。马克思指出：“蒲鲁东的著作就遭到了埃德加尔先生的双重攻击，即通过赋予特征的翻译的暗中攻击和通过批判的评注的公开攻击。我们将看到，埃德加尔先生在翻译时比他在做评注时更为毒辣。”[1]马克思细致地将埃德加·鲍威尔所翻译的蒲鲁东的著作与蒲鲁东本人的观点加以对照，在为蒲鲁东“正名”的同时，突出强调了思辨逻辑的方法是怎样把现实的问题研究导向思辨的虚空之中。在“赋予特征的翻译”中，“批判的蒲鲁东”俨然以一位思辨哲学家的身份在发言，他的著作并不是在研究和批判政治经济学，而是发现了“公平”这一人类历史的“绝对者”的演绎逻辑：“对埃德加尔先生说来，由于蒲鲁东提出了历史上的绝对者，由于他相信公平，所以他就成了神学的对象。”[2]于是，“批判的蒲鲁东”用哲学范畴和思辨逻辑掌握了整个现实并把人的一切活动消融在思辨的辩证法中。他将一切现实中的对立理解为在思辨逻辑内的范畴的对立，并在现实的对立之外的精神活动中创造出能够消融这个对立的整体本身；他将自己看作历史唯一的创造因素，相应地，他蔑视现实的实践，把现实的人看得无限渺小；他教导人们把现实的存在转化为思维的范畴，并在思维中消除这些范畴，也就消除了现实中的存在，从而用思辨的辩证法创造出美丽的新世界。

在“真正的蒲鲁东”的著作中，他发现了贫穷和财产这两个事实之间的内在联系，因此他要求废除财产，以消灭贫困。他还研究了资本的运动怎样造成了贫困的事实。但是到了“批判的蒲鲁东”的这里，他才不关心这些现实中的鸡毛蒜皮的琐事。他“创造性地”发现了“贫困”和“财产”这一对对立的哲学范畴，并基于思辨哲学的一贯逻辑，他将这两个对立范畴融合为一个整体，并且“向这个整体本身询问其存在的前提是什么”[3]。马克思尖锐地指出：“这个问题是多余的，因为批判自己刚刚创造了这个‘整体本身’，可见它的这种创造本身就是这个整体存在的前提。”[4]马克思戳穿了思辨哲学的秘密，所谓扬弃了对立面的统一，在现实中并不存在，这个统一的“绝对者”只不过是思辨哲学家自己想象和创造出来的。如果真的想要研究这种现实中的对立运动，那就不能在这个整体之外去寻找其存在的前提，而应该深入这个对立运动本身之中来寻找其前提。马克思说：

批判的批判既然向“整体本身”去探询其存在的前提，那就等于是用真正神学的方式在这个“整体”之外寻求这些前提。批判的思辨在它似乎正在研究的那个对象以外运动着。贫富之间的这一全部对立正是对立的两个方面的运动，整体存在的前提正是包含在这两个方面的本性中，可是批判的思辨却避不研究这个形成整体的真正的运动，以便给自己留一个机会，说批判的批判作为认识的宁静是高居于两个对立方面之上的，只有它那创造“整体本身”的活动才能消灭它所创造的抽象。[5]

在马克思看来，“无产阶级”和“富有”是两个对立面，它们本身构成一个整体，这个整体就是“私有制”。但是仅仅说明这一点并不能解决问题，关键还要分析这两个对立面究竟在这个对立的整体中占有怎样的位置。马克思指出，对于私有制，对于富有来说，不得不保存其对立面——无产阶级的存在以保证其本身的存在，这是对立的肯定方面；而对于无产阶级来说，不得不消灭自身，以消灭其对立面——私有制，这是对立的否定方面。为什么呢？因为无产阶级和有产阶级都是真正的人的自我异化的阶段，但是有产阶级在这种异化中感到很满足，而无产阶级感到的则是被毁灭。因此，有产阶级作为保守的方面，产生保持对立的运动；而无产阶级作为破坏的方面，产生消灭对立的行动，于是，私有制就在其自己的客观运动中将自己推向了灭亡。而这一客观过程只有在无产阶级意识到自己就是无产阶级的时候，才能发生。埃德加·鲍威尔不愿意承认无产阶级才是历史的创造者，而事实上，并不是因为无产阶级是神才能创造历史，而恰恰因为无产阶级已经完全丧失了人的外观，沦为彻底的“非人”。(www.daowen.com)

埃德加·鲍威尔批判蒲鲁东认为哲学不够实际的观点，他认为哲学是超实际的，并且，“它到现在为止一直不外乎是事物现状的抽象表现；它总是受事物现状的前提所支配，并且总是把这些前提当做某种绝对的东西”[6]。马克思认为，所谓的“超实际”不如说是蔑视实际的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它从过去被费尔巴哈所揭示了的对于现实的抽象的表现发展到今天幻想自己是一种超越了现实的事物和人的存在，它以抽象的自我意识、精神取代了现实的人的位置。按照“批判的批判”的观点，“一切祸害都只在工人们的‘思维’中。⋯⋯它教导工人们说，只要他们在思想中消除了雇佣劳动的想法，只要他们在思想上不再认为自己是雇佣工人，并且按照这种过于丰富的想象，不再设想自己是作为单个的人来支取工钱的，那末他们就会真的不再是雇佣工人了。从这以后，作为绝对的唯心主义者，作为以太的生物，他们自然就可以靠纯思维的以太来生活了”[7]。在批判的批判看到“拥有”和“不拥有”、资本、货币、工资这些哲学范畴的地方，蒲鲁东看到是“群众的、现实的、历史的利益”；所谓的克服和扬弃在批判的批判看来只是最简单的哲学字眼和思维中的转变，但是在蒲鲁东那里是消灭现实异化关系的艰难道路。批判的批判就是通过这种将现实的实践活动归结为抽象的思辨逻辑的过程，“制服了一切群众的对立面”。然而马克思指出：“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8]这种脱离了群众的具体利益的思辨逻辑，必然是得不到群众的支持的。

从马克思对鲍威尔兄弟的思辨逻辑的批判可以看出，马克思始终坚持着他在《博士论文》中即已萌发的想法：运用黑格尔的“本质的意识形式”进行理论上的现实批判活动。他批判青年黑格尔派成员将黑格尔的哲学引向脱离现实的思辨逻辑的深渊，主张将思辨的方法运用到现实的事实过程分析之中，即从现实的事实本身中寻找内在的逻辑联系。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正是这样论述无产阶级与有产阶级的对立导致私有制崩溃的历史过程的。但是不得不指出，马克思虽然是从事实内部在寻找事物运动的根据，但是他所依赖的根据还是人本主义的抽象设定和思辨逻辑的演绎模式，他依然在人本主义异化史观的方法论中徘徊不前。按照此时马克思的逻辑，私有制崩溃的动力在于无产阶级意识到自身的非人性的地位。如果将马克思的论证套用上黑格尔的言说方式，那么私有制的崩溃可以进行这样的逻辑演绎：私有制是分裂为无产阶级和有产阶级两个对立的阶层的分裂阶段，无产阶级面对有产阶级的穷奢极欲与暴力统治的时候，意识到自身的非人地位，于是就有了无产阶级的自我意识。当无产阶级意识到自身的地位，并且意识到有产阶级也不过是依赖于它的一种对立存在的时候，就将有产阶级与它的对立扬弃了，于是私有制的对立阶段就被扬弃了，无产与有产在新的社会阶段实现了最终的统一。正如唐正东教授所指出的：“在1843年夏天至1845年春天这段时间里，马克思事实上只是用‘人’来代替了自己原有的黑格尔主义思路中的‘理性’，而基本的理论思路却没有太大变化。”[9]马克思此时只是援引了费尔巴哈的人性论的支点，套用着黑格尔的思辨逻辑的框架，它并没有真正科学地揭示出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和辩证机制。相应地，马克思批判鲍威尔兄弟的思辨逻辑将历史的动力归结为现实之外的思维的创造，而他本人也是将之归结于人性的悬设，从问题式层面来看，马克思并没有完成方法论上的彻底蜕变。